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然而1930年左右的延安却是荒凉和贫瘠之地，整个延安除了窑洞，连房子也不多见。但是在延安城西北方，却有一个比较讲究的庄园，这便是著名的枣园，这个庄园是延安当地的地主申有安的庄园。
由于枣园的环境好，建筑也非常讲究，有一次陕北的军阀高双成路过这儿，一下子便看中了这个庄园。申有安自认倒霉，便将这个庄园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高双成，枣园便变成了高双成的庄园。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将这个庄园收为公有，枣园也被改名为延园，延园是中共中央办公的地方，在枣园以西不远处则是中央社会部的所在地，因此枣园的警卫在延安也是最为严密的。
194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虽然天气还是有点冷，但是却阳光明媚，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中年男子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门口，在窑洞外，他下意识地整了一下身上的军装，然后便迈步走进了毛主席办公的窑洞。
这个中年男子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便是李克农，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他因为一个重要的案子来向毛主席汇报的。
而要说清楚这个案子，还要从中共的大叛徒张国焘说起。
1938年张国焘叛逃后投奔了国民党，蒋介石非常重视他，但是不信任他，过了一段时间后，蒋介石便将张国焘安排到军统大特务戴笠手下做事，张国焘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大特务。
当时戴笠特别想在延安安插特务，然而先后派往延安的特务都被中共的保卫部门一网打尽，这令戴笠很头痛，戴笠见到张国焘后大喜过望，便问张国焘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军统的特务渗透进延安。
张国焘告诉戴笠，中共非常重视青年知识分子，有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军统可以利用这一点向延安派遣潜伏特务。
戴笠一听感觉非常有道理，于是戴笠当即就委任张国焘为军统少将参谋，具体负责对中共各首脑机关的策反工作。同时让军统老牌特务程慕颐举办训练班，让张国焘予以配合。
张国焘接受指令后，感到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劲头十足，他认为程慕颐办的温州特训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而且学员不是陕甘宁的人，不利于向延安派遣特务，建议将办班的地址西迁到陕甘宁周边，招收陕甘宁当地人为学员。张国焘的建议得到戴笠的认可。
1939年9月，军统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在陕西汉中郊外的十八里铺办班，圈内代称“汉训班”。
“汉训班”在汉中城管子街（今青年路）中段18号设有接待站，学员到汉中后由接待站负责初审，并护送到十八里铺。
汉中特训班规定招收的学员都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学历，男女不限。训练时间以3个月为一期，期满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前往延安作长期潜伏。
在当时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并不多，如何招到这些人呢？军统还是按照惯例采用欺骗的手段。
军统让国民政府的报刊以及相关人员散布消息，说国民政府要在重庆举办一个战时干部训练团，只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学历皆者可参加，进入训练团后吃住全部免费，毕业以后还给分配工作，发高工资。
要知道当时中华大地战火纷飞，知识分子要想找一份工作很难，因此这个消息一出，大量的知识青年便涌入了训练班，当他们到达训练班以后，才知道是特务训练班，为防止这些人员退出，军统有一套办法防止人员退出的办法。
训练班要求所有人员必须写下效忠国民党的保证书并按下手印，并填写相关的表格，通过这些手段，军统便抓住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脉，只好在训练班中接受培训，并为军统服务。
在训练期间，军统规定所有人员只准进不准出，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还制定有严格的纪律。训练内容除在思想上进行反共教育外，还教授射击、爆破、暗杀及窃取情报等技术。训练期满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前往延安作长期潜伏。
