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诗歌评论家陈超以绝决的方式离开人世已经有一段时间。现推出他的评论文章，看看他是曾经如何理性地看待中国诗坛的现象。他说，在这萧索的诗坛，我只想，即使仿写也要发自灵魂源于生命。
陈超（1958.10-2014.10.31），山西太原人。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生前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专著有《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辩难与沉默》等。出版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英汉对照）等。主要编著《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最新先锋诗论选》《中国当代诗选》等。
诗坛现状:精神萧条时代的仿写者
陈超
当代许多中国诗人，在精神历史上，或者说精神的个别性上，大部分软弱。“我思”，在沉默的时候还可能是有意义的；当它被用文字表达出来时，我看到的更多是一个缺乏个体生命意义的过程。
在那些比较不错的先锋诗人那儿，我看到了他们对西方包括美洲的诗人精神的仿写过程。这一事实表明，中国诗人已经根本背叛了他们的前辈所笃爱的民族的文学史血缘，那些所谓的“新古典”诗人，骨子里倾心的不是陶潜、王摩诘，而是瓦雷里、斯奈德和默温。
不是这些诗人被洋人吓倒，而是中国诗歌精神被战败了。在这样的时代，诗人精神的萧条与整体生存空间的世界位置是一致的。这些中国诗人的理想是自然的;但这里的自然不是对生命的解放，而是对生存回避。这与古人不同。要是我们更多地与这些诗人交往，会发现他们时刻处在一种仓惶的状态里。他们写古朴的乡村，写雪地和蝉鸣，仅仅是为了消费生命的疲倦。诗人们感到的东西不是这些，他们如果写下骨子里所体验到的生存实在，可能会被诗歌圈里的人小视。
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某某写的东西已经过时了。”
对诗歌来说，什么东西是过时的?这里的“时”是指时代还是时髦?为什么有“时”的概念?这只能解释为这些诗人心中有一种彻骨的失败感，对个人精神的信任已荡然无存。就连“自白”也一定要像普拉斯。
这时代的诗，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和未来，从语体上和意味上接近洋人，可能是这些诗人的主要意图。这种诗显然是目下诗坛最为优秀的部分。价值不是本质给予的，而是那些大师们已有的范式给予的。也许这种失败感会将诗歌引向歧途，但目前我心目中最认同的只能是这部分诗。这种命运是免不了的。诗歌的标准已经不在我们这里，东方审美性格的尊严已经江河日下。叛逆需要依恃深入而孤绝的精神力量，今天，这种冒险已经不再有可能性。
就这样，我们统统进入了集体写作/描红的课堂。写哪种字体，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一点都不迷糊，我们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方了。像是某种可以度量的物理势能，它存在着，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我看到许多诗人无力进入地道的描红课堂，他们就转而否定和诋毁那些“学生”，这并不说明这些诋毁他人者就进入了有意义的精神领域，和高度的复杂性中。
我以为，这些人的忧愤和我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冲突的。那么，在这进口的实验装置面前我能说些什么?我只能说，唯愿诗人们能从精神上，整体地深入它们，用它们来滋补我们的萧条，而不要匆匆地放掉，像狗熊一样每时每刻都只拿最新的苞谷。
对现代主义大师的崇敬，是人精神中诚挚的一面，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拿来了大师的皮毛，然后马上扔掉，这样的圣徒，比敌人还可怕。他们]对先锋诗歌的败坏，或许远胜那些伪传统派诗人。“描红” 不是一捷径，它需要付出的代价根本不是时间和操作技巧上的。在一笔一划中，浸入了大师的精血和骨头，最终成为大生命的一种回声。这样的诗人，我们目前又能见到几位呢?
对诗歌而言，我宁愿推崇真诚的“枯燥乏味”，而不敢苟同虚假的冲动曲折。在我看来枯燥乏味如果基于经验生命本来的怯懦，就会在诗中转变为某种更深层的审美效果。这种枯燥根本就是精神产品。
我读葛利叶的小说《嫉妒》，就反复陷在这种深人的枯燥之中，到后来，这位作家的灵魂显现了。在我们的诗人中，貌似阅读的富翁不少，但就是看不到诗人个体生命的灵魂。所谓“生动”，所谓“反讽”，在今天已成为一种表面的修辞效果，一种写诗的“技巧”。对这种诗，与其说我被诗歌精神的绝望、苦难状态感动了，还不如说我着实为诗人写作本身产生了可怕的感觉:这与诗的深度无关，而是基于对其写诗的方式。这也算是一种轰动效应?坐卧不宁的不是诗人面对灵魂，而仅仅是他对写作手艺的坐卧不宁。
对诗运的解释，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但我不同意诗运只关涉创新与古老，优雅与反优雅。我至今认为，生命的真实与虚伪是解释一切诗歌的前提。后者与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认为，一首成色十足的诗， 每个字与生命的关系，一定是空气与人的关系。它几乎无可把捉，但你就是无法隔绝它们。即使那些互否性的搭置，那些多向度的意识辐射，诗人的精神深度一定会显现出来。面对生命和语言临界点的真实，这些东西又都是“单向”的。
我痛感价标准的消失，痛感真货与假货比肩而行，痛感“多元化”成了统一中国诗人精神的口号。
