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汗漫：岭上多白云

岭上多白云

文丨汗漫

沿着南山路随意走。

西湖上游船点点，是古代画舫形制。对岸，宝石山、南山层层叠叠的轮廓，依然是古代形制，苏东坡、白居易、林和靖见过，我见了，与前人情愫贯通就有了这坚定不移的中介。路上行人缤纷，着装时尚，各自心中能有几分古意荡漾，就不知道了。当下，九月，湖中荷叶，边缘开始加速枯黄，核心处的绿依然强悍，抵御秋寒。偶尔有水鸟飞掠而下，把荷叶当成了颤动不已的停机坪。

浙江美术馆前，一个广告牌吸引视线——“岭上多白云：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作品展”。汪曾祺在水彩中手捏香烟，俯瞰我戴口罩走进大厅，表情无变化。

我知道汪先生有三大爱好：写写字，做做饭，画画虫鸟花卉。

写字。汪曾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即作为青年作家，在昆明、上海初露头角，像西湖春天里的嫩绿荷叶。五十年代入京，参加土改工作团，在《民间文学》杂志当编辑，戴“右派”帽子，去张家口外的坝上草原，在一家农业研究所劳动四年。摘掉帽子，进入北京京剧团，受命写现代京剧剧本。改写的《沙家浜》中的著名唱段《智斗》：“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常作为当下各种聚会场合的即兴表演小品，激起笑声一片、感慨万端。八十年代起，他有《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小说相继发表，绘出江南风情图，延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一脉风致，在古旧中现新异，于平淡中见惊艳。正是“五四”以后的语言实验，使我们不必再用古人话语风格或革命家言说方式，来叙述现代世俗生活。感谢前贤。

做饭。他每天提着袋子到菜市场转悠，根据眼前食材构思菜谱，像作家根据掌握的素材构思文章。“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汪曾祺把菜市场当成心理治疗室，去一趟，心中的忧烦就缓释许多。他基本不让妻子施松卿进厨房。家常食材，改变操作手法，锅中、盘中、碗中的色彩与滋味，焕然一新，摆脱了既往口舌感受中的陈词滥调。“辞必己出嘛，哈哈……”他这样端着菜盘子自我调侃，朋友们边吃边举大拇指，“味道好，好文章，哈哈……”他在坝上劳动期间，某日，采到一大朵蘑菇，惊喜万分，晾晒后收藏起来。回北京，背着干蘑菇，一路小心翼翼。进门，为全家做一锅回肠荡气的蘑菇汤。家人赞美。先生越发兴致勃勃，买菜、做饭、看大家饕餮，用围裙擦擦手，点燃烟，神游八方。他有秘诀：“粗菜细做。”比如，用大虾与土豆相依偎，出人意料，境界高迥。我当然没资格吃他做的饭，就埋头看其所写菜谱，如读明清小品。苦辣酸甜臭麻咸，喜怒哀乐悲恐惊，滋味一同。

画画。汪曾祺的父亲就是画家，在高邮小城一处深宅大院里，画画、刻章、写诗、喝酒，偶尔到自家在街头所开药铺转转，再到小城外的大淖、古塔边站站，风吹长衫或棉袍。受父亲影响，汪曾祺幼年有作画心愿，时常揣摩苏州陈白阳、扬州李复堂这些江南明清文人的画作。一九三九年，自上海经香港、越南，曲折抵达昆明求学。报考国立艺专美术专业，未被录取。想起口袋里装着屠格涅夫、沈从文的小说，遂入西南联大中文系，认识老师沈从文、同学穆旦、萧珊等等。作文之余，时时随意涂抹花鸟虫鱼、土豆白菜，消遣复散心。晚年，他最喜欢的读物，仍是四十年代末在上海所买的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六十岁重新开始写小说，依旧大密度作画，被赞曰“文人画”。求画者多多，有求必应，腾出书桌一角就画。为林斤澜画荷叶，绿颜料不够用，就进厨房端出半碗菠菜汁，涂上去，那画面就隐隐有醋意，像在嫉妒那一朵荷花的美。观画者感叹：“生活气息多浓郁啊，原生态——怎么画的？”汪曾祺嘿嘿嘿嘿笑，不言。