此外，特训班还严格规定，潜伏人员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可主动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而是作为闲棋冷子，等候时机，配合国军进攻延安，实施刺杀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破坏军事设施，炸毁桥梁、道路、仓库等活动。国民党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视为出奇制胜的法宝。
训练班的班主任名义上是戴笠，而实际事务则由化名程益的副主任程慕颐负责，而程慕颐则将经常的事务交由政治指导室主任李国栋负责，李国栋就是沈之岳的化名。
程慕颐和沈之岳都是王牌特务，尤其是沈之岳曾经在延安潜伏过，对中共非常了解，所以这个班的教学针对性特别强，这当然与沈之岳的经历有关。
沈之岳于1913年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1930年5月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第二总队交通科学习。1933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
在此过程中，沈之岳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开始积极参与支持工人运动，为了更了解工人，他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之后作为罢工运动的带头者，被中国国民党拘捕入狱。
沈之岳被捕入狱后一点也不害怕，他说自己和俞济时是亲戚，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好，这一下把一帮老特务唬得团团转，都不敢对他用刑，便把情况上报到戴笠那儿。
戴笠经过查证后知道沈之岳所说的纯粹子虚乌有，戴笠见沈之岳遇事不慌乱、说谎话不脸红，确实是一个奇才，便和他交谈。戴笠对沈之岳大谈国内形势，但是戴笠理论水平并不高，所以也说不服沈之岳。后来戴笠对沈之岳说：
“我很看中你的能力和水平，但是以你的能力和水平在那边肯定浪费了，你看有几个浙江人在那边能混得起来。而在我们这边就不一样了，蒋委员长是浙江人，我也是浙江人，只要是浙江人，在这边都不会差，你我是老乡，我会害你吧？你还是跟我后面干吧，以后吃香的喝辣的肯定少不了你，如果你不愿意，那我也保不了，你还年轻，何去何从，你要考虑好，莫要为了不可实现的理想而妄自送了性命。”
在戴笠的威逼利诱下，沈之岳做了可耻的叛徒并加入了军统，戴笠对外界隐瞒了他背叛的真相，接受戴笠单线秘密领导。戴笠的目的当然是想让沈之岳打入中共内部，潜伏其间。
为了提高沈之岳的业务水平，也为了将来给他晋升提供一个硬条件，戴笠将沈之岳保送浙江警官学校学习，这期间沈之岳加入中国国民党，并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在浙江警官学校毕业后，沈之岳取了一个化名李国栋，并开始疯狂和中共作对，中共的外围组织光明读书社就是被他一手破坏的。
沈之岳的危害之所以这么大，根本原因是他对马列主义研究很深，具有相当的理论的水平，所以在和中共人员讨论时，他都被别人认为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
据曾长期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建国后担任过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回忆：沈之岳“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位共产党员”。
1937年春天，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协议，国民政府对共产党顾忌犹深。戴笠长期观察沈之岳，认为他成熟稳重，心细如发，足以承担重任，命他深入延安，一则潜伏到共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二则相机暗中共中央领导人，只要杀掉一个，他的任务就算完成。
不过延安的防卫特别严密，沈之岳根本无法下手，1939年秋天，沈之岳从延安成功退出后，即随程慕颐在汉中办班，主讲中共组织架构。
所以通过沈之岳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所有训练的学员对延安的地形地貌、中共的组织架构、延安防卫的弱点等等，都有一个相当的了解。
军统汉训班的学员毕业后，基本都被军统派往延安，以青年学生的身份渗透进了延安，刚开始中共的保卫部门对此情况根本不知道，因为军统做的太隐蔽了。
如果单从业务训练的效果来看，军统的汉训班是成功的，但是军统本身固有的缺陷决定了其反动属性不得人心。