在这个精神萧条的时代，我们没有资格用“百花齐放”奢侈。我们置身于这个混乱的网罟，一方面是没有精神的沼地，一方面是表面上的繁荣四通八达。我甚至对艺术中隐匿的最终报复失去了信心，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可穿透的混沌。
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达达”来说，的确“行为就是切”。但我感到当我们的一些诗人继承了“达达”的理由之后，骨子里却是一种可疑的私欲。人可以在所有的方面表现、施展自己的私欲，但对艺术而言是唯一的例外。你所享有的满足如果只关涉到自身而非艺术的价值，那么，我无法体谅。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功利”:生存功利和艺术功利。
对诗而言，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认为后者是唯一将诗与别种文学形式区分开来的东西。迫于生存现状，囿于诗歌刊物编辑在艺术鉴别(不是鉴赏)方面的修养，我不能再多说什么。但一个国家，如果想享受精神方面的荣誉，至少应该拿钱出力维持住哪怕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诗刊。算是虚荣也好，算是造福于民也罢。
对所谓新潮诗界，我过去直说的是好话，今天，我并未有痛悔少作之感。我们]整个儿是仿写者。
在这萧索的诗坛，我只想，即使仿写也要发自灵魂源于生命。我们认了。是宿命是使命，怎么说都无妨。
诗歌的活力
陈超认为，“审美趣味是真诗与赝品的分野”，而且他充分肯定了诗歌的活力来源于作者的活力。“单就情感经验的提供而言，好的诗歌，或启人心智，或给人安慰，或让人活得更自觉；或抚慰你，使你觉得生命的困境是可以逾越的……所有这些指标背后，还有一个总指标，就是作者必得是一个有性情的、有语言才能的、有趣的人。”
他认为一个纯粹的诗人与借用诗歌来“说事”的诗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在追求诗歌深度的态度上并不会“以趣味、活力和技艺的让步为代价”。
诗人能胜任并传达快乐在陈超看来也是必不可少的，“蜜蜂采蜜同时也给花授粉。诗人劳动的快乐，就是蜜蜂似的美丽的快乐。诗人应有能力来胜任快乐。”而趣味、活力和技艺则是写作欢愉的保证，“欢愉消除了话语权势，欢愉恢复了汉诗原曾有过后来被中断了的生命血色素。有趣味的诗，有效地避免了‘滥情’与‘说教’两大宿疾，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具有美好性情和心智的诗人眼里去看看人生。”
总的来说，诗歌的活力是“对诗歌深度的考验，同时也检验着诗人对艺术的真诚”。
诗歌的真诚
《诗经》言：“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歌的真诚，即把内在的思想外化成语言文字表现出来。陈超谈到对诗的态度时，强调“把诗当诗，让诗说出那些只能经由诗才能说出的东西”。
他反对使用“舞台上矫揉造作的范儿”和“与腻友调侃时的轻佻语调”来写诗。在他看来，“诗是与处于喑哑之地的潜在知音的交流，要质朴、谦逊、诚恳，还有一点点羞怯的自我克制”。
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道惟在妙悟”。
陈超赞同并推崇严羽的诗歌主张，他觉得妙悟能“激活你的审美感兴、感性、直觉，感受生命的情趣”，并且生命的情趣是言不可尽的。
因此，达到“呈于境，感于目，亲乎情，切于事，会于心，达乎灵”的境界才是最真诚的诗歌，而这种境界唯在细读中方能达到。
诗歌的细读
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虽然生活中的细节跟艺术中的细节有很大的不同，但明显有着相通之处。海德格尔就曾提出“艺术把真理固置于个别的事物”的观点，陈超也感叹“没有大视野的诗人，其实不会发现真正有力量的细节”。
陈超的诗歌格外讲究叙述性细节，《秋日郊外散步》是个典型例子。“京深高速公路的护栏加深了草场，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你瞧，在离河岸二百米的棕色缓丘上，乡村墓群又将一对对辛劳的农人夫妇合葬；可记得就在十年之前的夏日，那儿曾是我们游泳后晾衣的地方？……”
这种叙述性细节还表现在对死亡的敏感上，《风车》中：“冥界的冠冕。行走但无踪迹。血液被狂风吹起，留下十字架的创伤。在冬夜，谁疼痛的把你仰望，谁的泪水，像云阵中依稀的星光？……”听过他的课的学生也深有感慨：“他讲帕斯捷尔那克、芒克和多多，讲那些苦难的诗人，他把经历过的每一分钟都看做死亡，比如上了20分钟的课，其实就是死了20分钟。”
而对于好诗的挑选，陈超也是有着一套独特的说法，他认为好的诗歌不仅呈现以细读的方式来探究诗的活力和真诚，好诗的标准更在于“诗本身”。
所谓好诗
“真正的好诗，在‘懂’之前，我们已被感动。”陈超的标准就在于“感动”二字。以海子的诗为例：“黑夜比我更早睡去／黑夜是神的伤口／你是我的伤口／羊群和花朵也是岩石的伤口……今夜 九十九座雪山高出天堂／使我彻夜难眠”。陈超感慨：“在‘懂’之前，你已感觉到来自脊梁骨和内脏的寒冽、紧张、无告”。
对于诗歌的表述力度，陈超认为重点在于把握好“含混”和“清晰”的细节，而且不能盲目跟从大众品味，经常被批评家阐释的诗，未必自动等于好诗。好的诗歌，是能“留给人美妙顷刻”的；好的诗歌，要在“潜意识中激起幽鸣”……
对于好的诗歌语言，陈超的阐述是：“踏实而腴润，经过淬砺又像是脱口而出，单纯而又有骨子里的丰富感。平和深邃不再蛊惑，诚恳自尊又触动人心。”因此，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能清晰感受到那份“将情绪、境界、思想和声音融为一体，发出自生命深处重浊的舒适。”
您认同陈超先生的观点吗？您对于当前诗歌写作有什么想说的？您认为怎样的诗才是好诗？欢迎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