庚子年，疫情未了，忧心忡忡。我在西湖边偶遇汪曾祺，喜悦起来。想到苏东坡，忽觉得，苏与汪一古一今相似度颇高：都写字、做饭、画画，名动天下，都曾处于话语中心、受挫、被贬于边缘，都因饮酒或吃冷饮而肠胃崩溃、遽然辞世，都怀着、表达着、遗存着对尘世万物的爱意深情。苏东坡在修筑苏堤、治理西湖期间，发明东坡肉，成为杭州城一道名菜。儿子苏过发明一种点心，东坡大喜，写诗，标题漫长：《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汪曾祺也忽出新意，在西湖边为友人做“汪氏豆腐”，众口称赞。饭店里，老板与服务员排队求画。他需要喝一点酒，脸色红起来，兴致高涨，就一张一张画，不分对方身份贵贱。

也是在杭州，九十年代，一次新书发布会，汪曾祺、马原、吴亮联袂为读者签名。汪曾祺面前队伍最长，女读者最多。吴亮头发纷披，嫉妒道：“世道变了，老人家吃香了？” 马原眼睛孩童一样明亮，安慰他：“放心，我们也会老的。”两人大笑。汪曾祺一惊，抬起头，不明所以，对着两个年轻人嘿嘿嘿嘿一乐，复低头，为读者签名。他不是简单签一个“汪曾祺”就敷衍了事，而是问清对方姓名写上去，后缀以“指教”“雅正”一类谦辞，且随手结合对方姓名画一幅小画：对方名字中有“马”字，就画一匹马；有“珊”字，就画一个珊瑚笔架；有“莲”字，就画一朵莲花……

这细节，也像苏东坡，充满体贴与温情。一个人的笔墨有无魅力，秘密正在于此吧。

汪曾祺受教于沈从文的一个指点：“贴着人物写。”就是贴近所写人物的内心去写，合于世道遭际苍狗白云。短篇小说《大淖记事》中，十一子被保安队毒打，巧云端来一碗尿碱汤让他喝了，醒过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读到这里，让我心头一热、眼睛一热。一个关于爱的细节。不论汪曾祺，还是巧云，能够与他人“情声合，两无违”，对爱充满想象力和表达力，才能成为纸墨间的好作家、烟火深巷中的好男女。

某年，汪曾祺在北京街头看见艺人用竹棍抽打猴子，猴子流着眼泪翻跟头。汪曾祺愣愣地看着，问女儿：“不知猴子怎么想的？”猴戏散了，没有一个看客掏钱。汪曾祺走上前问艺人：“挣得多吗？”艺人沮丧：“不够吃的。”汪曾祺说：“我请你吃顿饭吧，半斤猪头肉，二两白酒，再来几个馒头给猴子吃，够不够？”那艺人呆呆盯着汪曾祺，忽然拎起猴子、提着锣，急匆匆而去，走远了才回头看一眼。汪曾祺皱眉叹口气，问女儿：“我话没说好？”

美术馆二楼大厅，观画者不少。一概戴口罩，像白云，安抚疫情期的脸。

汪曾祺一九九七年去世，不知新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但“千变万化皆天机”，顺应于种种变化并勉力创造变化，是他赞许的态度吧。何况“岭上多白云”，这景象千古未变，使后生吾辈葆有定力，不至于在多端变局里无计无措。

浙江美术馆举办这一画展，是汪曾祺生前与身后的首次画展。展出作品，由汪家后人从书柜、衣柜中翻检出来加以装裱而成。他往往把最满意的作品赠予友人，那些作品自然也就没有在美术馆中出现。眼前，画面下的纸张品质也差异不小。好纸，是朋友送他的；差一些的纸，是自己买来随意写写画画的，像平淡亲切的家常菜。

题材大都是花木虫鸟。人物画只有一幅《子瞻样》，子瞻或者说东坡，站在一棵树下沉思，身姿清癯，不胖，尚处于没有研究美食制作的青春期？规格大多是尺幅小品，受制于汪曾祺位于北京蒲黄榆家中的书桌。他没有堂皇画室。大幅作品，伏在地板上一挥而就，家人经过，须跳跃闪避、戏谑。他嘿嘿嘿嘿自我欣赏一番，待画晾干，就卷起来扔在书柜上，抽烟、盯着天花板、摇荡着腿，去想小说中的人与事了。房间墙壁被烟熏得像他手指一样，褐黄。想着想着，眼睛木木着亮起来。家人就小声嘀咕：“老母鸡要下蛋了，安静，安静。”这个“老母鸡”就埋头于书桌“下蛋”，一篇好文章就“咯咯嗒”“咯咯嗒”问世了。