比如军统通过欺骗的手段招收学生，通过胁迫的手段要学员为其工作，这是军统训练班和中共保卫工作训练班截然不同的地方，中共招收的保卫人员完全是自愿的，中共通过理想信念来激发学员的动力和潜力。
所以军统训练班学员毕业后，好多主动向中共投诚，多数学员一旦条件成熟，都会脱离军统并且坚决反对军统。学员吴南山就是其中一位，吴南山主动弃暗投明后，使中共保卫部门打开了军统在延安情报战的缺口。
吴南山原本是甘肃庆阳县一个小学教师，然而战火使中国的教育事业举步维艰，西部的小学很多都停办了，吴南山所在的小学就是被停办的一所。
失去工作的吴南山只得到处找工作，然而在乱世哪里还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在吴南山走投无路之时，他的一个同事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国民政府在重庆办了一个战时干部训练团，吃住免费，毕业以后还给分配工作，发高工资。”
西部太贫穷了，吴南山觉得工作不好找、钱更不好赚，所以他本身就很想出去闯一闯，于是便恳求这个同事介绍自己去重庆，参加这个干部训练团。
这个同事慷慨答应，并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其实吴南山的这个同事便是军统招生的眼线。
吴南山看着开具的介绍信，他有点奇怪为何不直接介绍他去重庆，而是让自己先到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再由这个人介绍吴南山去重庆。这个同学解释道，现在兵荒马乱的，一个人去重庆危险，组织上安排这一地区的人统一前往，这个的解答也算合理，吴南山便没有多想。
1940年初春的一天早上，从甘肃庆阳去往陕西汉中的路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急匆匆地赶路，他就是吴南山。
当时的路况不好，也没有公交车，很多时候都需要步行赶路，虽然全身是汗，但是吴南山兴致很高，因为他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
汉中位于陕西省的西南部，是沟通四川、陕西和甘肃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然也是一座军事重镇。
吴南山经过一番寻找，终于来到了馆子街18号，这是他此行的目的地，也是预定的接头地点。
吴南山看到接头的人是一个国民党军官，那人身穿笔挺的军装，腰间挂着佩剑，肩膀上扛着两颗星，吴南山知道这人是个中尉。
见对方是个中尉军官，吴南山既感到靠谱，也感到欣慰，此人把吴南山留了下来，反复盘问他有关情况，经过确认后，还带他到照相馆照了相。
这个中尉军官领他走出了汉中城门，来到一个大宅院，院落比较破旧，只见院门口有一名军人在站岗，门边挂着一个牌子，上面歪歪斜斜写了几个字：战时游击干部战术训练班。
走进院落后，吴南山看见有便衣在巡逻，这个院落给人一种神秘与恐怖的气氛，这使吴南山感到有点紧张。
接着又有一名军官详细询问了吴南山的情况，并让他亲笔写下简历、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吴南山文化功底好，那名军官看了一下比较满意，随后给他起了一个代号。接着教官向吴南山宣布了几条令他很奇怪的规定：
一是进入训练班以后，不许使用真名字。
二是见了熟人不准打招呼，要表现出不认识的样子。
三是不准把自己的简历和住址告诉他人，干任何事都需要汇报。
四是不准在受训期间请假外出，不准向外写信和会客。
看着教官严肃的表情，吴南山心里直慌，但只好应承。不一会儿，吴南山尿急，就欲去上厕所。
结果吴南山被狠狠训斥了一下，原因是他没有请示汇报，到了厕所后，他发现有一个庆阳老乡也在那里，那人见没人盯梢，便悄悄告诉吴南山：
平时千万不要随便交谈，在这个地方稍微犯点错误就会被关起来，有的人已经失踪了，听说被扔进硫酸池了。
吴南山听得头皮直发麻，他内心产生了一股恐惧，到了晚上更是久久不能入睡，巨大的疑问压在他的心头，但是想了半天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心想，到第二天上课应该就知道啥回事了。
第二天凌晨5点半，刚睡着不久的吴南山被哨声惊醒，紧张的生活开始了。在这里，每天上下午各上4个小时的课，晚上还有加课。教官讲的是吴南山以前从没听说的特务课程。
经过几天的学习，吴南山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游击战术训练班，这分别就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训练班，直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让人闻之色变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
更令吴南山疑惑的是，教官反复进行反共宣传，说什么中共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类的，而他的家乡甘肃庆阳，地处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处，他见过也接触过中共人士，他知道教官所说的根本不是事实。
