1985年,陪伴了张仃50年的妻子陈布文,卧床数月不食后,于12月8日凌晨辞世,终年65岁。
在文学艺术领域,她的名气或许没有张仃大,但张仃的成就,绝对有她的一份功劳。
在她最好的年纪,艾青、萧军、丁玲等作家是她的座上宾,王蒙因为她的一封回信,成就了小说《女神》,学者李兆忠是她的忘年交,后为其编撰出版了《春天的来客》。
陈布文先生一生交友甚多,也影响了很多人。
贯穿其一生的洁身自好、理智平静的性格,在她亲朋的许多回忆作品中皆可窥视一二。
她的儿子张朗朗在《我的母亲陈布文》一文便说:我的母亲自幼就与众不同。
陈布文的父亲是晚清秀才,曾经当过镇长,作为当地的为数不多的读过书的乡绅,较早地接受过先进的革命思想,陈父还算开明。
也正如此,陈布文才得以进入常州的学堂上学,直到高中。
在外求学时,因为对文学的热爱,陈布文订阅了大量进步刊物杂志,包括刊登过她作品的,有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
13岁时,她应征《女子月刊》的主题征稿,在获得一等奖的文章《假如我有了爱人》中,清晰地表达了她的爱情观和生活理想,这其中便体现了她的超凡和清醒。
三年后,为了逃避包办婚姻,16岁的陈布文,以参加革命为由,只身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南京,在这里,她遇到了张仃。
陈布文初到南京时,为了生计,曾给《扶轮日报》投稿,而她辛辣的小杂文也颇受读者青睐。
与此同时,张仃独具讽刺、批判的时事漫画也在《扶轮日报》上发表。自然而然,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便相识相爱了。
学者王鲁湘在《大山之子张仃》一文中也提到:他们因为”激进、不满现实、有共同语言”而结合。
他们结婚时,租了城外玄武湖附近的一间民房,置办了几件简单的家具,便在一起共同生活了。
他们生活条件很清苦、简单,但二人却觉得很充实、满足。
那一年,陈布文16岁,张仃19岁。
然而,好景不长,短暂而甜蜜的生活因为战争戛然而止。
1937年,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他们便随着大批文人学者撤退到大后方。
动荡的年代,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
陈布文夫妇先是在西安的抗日艺术宣传队,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后来在一位武汉朋友的推荐下,去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圣地—延安。
同时,带着他们第一个孩子张乔乔。
初到延安时,因为他们”来路不明”,受到过许多不公的待遇,甚至是被孤立、被冷落。
为了抚平张仃的不安和焦虑,陈布文几经努力,让丈夫得到了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当教员的工作,而她自己则照顾家庭,但得空便去文学院旁听。
张仃,作为一个有才华、曾经小有名气的画家,很容易犯艺术家心高气傲的毛病,加上他桀骜不驯的个性,在延安很快便被边缘化。
初到延安时,张仃为艾青、萧军、丁玲等作家画过肖像漫画,后来被人认为是”丑化革命同志”,受到别人的批评。
另一方面,他所追求的毕加索的现代艺术审美风格,与延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思想相悖,就使得他更加苦闷和彷徨。
遭逢如此境遇,开导张仃成了陈布文的一项重要工作。
她每天给丈夫读书念诗,一起分享评品优秀作家的作品,以排解烦恼。
在陈布文的细心陪护下,张仃的情况好了许多。
直到1940年,受张光宇先生的邀请,要去重庆办一本杂志《新美术》。
于是,张仃独自离开延安,前往山城,陈布文和孩子没有随行。
其实,张仃在延安受到冷遇时,陈布文在处理烦乱的日常生活之外,从未停止过学习进步,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作家、知识分子的圈子,偶尔和丁玲他们一起聚会,谈论文学。
这一点,萧军在他的《延安日记》中有过描述,还称赞陈布文有”文学才情”,很有古典文学素养。
只不过,在这段时间里陈布文并没有留下多少作品。
也许是生活牵绊太多,也许是受外部环境影响,限制了她想表达的理想世界。
直到张仃因为时局变化,杂志没有办成功,被迫返回延安之前,陈布文一直是这种状态。
但是,生活的苦难并没有给这个家庭更多的喘息机会。
张仃回到延安后,延安正在搞一场以肃清革命队伍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很多投身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张仃也深陷其中。
张仃早年在南京下过狱,后来又被国民政府无罪释放,这件事使他被被质疑为”特务”,尽管陈布文为他据理力争,但依然于事无补。
后来,张仃也因为拒不承认”特务”的罪名,被强行管制起来。
而他的创作之路,也因此终止了,哪怕是解除管制之后,张仃再也没有从事美术创作,转而投身美术设计上。
这也为他在建国前后,参与新中国的国徽、纪念邮票等设计奠定了基础。
而此时的陈布文,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身份,依旧秉持着平淡冲和,清新轻逸的写作风格,生活中,依然是好妈妈、好妻子。
抗战胜利后,为响应国家”开发东北”的号召,夫妻二人又携家带口前往东北,这一待又是很多年。
据张朗朗回忆,刚开始因为父母的工作系统不同,父亲张仃在哈尔滨的《东北画报》当主编,母亲陈布文在佳木斯当记者。
那时候,虽然工作很忙碌。但陈布文特别注重孩子们的教育,时刻让他们感悟文学的力量,