汪曾祺从没有以画谋财的心机。其笔墨，完全是写作之余内心的散放，自由复自治，这恰恰是文人画与商业画差异所在——不取媚于世人，独与天地自我相往来。苏轼、黄庭坚如此，吴镇、倪瓒亦如此，即便困顿不堪也拒绝以卖画求生存。他们是文人画的源头期人物，创造一种画风，其实就是创造一种人格。当下，许多作家操持水墨油彩，自称画文人画，并试图进入市场。他们或许不明白：文人画难在有文、贵在有人，文须佳，人贵真醇，非率尔操觚者所能为。

“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汪曾祺如是说，是谦谦君子言，也是磊磊孤傲者独白——孤独的白，岭上云朵的白，来自秦、汉、魏、晋、南北朝……那个在云朵间获得愉悦感的陶弘景，汪曾祺喜欢。苏东坡也喜欢白云。某日，“余自城中还，道中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以手掇，开笼收其中，归家，云盈笼，开而放之”，将云朵归还山中，并作诗：“云兮汝归山，无使达官怕。”达官为何怕？东坡未明说。大概怕以云朵对比出一己的凝滞、污痕、不自在。

展厅安静，偶尔看到教授模样的人，为几个年轻学子解读。我慢慢走，慢慢看，如同在逶迤峰岭上看白云。与画面中花朵、蔬菜、鸟虫、树木等事物的距离，大概就是汪曾祺三十年前与这些画面的距离。姿势也应大致相似，半弯下腰，摘掉眼镜。当然，在美术馆，我不能像他那样点燃一支烟。

两枝紫薇花，在风中纷乱纠缠在一起。这画面上方，是汪曾祺落款：“紫薇花对紫薇郎。此画殊无章法，紫薇亦无章法。”无章无法，得解放，画画如此作文亦如此。随风吹而动静起伏就美好，紫薇如此，岭上白云亦如此。“紫薇郎”是唐代官职一种，但我想误读成“紫薇的新郎”，汪曾祺会同意并嘿嘿一笑吧？

一只蜻蜓，从一盏灯似的荷花上空，振翅而起。寥寥七八笔，画出一幅《蜻蜓荷花》。汪曾祺在右侧题款：“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等水开时而作。”我笑了。他慢性子，悠悠然作此画，蜻蜓急性子，等不及水开面熟就飞了——西湖上的天色吸引了它？汪曾祺爱吃面，有此为证。画画也属餐桌、书桌之间的即兴之作。另一幅画也可为此作证。“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午炊将熟曾祺遣兴”，这午炊期间的遣兴之作，画的是一茎高枝，开四朵紫花，立一只敛翅小鸟——“老来渐少登临兴，不上西山鬼见愁”，这另一行题款，似替小鸟旁白，实乃夫子自道。

汪曾祺用画画作日记。“夏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气闷热”。题款旁，是两叶芭蕉、一枝紫藤。他爱画紫藤。一九八四年五一节，画兴大发，作十幅画，最后一幅画就是满纸紫藤，题款曰：“后院有紫藤一架无人管理，任其恣意攀盘而极旺茂，花盛时仰卧架下，使人醺然有醉意。”这写在宣纸上的文字，如苏东坡、张岱、归有光等人文章，使我醺然有醉意。

一九八二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鉴赏家》中，汪曾祺这样写到紫藤与画家：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诗：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乱。

汪曾祺的语言，就是风，暮春初夏时节的风，《诗经》“风”“雅”“颂”中的风，送来小温暖大感慨。他的笔，钢笔与画笔，吹着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坝上草原，这些他一生中长久停顿过的地方。起风了，万象俯仰且清新，摆脱死寂、浑浊和绝望。