吴南山虽然很反感，但他丝毫不敢表露出来，那被扔进硫酸池的场面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的心思只有一个，早点离开这个地方。他想过逃跑，但那里防范很严，根本没有可能。
有一次上课，教官又在进行反共宣传，吴南山听得头脑直炸，腿不自觉动了一下，并碰响了竹椅，教官不禁勃然大怒，认为吴南山不专心听讲，上来就是一个大嘴巴，直打得他头晕眼花，当场便想发作出来，但是他忍住了。
从这时他树立一个信念，出去后一定要揭露他们的阴谋，一定要跟他们对着干。吴南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为了早日离开这个训练班，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一天，化名李国栋的沈之岳让吴南山到办公室去，这一下子让吴南山感到很紧张，心想莫非自己的意图被发觉了，但转念一想，自己没有什么破绽，吴南山就在这样忐忑不安的心情中走进了沈之岳的办公室。
沈之岳在办公室里对吴南山说：“你最近表现很不错，将来必然是党国和栋梁之材，我非常看好你，你不一定不要辜负的党国。”
沈之岳一句话令吴南山如释重负，吴南山说道：
“我在这里收获非常大，现在能有为党国效力的机会，我感到责任非常重大，我现在每天都在想如何更好地为党国效力。不过有一个问题，我要向教官请示。”
沈之岳听了吴南山的话，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以赞许的目光看了看吴南山说道：“哦，有什么事？你说吧”
吴南山说道：“我已经出来好长时间了，我家里人、同学同事都知道我是出来求学的，如果时间长了不回去的话，当地的中共政府就会注意到我，而且回去后人家会怀疑我的，你知道中共的防范措施很严的。我现在已经学了好多知识，我想早点回去为咱们工作。”
看着吴南山诚恳的表情，沈之岳不疑有他，觉得吴南山说得特别有道理，便将情况跟程慕颐说了，在得到训练班负责人程慕颐的批准后，沈之岳同意了吴南山的请求，派他立即回老家庆阳进行特务工作。
军统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对于参训人员当然有防范措施，在吴南山离开前，军统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并约定了通信的秘约、通信的地址，还让吴南山详细写下了海底，就是吴南山真实的姓名、代号、家庭情况、联络人的真实姓名代号等，以备将来建立秘密联系的时候用。
军统还让吴南山写下了誓言：归故里，弃暗投明。
最后军统还不忘威胁吴南山说：“如果这张纸条出现在中共的面前，你将是死路一条，所以你千万不要有其他什么想法，否则谁也救不了你。”
吴南山点了点头，在离开前的一系列举措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将来想要摆脱军统的控制并不容易。而且自己有把柄在军统手上，向中共解释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码甄别起来会相当麻烦。
1940年6月，神情疲惫、心事重重的吴南山走进了庆阳城，时间虽然才过去了半年多，但是吴南山惊奇地发现，如今的庆阳城生机勃勃。
原来中共在庆阳掌权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建设，并且筹建了陇东地区第一所中学—陇东中学。
吴南山的一些同学和同事都进了陇东中学教书，在同学和同事们的推荐下，吴南山很快便成为陇东中学的一名教师。
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吴南山心情非常好，然而一想到自己在汉中的经历，又令他非常惆怅和矛盾：对汉训班的问题，自己该如何处理呢？
对于自己这段经历，吴南山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家里人，更不敢告诉组织，因为他对政策也不是非常清楚，于是在上课之余，就开始专心研究中共的政策，其中有八个字令他豁然开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但是该向谁坦白呢？吴南山决定找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人坦白。
就在这个时候，吴南山所在陕甘宁边区的庆阳，人们正在民主选举当地的县长。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儿，选举结果让吴南山脸上的愁容散去了很多，因为当选的县长叫陆为公，这使他眼睛一亮。
因为陆为公就是吴南山原先所在小学的校长，两人在学校就非常熟悉，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有一段时间不给小学老师发工资，作为小学校长的陆为公不好出面，结果是吴南山带头请愿，而陆为公对他非常支持，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非常好。
