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38年3月,武汉。一场入党仪式正在进行,现场只有两个人。见证人: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入党人:马识途。
不久,钱瑛要马识途转入地下工作,做一个职业革命家:“这是最神圣的职业,无所谓青史留名,随时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决不容许叛变。你愿意吗?”
马识途心潮澎湃,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
仿佛是为了考验他,厄运来得猝不及防。
因叛徒出卖,妻就义女儿失散
那一年,马识途23岁。他是重庆忠县人,本来在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日本人入侵后,工业救国梦被打碎,他和恋人刘惠馨来到武汉,在董必武和叶剑英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刘慧馨是江苏淮阴人,和马识途一样,也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南京时,他们曾一起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共同的信仰中,他们走到了一起。
按照组织纪律,转入地下工作后,马识途必须切断和所有亲朋好友的联系。这也意味着,他和刘惠馨,既不能来往,也不能通信。
压抑着内心的痛苦,马识途寄出一封深情的告别信。意外的是,回信中,刘惠馨并没有多说什么,而且态度比他还要坚决。
马识途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时,刘惠馨也已经是“职业革命家”了。
为了发展新生力量,马识途隐姓埋名,有时是上前线采访的战地记者,有时又与土匪头子称兄道弟。
地下工作需要不断变换身份,他当过流浪汉、小摊贩、大学教师、生意人,还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的小科员。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也听到许多新鲜的故事。
后来,那些奇闻异事都被他写进了小说《夜谭十记》。几十年后,姜文根据其中的《盗官记》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
多年后,马识途回忆:“那时,我常常留有可变的发型,还特别蓄了八字胡,戴的帽子、穿的风衣,都是里外不同颜色的,可以随时翻过来穿。我学会了南腔北调,可以在瞬间把自己从一个教书先生‘颠覆’成一个浑身铜臭的小行商。”
1939年9月,马识途担任中共施巴特委书记。为了掩护特委机关工作,这年底,经组织批准,在恩施五峰山脚下清江边的一个农家小院里,他和刘惠馨结婚了。
不久,鄂西特委成立,马识途任副书记,书记则是来自咸宁的何功伟。
马识途的家,同时也是鄂西特委交通站;妻子刘惠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特委政治交通员。
此后,马识途穿行在乡间,和农民商量武装暴动,走进工厂,为工人点燃革命的火把;而刘惠馨,则孤身奔走在鄂西山区,开辟着新的根据地,即使怀孕,也依旧翻山越岭。
尽管随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他们都没想到,不幸来得那样突然。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疯狂搜查、逮捕共产党人。
由于叛徒出卖,刘惠馨不幸被捕,一个月大的女儿和她一起坐了牢。同时被捕的,还有26岁的何功伟。
马识途正在外地工作,听到消息的刹那,他“没有眼泪,只想爆炸,把自己和敌人一块炸了”。
然而,他没有时间悲伤和愤怒,转身就去接何功伟的妻儿,并把他们托付给自己的父母。
处理完工作后,马识途去重庆向钱瑛汇报。一进门,刚叫了一声“大姐”,眼泪就夺眶而出。
在狱中,刘惠馨和何功伟遭受严刑拷打,但仍严守党的秘密。1941年11月17日,他们拖着沉重的脚镣,高唱着《国际歌》,在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慷慨就义。
那年,刘惠馨仅仅27岁。女儿从此下落不明。
5个月后,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了何功伟、刘惠馨的英雄事迹,延安各界举行了追悼会,中央青委赠送挽联:
“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
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
20年寻访遗女,苦心不负
鄂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四处通缉马识途。在上级指示下,他考入西南联大,到昆明隐蔽。
中文系名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等,不仅博学,而且开明。在名家的科班训练下,马识途开始写作。
抗战胜利后,马识途离开昆明,又投入到地下工作中。
在成都柿子巷6号,一份由他领导的红色小报《XNCR》(取延安新华电台呼号)诞生了,而承担收听、编辑、刻印、发行的,只有一人——年轻的女共产党员王放。
王放出身书香世家,在四川大学就读时,曾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她通宵达旦的忙碌中,这份小报就像黑暗中的灯塔,给国统区的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
白色恐怖中,地下工作成为红娘,马识途与王放相爱,结成了革命伴侣。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贺龙率部入川。在庆祝大会上,凝视着杯中的葡萄酒,马识途黯然神伤,他想到了曾经并肩作战的爱人刘惠馨。
他的耳边,又响起她动人的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她,也从不曾打消寻访遗女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走上领导岗位,并在闲暇开始写作。记忆的闸门打开,重拾旧笔,技惊四座。
那时在做的,还有另外一件重要事——寻访多年来杳无音信的女儿。
1958年冬天,马识途到北京开会,遇到了老上级钱瑛。谈到寻访遗女的事,钱瑛批评他不该“孤军奋战”。
在组织帮助下,终于传来好消息。当年,女儿被特务随手丢弃后,是一对工人夫妇收养了她。
在工人夫妇家,马识途见到了一张保存20年的纸条:
“我的宝贝,你的妈妈去了,去接受一个共产党人的最后考验去了。你的命运到底怎样,我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多么希望你能够活出去呀!活出去为我们的理想,为妈妈……”
纸条没有读完,马识途早已泪流满面。纸条上,正是刘惠馨的笔迹。
阴阳七十年,祭扫泪涟涟
1960年五一节,马识途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车窗外,山河壮丽,可是,爱人已不在人间,但想到马上能与女儿团聚,他又不禁心潮澎湃。
在北京工业学院党委办公室,马识途见到了一个女孩的照片,只一眼,他就惊叫起来:“是她,是她,一点也不错,简直像是刘惠馨同志又复活了!”
他焦急地等待着,不时向门口张望。不一会儿,门打开了,一个年轻女孩子探进头来,用疑惑的目光望着屋里的人。
“矮而矫健的身段,晶亮的眼睛,乌黑发光的头发,随时准备发笑的嘴角”,那分明就是刘惠馨!
屋内,马识途猛然站起来,他一下子奔到门口,紧紧抱住还在发懵的女孩,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他喃喃地说:“女儿,我的女儿!快二十年了,我到底把你找到了!”
强烈的情感冲击下,女儿伏在他怀里哭了起来,嘤嘤地喊着:“爸爸!”
为了感谢那对工人夫妇,马识途没有让她改姓,仍叫吴翠兰。
惊喜的是,在北京工业学院,他还见到了何功伟的儿子。紧紧抱住战友的孩子,马识途再一次潸然泪下。
历经20年,终于找到失散的女儿,这一传奇一时成为佳话。在文学界朋友们鼓励下,马识途以此为题材,开始写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小说一边写,一边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晚报》上连载。用烈士鲜血写就的故事引起极大轰动,1966年,《清江壮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意料不到的是,小说出版不久,史无前例的动乱就来了,《清江壮歌》被作为大毒草批判,马识途也因此坐了牢。
动乱结束后,马识途重操旧业,工作之余,撰写了大量回忆作品。
2011年,“纪念何功伟、刘惠馨烈士英勇就义七十周年”的活动在湖北恩施举行,96岁高龄的马识途特地从四川赶去参加。
往事依依,前情难忘。那一天,他有感而发:
“暌隔阴阳七十年,
今来祭扫泪涟涟。
我身愿作恩施土,
雨夕风晨伴夙缘。”
70年,她未竟的事业,他已续写;失散的女儿,他已找回。对刘惠馨来说,这是最好的告慰。
只愿来世,再续前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