他用画和文章，回忆一生中经历过的地方。没有这些途中的景象人事，当代文学就没有一个汪曾祺。“要改变语言，就要改变命运。”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的这句话，汪曾祺可能不熟悉，但一定会认同。对于被打成“右派”遣放坝上草原，挖粪、赶车、扛麻袋，他从未抱怨。“没这经历，这辈子就太平淡了，如何写作？”背着药筒给果树喷洒波尔多液时，他也在审美、低语：“颜色浅蓝如晴空啊。”当大雪封门，几十个工人、农人在大通铺宿舍里打牌、吹牛、高唱梆子戏，他在马灯下读书，画《中国马铃薯图谱》，给幼子用拼音写信、作诗：“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一九六一年底，回北京，身子骨比从前还壮实几分。正是坝上经验，使他写出短篇小说《羊舍一夕》《七里茶坊》《黄油烙饼》等。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与散文，界限模糊，延续中国文章的宽阔传统。摆脱小说家惯常喜欢的戏剧性、惊悚、突转等手段，兀自在平淡中掀波澜。风吹水面，暗含深渊，文字就有了入心动人的力量。因大多数人的日常，就是这样风吹水面、暗含深渊。其散文，却充满细节和人物，近于小说。我愿意把他的小说、散文统称为“文章”。

画中有文章，文章中有画，汪曾祺的文与画里有阵阵风吹，让紫藤、野草、蔷薇、菊花、柳树等寻常花木，以及那些花木般的卑微者，激动、感动、生动。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

《詹大胖子》中这段描写，完全就是一幅画，风吹着一大团白花夹杂着一些粉红，一吹一哆嗦。

他也屡屡画莲蓬。《受戒》中，明海跟着舅舅进县城，穿过“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到河边乘船，“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她就是小英子，两个人认识了，“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这莲蓬，一扔一接，多么重要。是莲蓬，而不是苹果、香蕉、巧克力其他食物，多么准确。我猜想，汪先生写到此处，也会对自己很满意，点一支烟，盯着天花板，想着接下来如何发展这两个孩子的故事。写完，乘兴研墨，去画一个、两个莲蓬，把一张纸撑得满当当，像西湖，像女孩子半青半熟的胸脯。

在《受戒》中，汪曾祺同样展现出对底层生活知识的熟稔。

常做的法事是放焰口。正规的焰口是十个人。一个正座，一个敲鼓的，两边一边四个。人少了，八个，一边三个，也凑合了。

荸荠庵只有四个和尚，要放整焰口就得和别的庙里合伙。

这也是一幅画，风俗画，工笔画，有人物，胖瘦高低，立着坐着。除寺庙外，先生写过数十种行当，药铺、卤杂摊、米店、烟店、剧团……如何经营运作、往来人情，他都能细微、逼真地叙说还原。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凝视着、保存着一个民间的南方中国。他笔下的明海也会画画。念经、做法事之余，明海对着《芥子园》描描涂涂，被邀请给鞋子画绣花图案，到小英子家的合理性就有了。明海对照着小英子采来的花来画画，石榴、栀子、凤仙、石竹子、水蓼、蜡梅等花朵，从纸上，画到衣服上、帐子上。这样画着、来往着，明海在小英子眼里，就“一十三省数第一”了。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那脚印，也是一幅画，小英子用脚画在田埂上，让小和尚“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汪曾祺在写他“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吧？《受戒》的最后这样落款：“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四十三年前”，一九三七年，十七岁，他在故乡小城里跟着父亲读书、画画、放风筝、唱戏、喝酒。“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这样对儿子说，两个人相对嘿嘿嘿嘿笑。喜欢一个江阴女孩，暑假埋头写情书，父亲竟然也站在旁边指点：“嗯，这样写，好！”他作文在学校里一直得满分，情书在江阴女孩那里却没得满分。一个高邮少年就揣着初恋的梦，踏上去昆明、去暮年的迢迢长路。

我曾去高邮小城游荡。运河边，那一座古塔依旧，往来船舶依旧，大淖依旧，但汪曾祺笔下“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的强悍女子，不见了。东大街已更名为“人民路”。汪曾祺上学必经东大街，一路遇见戴车匠、侯银匠、如意楼……这些店铺不复再现。一个新铺子，打着“汪曾祺《异秉》中王二家的熏烧”的旗号，排队食客不少，都是冲着小说的“广告”去的吧。《异秉》中的药店“保全堂”，是汪曾祺家的产业，非虚构。门前楹联，是他祖父斟酌确定的“保我黎民，全登寿域”。现在，保全堂成为景点，游客在药店内进出顾盼，没一丝痛苦求药的表情。