转眼已经到了1940年的10月，这天晚上，庆阳城笼罩在冰冷的秋雨之中，那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人们早早就上床睡觉了，而陆为公家里的灯光却一直亮着，吴南山正在和陆为公喝酒聊天。
因为中共要在庆阳加大建设的力度，让陆为公写方案做计划，但是陆为公手下可用的人并不多，于是陆为公让吴南山出谋划策。
吴南山一边听陆为公的设想，一边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看着陆为公兴奋的表情，吴南山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中共确实是为老百姓着想的，他决定当晚向陆为公坦白。
转眼已到深夜，正是夜深人静之时，吴南山郑重地给陆为公倒了一杯酒，然后神情严肃地对陆为公说道：
“老校长，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一下，这个问题压在我心里好久了，我现在决定向你坦白。”
陆为公看了一眼吴南山问道：“坦白？你犯什么错误啦？”
“唉！”吴南山叹了一口气，当下就把误入军统汉中训练班的事详细说了出来，并说虽然军统让他回庆阳从事特务活动，但他没有为军统提供过任何情报。最后吴南山问陆为公自己应该怎么办？
听完吴南山的话，本来已有醉意的陆为公一下子清醒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吴南山讲述了自己如何被骗入汉训班，并详细地介绍了汉训班的情况，陆为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陆为公了解吴南山，也相信吴南山，而吴南山也相信陆为公，不然他也不敢对他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了，陆为公相信吴南山是被骗去的，当下对吴南山说：
“这件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明天我就向组织上汇报，你只是误入军统训练班，但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所以不要紧的，只要配合组织上把事情搞清楚就行，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共。”
陆为公的一番话使吴南山扑通直跳的心定了下来。
但是陆为公知道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便马上向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汇报。马文瑞认为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找来陇东地委保安科科长李甫山。他们决定，当天晚上三人一起和吴南山谈话。
第二天的晚上，三人和吴南山又仔细谈了谈，当得知大批特务可能已经潜伏进入延安后，他们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都是定时炸弹呀。
不过吴南山很欣慰，因为中共对他很信任，没有任何责备的言语，李甫山让吴南山立即写一份书面材料，将汉训班的训练情况、组织情况，及人员的编制，生源的来历等等写清楚。
吴南山回去后，将有关情况写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材料交给了李甫山，李甫山看到这个材料后，觉得问题非常严重，就着手根据吴南山的交代制定方案，开展侦察活动。
李甫山和马文瑞商量后决定，等事情有了眉目后立即将情况上报。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针对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建立了18个特侦站，其中汉中特训班的特务大多数被分配到这些特侦站，其中有一些已经潜入陕甘宁边区，有的已经潜入延安，混入中共的各级组织和重要机关。
当大概情况搞清楚后，李甫山立即将有关情况上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
延安边区保安处 是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专业反谍反特机构，边保的前身可追溯到中央苏区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
边保职能是在抗战期间，保卫延安的政治环境，反谍反特，主要针对日本间谍，国民党中统、军统及其他特务机构派遣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工。还承担对自己队伍的审查甄别以及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延安的社会治安秩序等。
