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出版的前前后后
文丨陈忠实
一
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
一封期待了4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
这部书稿是1992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写完最后一句话的。我只告诉给我的夫人和孩子，同时嘱咐她们暂且守口，不宜张扬。这部小说的正式稿接近完成的1991年的冬天，我对社会关于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作品的探索中所触及的某些方面的承受力没有肯定的把握。如果不是作品的艺术缺陷而是触及到的某些方面不能接受，我便决定把它封存起来，待社会对文学的承受力增强到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时再投出书稿也不迟；我甚至把这个时间设想得较长，在我之后由孩子去做这件事；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犹豫地对夫人说，我就去养鸡。道理很简单，都50岁了，长篇小说写出来还不够出版资格，我宁愿舍弃专业作家这个名分而只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1992年初，我在清晨的广播新闻中听到了邓小平南巡的谈话摘录。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等等等等。我在怦然心动的同时，就决定这个长篇小说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没有必要延误和搁置。道理太简单了，社会对于具体到一部小说的承受力必会随着两个”一点”迅速强大起来。关键只是自己这部小说的艺术能力的问题了，这是需要检验的，首先是编辑。我便想到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稿的老朋友何启治，让他先看看，听他的第一印象和意见，那是令人最放心的事。
二
1973年隆冬季节，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什么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了。会议结束散场时，一位陌生人拦住了我，他说他叫何启治，从北京来，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
他已读过我在《陕西文艺》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式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站在街道旁，完全是一种茫然。我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说这篇小说已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我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最后不惜抬出他正在辅导的两位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先例给我佐证。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
老何再一次到西安来组稿，大约是刚刚交上80年代的夏天，我从文化馆所在的灞桥古镇赶到西安，在西安饭庄——”双十二事变”中招待过周恩来的百年老店——招待老何吃一顿饭。那时候尚不兴公款请客吃饭。我刚刚开始收入稿费（千字10元），大有陈奂生进城的那份高涨的心情，况且是一别七八年之后的第一次共餐。我要了”西安饭庄”看家菜葫芦鸡。多年以来的几次相聚中，老何总会突然歪过头问我：”那年你在西安请我吃的那个鸡真不错，叫什么鸡？”
老何在其中一次见面时问我，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我立即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见面的一幕，心里竟是一种负压感，天啊！他还没有忘记长篇小说的事。他却轻松地说，你什么时候打算要写长篇的话，记住给我就是了。
再后来的一次聚面，他又问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我觉得对他若要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尽管按着我的性情是很难为的事情。我便告诉他，有想法，仅仅只是个想法，正在想着准备着，离实际操作尚远。我那时候确实正在做着《白》书的先期准备，查阅具体党史文史资料，在西安郊县做社会调查，研讨有关关中历史的书籍，同时酝酿构思着《白》书。我随即叮嘱他两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如同农家妇女蒸馍馍，未熟透之前是切忌揭开锅盖的。
然而还是有压力产生。我已经透露给老何了，况且是在构思阶段，便觉得很不踏实，如果最终写不成呢，如果最终下出一个”软蛋”，又怎样面对期待已久的老朋友！甚至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按照我当时写作的状况，中短篇小说虽已出版过几本书，然而没有一篇作品产生过轰动性效应，老何为什么要盯着我的尚在构思中的长篇小说呢？如他这样资深的职业编辑，难道不知面对名家之外的作者所难以避免的约稿易而退稿尴尬的情景么！我在构思中的《白》书没有向他提及任何一句具体的东西，我自己尚在极大的不自信无把握之中。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得其解，老何约稿的依据是什么？
后来的几年里，证明着老何守约如禁，有几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到西安组稿，都要带来老何的问候，进门握手时先申明，老何让我来看看你，只是问个好，没有催稿的意思，老何再三叮嘱我不要催促陈忠实。我常常握着他们的手说不出一句话。直到1991年的初春时节，老何领一班人马到西安来，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这个时候，《白》书书稿已经完成三分之二，计划年底写完。见面时老何仍然恪守纪律，淡淡地说，我没有催稿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我让人来取稿。我也仍然紧关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的计划，只应诺着写完就报告。
这一年的夏天，先后有两家大出版社向我邀约长篇小说稿，我以与老何有约在先需守友道为由辞谢了。我坚守着与老何的约会，发端自十七八年前街头的初识，那次使我着实吓住了的长篇小说写作的提议。
三
３月底，老何安排高贤均、洪清波两位同志到西安拿稿子，我从乡下老屋赶进西安，包里装着书稿。我一路上都在斟酌着把这摞书稿交给高、洪时该怎么谈话才会合适，既希望他们能认真审读，又不想给他们造成压力。这样，在作家协会招待所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按常规我把《白》书书稿的审阅过程设想得较长，初审、复审和终审，一部近50万字的书稿，走完这个轮番审阅的过程，少说也得两月以上，在他们统一结论之前，估计很难给我一个具体的说法。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第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
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颤栗。
老何随后来信了，可以想象的兴奋和喜悦，为此他等待了几近20年，从1973年冬天街头的鼓励鼓动到1992年春天他在北京给我写《白》书的审阅意见，对于他来说太长了点，对于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
四
《白鹿原》先在《当代》分两期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反应之迅速之强烈，我是始料不及的。
1993年8月，《白》书在京召开研讨会。会后某天晚上，老何和高贤均找到我住的宾馆，主动与我商议修改原先的出书合同的事，按原先的出书合同，千字30元，是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的最高稿酬标准了。按这个标准算下来，近50万字的书稿可得稿酬约一万五千元，我很兴奋一次可以拿到万元以上的大宗稿酬而夸耀进入万元户的行列了。现在，何与高给我在算另一笔账，如若用版税计酬，我可以多得三四千元。他们已经对比核算过了，考虑到我花６年时间写这一本书，能多得就争取多得一点吧。
在《白》行世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些认真的或是不甚认真的批评文字，无论我无论老何老高或人文社的编辑，尚都能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这是文坛上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有一种批评却涉及作品的存活，即”历史倾向性”问题，我从听到时就把这种意见看成是误读。在被误读误解的几年里，涉及到《白》书的评论和几种评奖，都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大约是1997年酷暑时节，某天傍晚老何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陈涌（著名文学理论家）对某位理论家坦言，《白》书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来。老何便由此预测，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我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评奖与否且不管，有陈涌这句话就行了。有人说过程不必计较，关键是看结果。在《白》书终于评上茅盾文学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感动的恰恰是那个过程。尤其是误读持续的几年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何、老高、小洪等一伙坚守着文学意义的编辑，才构成了那个使我难以磨灭的动人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