汪曾祺父亲名为“汪菊生”。汪曾祺也爱画菊花。墨菊、白菊、黄菊、红菊，在浙江美术馆墙壁上，一张又一张开放。画菊花的时候，他会想起父亲吧，心里就一阵阵难过吧。

施松卿从晚霞里牵出一匹马，朝汪曾祺走来。

马是大白马，比施松卿高出两头，但温顺，湿漉漉的大眼里，反映着昆明郊区的云朵。施松卿摸摸马背，马背也像山岭，岭上多白云，云南的云。她咔嚓咔嚓吃胡萝卜，马低头看看，打着响鼻。施松卿笑了，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胡萝卜，举到马嘴边，大白马也咔嚓咔嚓吃起来，嘴角喷出萝卜汁，像榨汁机。施松卿的脸溅上萝卜汁，咯咯咯咯笑。昆明的胡萝卜甜、便宜，她当成水果吃。

汪曾祺坐在建设中学校园外一棵树下，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沈从文的《沈从文小说选》。这两本旧书，他从高邮带到昆明，书边都破损了。远远看见女友——一个瘦弱多病的美人，就心软着、热着，高声问：“哪里来的马？”施松卿也高声回答：“兵营里跑出来的，成野马了，没人要，我要，我喜欢！”汪曾祺喊：“养不起啊！”施松卿应：“养几天是几天，好不好？”汪曾祺答：“好，好——”

这景象，汪曾祺记一辈子，写在文章里，画在画里——两个红萝卜。

汪曾祺的画《春城无处不飞花》，一片乱绿中飞红点点，我认不出是不是木香花。昆明常见木香花，汪曾祺文章里常写。

与同学朱德熙喝酒，一碟猪头肉，两个绿陶高杯。窗外天井里，雨后，一棵木香树显得沉甸甸的。这是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一天，汪曾祺又失恋了，郁郁无生气。喜欢在宿舍操胡琴唱昆曲，半夜在树下吹笛子，逃课到茶馆里写作，跑警报时到松树林里找松子吃，醉倒在街头被沈从文喊两个人帮忙抬回学校，这样一个狂放书生能有什么前途？寻常女子看不出来。朱德熙就请他喝酒，宽慰：“天涯何处无芳草？”汪曾祺大醉一场。

不寻常的施松卿出现在汪曾祺眼前，芳草萋萋。“我一看见，就知道他有才。”多年后，她这样对儿女说，一脸骄傲。

施松卿也是西南联大学生，最初学物理，与李政道、杨振宁是同学，后因肺病休学一年。复学后，改习英语专业，与中文专业的汪曾祺并无交集。这个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的华侨女儿，与冰心一样，祖籍为福建长乐。长相也似冰心，淡眉细眼，高鼻梁，瘦，干干净净，一副慵懒妩媚模样，在人群中很醒目。追求她的男同学很多，比如袁可嘉。被拒绝，袁可嘉就成了失意感强烈的诗人，“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一九四四年，汪曾祺、施松卿来到建设中学教书、热恋。薪水微薄。汪曾祺想办法给施松卿做好吃的，揉面时也在思考：“水和面粉两不相干，揉啊揉，揉得软熟、筋道，有劲儿，才好吃。写文章同理！也得揉，揉啊揉……”施松卿在一旁啃着胡萝卜，咯咯笑。汪曾祺这一时期的小说完全非虚构，其中女子“S”，就是施松卿。老师沈从文读了，到处赞扬这个门生：“前途广大，前途广大！”一九四六年七月，汪曾祺、施松卿乘船经越南到香港后，施松卿回福建省亲，汪曾祺牙疼着、心乱着去上海另谋职业。分别时，施松卿哭了，从船上扔给岸上的汪曾祺一本书，书里夹着刚写的纸条：“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在上海，前途逼仄、毫无广大征兆的汪曾祺，走投无路，欲自杀。沈从文急忙从北京来信斥责：“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介绍汪曾祺到致远中学教书。正是在这一中学，汪曾祺埋头写小说。一九四八年的梅雨，滴滴答答敲在铁皮屋顶，像一声声叩问，指点迷津。他把一九四一年写于昆明的《灯下》，改写成第二版本的《异秉》，发表了。一九八〇年，他又改写出第三个版本的《异秉》，使其成为与《受戒》齐名的代表作。一个高邮少年，终究显现出奇异的禀赋，没有辜负沈从文的预言和杜甫、赵翼的感叹：“暮年诗赋动江关。”“赋到沧桑句便工。”