当时中央社会部已经建立，虽然边区保安处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业务上仍归口中央社会部，而主管这一块的便是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中央社会部部长为康生。
李克农接到报告后，他秘密接见了时为中学老师的吴南山，详细地问了情况，他觉得事态比想像的严重，尤其是这关系到中央领导的安全。
李克农将情况和康生商量后，康生让李克农和毛主席汇报，毕竟事关重大，马虎不得，一旦没有将情况上报而出了问题的话，他们担负不起，而且要铲除这么多渗透进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特务，必须要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才行，这事还得毛主席做决定。
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后便来到了毛主席办公的窑洞，李克农汇报情况后提出了实施一项绝密行动，主要有三点：
一是提高各级的防卫级别，尤其是中央首长的防卫级别，不让特务有可乘之机。
二是对各类人员进行秘密的甄别工作，深挖潜伏的特务。
三是集中社会部、边保处等各方面的力量，将潜伏进延安的一举铲除。
毛主席点了点头，随后向李克农下令，由他负责实施这一项绝密的行动，务必将潜伏在中共内部的特务一网打尽。
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特工战悄悄展开，这一场特工战的关键点便是吴南山。根据吴南山的工作能力，同时也为了引蛇出洞，吴南山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
就在延安这边紧锣密鼓准备的时候，国民党军统也没有闲着。
1941年9月，在西安北院门街137号，一个秘密会议正悄悄进行。原来在戴笠的指示下，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宣布成立延安组，以加强和延安潜伏特务的联系，力争将这些毕业于汉训班的特务统一管理。
这次会议决定：赵秀任延安组的组长兼总联络员，副组长祁三益。延安小组下设三个联络小组，联络员分别是祁三益、李春茂、杨朋。而在这四个人中，程慕颐对祁三益和李春茂格外看重。
在会上，程慕颐拿出了他精心保管的在延安潜伏特务的海底，让各位联络员细看，当长长的名单展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都吃了一惊，他们这才知道：原来汉训班竟已有数十人打入了陕甘宁边区、打入了延安！
有人要问，这么多特务在陕甘宁边区，难道中共保卫部门没有察觉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人还没有真正从事特务活动，就和普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所以很难发现蛛丝马迹。军统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力量整合起来发挥作用。
1941年10月28日，正是秋高爽的季节，作为庆阳县教育科长的吴南山刚参加完边区政府召开的教育会议，便急忙从延安赶回陇东。
正在赶路的吴南山看到对面走来一个人，细看一下竟是他在汉训班的同学祁三益，此时作为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保安科的秘密工作人员，吴南山马上警觉起来。
这时祁三益也发现了吴南山，吴南山问祁三益来边区干什么，祁三益说他就是来找吴南山的，他想让吴南山帮帮忙，让他去延安读书，或者找个工作。
这时的吴南山已经经过国共两方的特工训练，具有相当的特工素质，当下他不动声色地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地问：
“你为什么非要去延安找工作呢？你又不是中共人员，到那里不但很难找到工作，而且很可能会有麻烦的。”
吴南山的话当然是试探，祁三益当即说道：“其实我也不想去延安，但是，唉！”
看着祁三益欲言又止的表情，吴南山断定祁三益此次肯定是有重要的任务，当下为了稳住祁三益，吴南山说道：
“你现在直接去延安，肯定会引起怀疑，你知道我现在是庆阳县政府当教育科长，我可以想办法给你搞一本边区政府的护照，这样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延安，而且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了。”
祁三益一听有理，便跟着吴南山回到了庆阳。吴南山将祁三益安排在一个宾馆后，便急忙去找李甫山。李甫山对吴南山的应变能力大为表扬，同时让吴南山把祁三益稳住，并进行秘密监控。
于是吴南山便将祁三益安排到庆阳民众教育馆当图书管理员，但是对于办边区护照一事，吴南山尽量拖延，并利用各种机会想试探出他此行的任务，但是祁三益一直守口如瓶。