张朗朗在他的回忆文章里,也提到过母亲经常绘声绘色地讲小说《简·爱》,读鲁迅翻译的苏联小说《毁灭》,还有许多国外优秀诗人的诗歌等等。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仃作为”首席设计师”回到北京,参与了国徽、纪念邮票的设计,陈布文则在国务院工作,是周总理的机要秘书。
在北京团聚的日子里,每每闲暇之时,陈布文在家里当主持,和孩子们一起玩猜谜语、对对联、讲故事等,张仃画几幅画,一起品鉴游戏,始终营造着一个文学艺术的氛围。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陈布文再次选择回归家庭,当起一个身份是作家的家庭妇女。
一边相夫教子,一边创作着她的星星点点的”抽屉文学”。
此时的张仃已家庭的无后顾之忧,事业也更上一层楼。
他还在巴黎见到了少年时期的偶像毕加索,后来成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
此时的张仃可谓是意气风发,与之交往交流的人不在少数,这其中便有诗人灰娃。
直到1966年,那场十年浩劫来临。
作为美术学院最年轻的院长,前卫的教学方式,追求毕加索现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张仃,在一夜之间跌入深渊。
接下来张仃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大部分倾注心血的作品和个人收藏被毁,少部分交由灰娃保管。
这些打击对于张仃来说是致命的,身体上被折磨,精神上也受到摧残,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敏感、脆弱。
陈布文又一次陪伴在身旁。
白天,她叮嘱孩子们轮流看着张仃,密切关注他的情绪变化,防止他被打,或是自杀。
晚上,她给张仃读鲁迅、雨果等文学大家的作品,抄写品评喜爱的诗歌,以抚慰他的心灵,不断地鼓励他振作起来。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约上一二好友,寻一处私密且安静的地方见面聊天,开解张仃的心结。
不久之后,张仃被送往到河北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孩子们也被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1974年,张仃因病获准回北京治疗,但此时,他的工作、户口、房子都没有了,只有一身病痛和一颗如死灰般的心。
即便如此,不离不弃的陈布文在北京香山租了一处破旧的房子,陪着他静心养病。
动乱结束后,在妻子的悉心照顾下,张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如枯木逢春,重新开始了艺术创作。
就是从这里开始,张仃开启了焦墨山水风格画的路,他的艺术事业达到了另一个高峰。
有这样的结果,自然少不了陈布文全身心的支持和投入。
但是,任何亲密关系都需要一个磨合、相融的过程,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
虽然张仃和陈布文夫妻二人风雨共济、相濡以沫五十年,但性格差异、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的不同,也曾发生过激烈的碰撞。
陈布文的一生,洁身自好、与人为善,跟着丈夫几经沉浮,她也始终保持着内心的秩序。
在北京香山的那段时间,不少文人朋友前往小屋探望,这其中便有灰娃。
灰娃与张仃、陈布文的结缘从延安就开始了。
当时,12岁的灰娃是延安”儿童艺术学园”的小学童,这夫妻二人是灰娃的老师。
陈布文是喜欢这个小妹妹的,建国后,他们恢复联系,在北京上学的灰娃便成了他们家的常客。
六十年代,陈布文创作的短篇小说《曼莉的爱情故事》,里面的主人公曼莉,便有灰娃的影子,足见陈布文对灰娃的怜爱。
灰娃在张仃到河北农场劳动时,也曾去看望过已心灰意冷的张仃,鼓励他活下去,勇敢地看看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只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会成为陈布文之后”绝食”的导火索。
1985年,一个偶然间,陈布文发现张仃的一些信件和诗作似乎有些特别,特别是上面流露出的情感。
陈布文一生清醒冷静、洁身自好,这件事情之后,她内心的绝望和打击,是过去任何一件事不能与之相比的。
爱之深,责之切。一辈子坦荡潇洒如陈布文,也终究过不去感情这道坎——
“我们好像石头与铁,一碰就冒出火花!过去,总碰,总在燃烧,总在损毁着自己和对方……
现在,如果好了,就是不碰了,互相让,努力忍让,成为习惯,也许,即所谓休养吧……
似乎这两种气质,根本是不可相容的,万一,竟能形容了,就永不相离了。
因为这种相容,通过痛苦与斗争,经过重新冶炼,成为一种新的物质,比黄金还贵重,比钻石还坚硬,任何质量,相形比较,都低下去了…… ”
现实一向如此,曾经的相爱与陪伴、忍让与斗争,无法相融的事实,足以摧毁最后一道防线。
最后,当曾经受过陈布文关爱的后辈问起:”陈老师得了什么病?”
大女儿陈乔乔只回:”厌食症。”
面对儿子陈朗朗的恳求,陈布文也只是简单的说不愿再苟延残喘下去,生而何欢,死而何悲?
她的生命在倒计时,选择放下,即便是最决绝的方式,表现出的状态依然是这么的平静。
不久后,陈布文离世。质本洁来还洁去,临终前,只留给子女一句遗嘱:”忘掉一切,各自开辟新的生活。”
在陈布文逝去一年后,张仃便继娶了诗人灰娃。
灰娃后来曾在访谈中谈到,是张仃没有独自生活能力,让孩子们去找她,两人才结合的。
张仃在危难之时,把一部分作品交给灰娃保管,足可见张仃对她的信任。
在那段时期,灰娃敢于接下这份重托,也可见她心中对张仃的深爱。
如今斯人已逝,那段历史已经化作尘埃,是非对错,我们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