没有施松卿，汪曾祺是什么样子，难以想象；没有沈从文，汪曾祺是什么样子，难以想象。

我喜欢汪曾祺为沈从文写出的两篇好文章。

一篇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写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送给老师看了，老师微笑着，点点头，知道学生在以这种形式致敬，表达感激。这篇文章，汪曾祺生前并未发表，不知何故。二〇〇九年，《收获》第三期推出后，读者才得以了解汪曾祺眼中的沈从文，字里行间，静水流深。他说，沈从文是“用手来思索的人”，口拙而笔劲。“沈先生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对美的东西有着一种炽热的、生理的、近乎肉欲的感情。美使他惊奇，使他悲伤，使他沉醉。”汪曾祺这些话，像谈他自己。文中细节活泼有趣，如，沈从文喜欢读书时在空白处随意写，“雨季已过，无虹可看矣。”“某月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汪曾祺就借此猜想老师当时心境起伏。文章结尾，他给老师做结论：“你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沈从文微笑着，没否认。有意味的是，一九八三年四月，他在给友人信里，作自画像：“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把自己与老师叠加融汇了。他的确把沈从文视为精神父亲。“中国式的”这一定语，强调了一个唯美重义的抒情者，与一个持续阵痛的古老国度之间的血肉关联。一九八七年，在美国爱荷华州聂华苓家，与郑愁予、陈映真、蒋勋等华人作家欢聚，酒后合唱《松花江上》，系着红领带的汪曾祺哭了。

另一篇是祭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写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沈从文只能在天堂里凑近月光读。结尾，尤其动人，酷似归有光的《项脊轩志》：

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一九九七年五月，汪曾祺由于饮酒而肠胃大出血，医治无效，追随老师而去。临终前，望着窗外，他问施松卿和儿女：“杏儿是不是该熟了？”

用这样抒情的话，为这样一个人的生命结尾，真好。

暮色里，我和杭州友人踩着二百三十六级石阶，来到宝石山顶“纯真年代”书吧。室内坐满读书人。转身，在门外大香樟树下坐定，喝茶，吃点心。宝石山峰顶那一座精致的保俶塔，很近，像一支笔，在书写着山果落、草虫鸣、桂花香？白堤、断桥、雷峰塔，在低处，灯火燃起，西湖像一大碗好粥、好茶、好酒。

宝石山不高，与西湖比例和谐，不至于给山下人烟带来压迫感，登山者也不觉得太累。汪曾祺应该爬过这座山，但不会见到这书吧。它二〇〇九年才出现，一个爱情故事，随之满城流传。作家盛子潮倾尽家财，为生重病的妻子朱锦绣建起书吧，使其有一个安放身心的地方。书吧名字，来自朱锦绣喜爱的美国电影《纯真年代》。这是杭州乃至中国的第一个书吧，把书店、咖啡馆、餐厅三者功能结合在一起，使大脑沟回与舌尖味蕾联通互动。在书吧里忙碌着，朱锦绣渐渐康复。盛子潮却在二〇一三年因癌症去世。这些年，朱锦绣守着书吧，把这山顶的书卷、灯火、清风，当成一个纯真爱人，守望着。

一座城市，一个年代，需要这样美好的故事，让人们对爱、对生活抱持信念而不至于孤绝。有这样的故事，写下来，是散文；没这样的故事，写出来，是小说。总之，要写，一个作家的存在价值即在于此。“美好的事物应该长存。”这是沈从文的话，汪曾祺时常重述这句话。

“看山揽锦绣，望湖问子潮。”莫言为书吧所题楹联，挂在书吧门前。他应该来过这里，看山望湖意难平。

这些年，我屡屡到杭州，在湖光山色里沉溺两天，再乘火车返回上海的芜杂喧嚣，绷紧神经，投入市场竞争。每次来，住湖边旅馆，看湖中荷叶幼小着、葱茏着、枯萎着。到附近巷子里吃醋鱼、臭鳜鱼、东坡肉，想想东坡、汪曾祺。汪曾祺的美食文章，不敢在深夜读，读了，睡不着，或睡相难看。他也读袁枚的《随园食单》，嘿嘿笑，“这家伙，显然不会做菜，动口不动手。”