吴南山判断，如果祁三益此行负有任务，那么在这里肯定不能呆的时间过长，当下便和祁三益耗起了时间，果然两周后，祁三益沉不住气了，他对吴南山说道：
“老同学，我也不瞒你，我实话和你说吧，我到延安是有特殊任务的，程站长让我到延安和咱们机关派到那里的好多人进行联络，上面催得很急，我不能再在你这儿呆了，如果你还办不下来边区护照，我只能另想办法了。”
“延安防卫那么严密，咱们的人能够渗透进去有个把就不错了，还有好多人，你别蒙我了。”吴南山激将道。
“那你是不知道，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在延安的人有好几十，比你想像的要多得多。”祁三益说道。
“这样吧，那我早点把边区护照办好，不能耽误了正事。”吴南山应和道。
接着吴南山便将情况上报给李甫山，李甫山立即将情报报到延安边保处，边保处又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指示边保处，让边保处的保卫部长布鲁前去庆阳破案。
布鲁一到庆阳，马上和陇东保安科的同志研究案情，最后大家认为，如果军统长时间没有祁三益的消息，必然会对他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抓捕祁三益并突审，不能再拖了。
祁三益很快被我方实施秘密逮捕，祁三益在我方的攻势下很快交代了此行的任务，并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军统延安组副组长兼联络员，负责联系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
而且祁三益还交代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数十名以行动见长的军统特工已潜入延安，图谋刺杀中央领导人，布鲁知道事关重大，立即将情况报告给边保处和中央社会部的李克农。当时的李克农非常繁忙，他对案件的侦察提出了三个原则：
一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
二是要攻心为上，立足于思想教育，让特务为我所用。
三是侦察和审讯结合，严格保密纪律，加快破案速度。
为什么要制定这三条原则？李克农分析，有些国民党特务本来就是热血青年，本身既想爱国也想进步，但是却误入国民党军统，他们并不是真心反共，对于这些人完全有争取过来的可能。
这三条原则确实威力巨大，在和中共的交往过程中，祁三益感受到了和军统完全不一样的行事风格，这体现了中共的胸怀，他明确表示要弃暗投明，并要求戴罪立功。于是保安处围绕祁三益制定了行动方案。
保安处将祁三益安排在延安新市场完全小学里当一名老师，这个小学的位置好，祁三益也特别爱凑热闹，总爱去人多的场所，这当然都是边保处安排的，因为只有人多的地方，才能更容易找到人。
这一天的傍晚，正在新市场搜寻目标未果的祁三益，信步走进了一家名为“天生衡”的锅贴店。当他进入店中时，他的心猛跳起来，因为他发现锅贴店的账房先生竟然是汉训班的同学杨朋，祁三益知道这个杨朋也是一个联络员。祁三益想这个杨朋说不定已经联系到了几个军统特务。
因为祁三益被我方反用是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杨朋毫不知情，当他见到这位军统延安组副组长时特别高兴。
杨朋感觉找到了组织，便把自己联系上的潜伏特务向祁三益一一作了汇报，根据这一线索，有4个潜伏特务被边保处掌握与实施暗中监控。
但是这种找人方法毕竟太慢，尤其是延安组的总联络员赵秀，以及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还没有下落，这令我方人员非常着急。
转眼到了1942年春节，延安城里一派热闹的景象，此时的延安新市场已经成为延安最为热闹的地方之一，这天正在守株待兔的祁三益又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这人是军统延安组的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
更令祁三益吃惊的是，这个李春茂竟然考上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并毕业，被分配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当了护士。
在被发现的这些特务中，李春茂的价值最大，能不能反用李春茂成为我方破案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能不能反用李春茂，中共决定派出天才情报员李启明来实际验证。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祁三益请来三个人凑成一桌打麻将。这里面除了祁三益和李春茂，还有两位分别是潜伏在安塞兵工厂的特务张秉均和中共的情报天才李启明。
在打麻将的过程中，李启明说道：“延安这个地方太苦了，连个窑子也没有，真是没什么劲。”
李春茂冷冷地看了一眼李启明没有说话，而张秉均则说：“真是的，你们还可以打打麻将，我在兵工厂打麻将的时间都没有，每天小米能吃饱就不错了。”
通过观察和试探，李启明发现李春茂思想进步，完全可以争取，第二天的晚上，边保处便对李春茂进行了秘密抓捕和突审。
李春茂交代了自己军统特务的身份，更令他意外的是他没有被关进监狱，而审讯的干部还让他去自己家里吃饭，晚上和审讯的干部住在同一个窑洞里。
第三天，边保处保卫部部长布鲁亲自来看望他，称他为小弟弟，李春茂真正感到我方没有把他当敌人，在解除了戒备心理后，他决心洗心革面和我方合作。
边保处又对掌握的特务进行了一一的试探，我方发现联络员杨朋非常反动，于是我方想了个办法，让祁三益向杨朋建议，在锅贴店成立一个秘密联络点。
杨朋认为有道理，但是他认为事关重大，需要回到西安方面当面请示才能决定，结果杨朋回到西安后再也没有回来，事后我方判断可能是杨朋已经觉察到了危险。
随着我方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延安的潜伏特务一个接一个被我方掌握，但是依然没有总联系人赵秀的消息。
难道赵秀离开了延安，但是我方人员转念一想觉得又不可能。
时间转眼到了1942年的国际五一劳动节。这一天天气比较好，延安的南关操场上人头攒动，各界正在这里举行庆祝大会。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是发现国民党潜伏特务的一个好机会，布鲁布置祁三益和李春茂进入会场认人。
果然功夫不费有心人，李春茂在人群中发现了身穿蓝色毛呢制服，手里执着文明棍，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会场的赵秀。
李春茂赶紧把这个情况向布鲁报告，布鲁让他赶紧和赵秀联系，赵秀见到了李春茂非常高兴，两个人便在会场边上的角落交谈起来，赵秀得意地告诉李春茂，自己是以国民党防空监视哨哨长的身份进入延安的，现在就住在延安的国民党通信局里。
赵秀的岗位太重要了，事情取得如此进展，边保处将情况报给了李克农，李克农让布鲁想办法争取赵秀投诚。但是有一个要求，即使策反不成也不要暴露已经投诚的人。布鲁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设计一个局中局。
这一天的晚上，祁三益、李春茂和一个名叫王星文的特务，都被我方秘密逮捕，并且让赵秀知道了这个情况。
其实这三个人都已经向我方投诚，但是他们三个人之间互相并不知道，都以为其他人是军统特工。而突然逮捕，造成一种假象，即大家都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布鲁首先让王星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李春茂当即同意，接着王星文便和李春茂一起去说服祁三益，结果遭到了祁三益的痛骂，这样一来，祁三益就显得是坚定的军统分子。
接着王星文便和李春茂一起去说服赵秀，结果被赵秀拒绝。
布鲁又将赵秀和祁三益关在一起，结果赵秀透露了很多秘密给祁三益，这自然就成了他是军统特务的证词与证据。
当赵秀被带到布鲁面前后，布鲁出示了这些证词与证据，赵秀的心理一下子崩溃了，承认了自己是军统特务的身份，在我方强大的攻势下，赵秀承认了自己是军统延安组的总联络员，还供出一些潜伏特务，并表示愿意投诚，为我方工作。
随着赵秀的投诚，军统延安组的总联络员和下面的三个联络员，都被我方掌握，当然这些都是在极为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这些人，我方将潜伏的军统特务一一掌握。
这些军统特务的潜入之深令边保处和李克农都深感震惊，比如：一些特务已潜入延安联防司令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等多个要害部门！
当情况报到李克农那儿，李克农认为可以收网了，立即对这些特务实施逮捕。
这次行动，延安保卫部门挖出潜伏特务32人，将他们逮捕后，对其中的31人进行反用，不仅为延安消除了隐患，还获得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又抓捕了一些潜伏特务。然而我方的工作也有失误，那就是赵秀的逃脱。
1943年春天，一个人匆匆走进西安北院门137号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的大门，他带来的消息，让这里的负责人极为震惊，那就是在延安的潜伏人员已被中共所侦破，而此人正是从延安潜逃回西安的赵秀。
军统延安潜伏组的覆灭令戴笠大为震惊，更令蒋介石愤怒不已。1943年5月，重庆军统特务训练班所在地的白公馆里，气氛异常，正在举办所谓的“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蒋介石亲临追悼会现场。
而在陕北的延安，保卫部门正对陕甘宁反特案进行总结，在这场历时3年的秘密战中，我方共抓获军统特务55名，其中大多数人向我方投诚。
这是情报保卫战线上一次漂亮的歼灭战，破获特务之多前所未有，因此也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毛主席亲自表扬了此案的侦破。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