除了那一年来杭州参加新书发布会，汪曾祺还途经这座城市去桐庐、永嘉等地，采风、喝酒、写文章，很开心。登楼或上山，若有女孩们搀着胳膊就更开心。但他频繁来杭州游走，还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任教期间，坐火车，哐通哐通哐通哐通，到西湖边，看苏小小墓、苏堤，喝龙井茶，去知味观吃了名菜炸响铃，饮黄酒，想想东坡、秦少游，就重新热爱生活。返回上海写小说，常结伴与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穆旦、刘北汜，去巴金家蹭饭、聊天。与好友黄裳、黄永玉搭着肩膀逛马路，被红灯笼下的女人媚眼盯着，大笑而过，说着“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后来，被打成“右派”，又被“控制使用”写剧本，听江青说“小萝卜去皮，真是煞风景”等闲言恶语，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革”后接受审查数年终还清白……无论履薄临深，均不复有自杀念头，为八十年代以后老树花发，固根蓄力。

“远行者必有故事。”这是本雅明阐释过的一句德国俗语。汪曾祺就是一个苍茫远行者，归来，穿过复杂的世俗经验，像水手或骑手，在故事的讲述中重新获得天真。我看到过两张照片：一张，八十年代初，作家采风团的旅行车上，众人仰脸盯着镜头，汪曾祺戴一顶圆边软帽，目光警觉如兔子，旁边的林斤澜微笑着；另一张，九十年代，汪曾祺穿着油迹斑斑的围裙，端一盘刚蒸好的鸡，欢笑着，眼神少年般干净。

同样是高邮人的秦少游，也是远行者，文路与仕途，追随渐行渐远的东坡。有《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一诗，可佐证二人友情。显然，他与东坡，都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召唤着一代代后世后生。《鹊桥仙》一词中有名句：“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汪曾祺写《大淖记事》，为女孩巧云起名的时候，一定想到了秦少游。没有云，何来雨？没有云和雨，这人间万物如何绵延赓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少游这一著名问句，古今中国人都知道、都懂、都伤心，杭州人更知道、更懂、更伤心——西湖上，那断桥如鹊桥，来来往往的男女，像许仙、白娘子？不论深情或绝情，都需要举伞、借伞，需要一场雨又一场雨，协助一对男女推进、确认、澄清彼此间关系。

在上海，我寻找过汪曾祺早年任教的致远中学，无果。按那篇散文般的短篇小说《星期天》的描述，学校位置，应处于今天的延中绿地，周围是高架桥、成都路、南京路、淮海路、长乐路。满耳鸟鸣泉响。大片金银花，一种白色里夹杂着黄色的花，汪曾祺写过、画过。

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

靠雨声和听觉怀想往事，靠白糖莲心粥和味觉，确认处境：“我现在在上海。”这是汪曾祺提供的方法，犹似玛德莱纳小点心之于普鲁斯特，对我同样有用。我的确在延中绿地旁弄堂里，喝过一碗白糖莲心粥。

夜色深了，登上宝石山来书吧的人多起来，个个英俊美好，的确像纯真年代里的人。门口有广告，一个著名作家的新书发布会，今晚将在这里举行。朋友点了两碗虾爆鳝面，“吃了这碗面，你才算是坐在杭州！”像汪曾祺说的话。我们吃着，偶尔抬眼看看低处的西湖。西湖水滋味万千，是绵软的，也是酸楚的、凛冽的。

下山，另换一条路线。半山间，一黑色大门紧闭，两侧有对联：“分葛仙片席，结逋老芳邻。”有隐逸气、孤高心，但真正的隐者高士，可能不需要这样一副对联来言志寄慨。过抱朴道院，黄墙内，有一棵枇杷树结着累累果实，在路灯下闪烁金黄。我有一本汪曾祺的《晚翠集》。他的确是枇杷一般晚翠的人。“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蚤凋。”这是《千字文》里的句子，中国式的美好句子。正是诗经、离骚、古诗十九首、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文，正是鲁迅、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造就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禀赋与抒情方式。想到这些，内心充满感激与暖意。

九月末了，白露之后是秋分。在西湖边，遇到汪曾祺、枇杷树及其他，在旅馆里低头写下这些散乱文字，忽觉得白纸如云、黑字连绵如峰岭——风吹岭上多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