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天才人物，苏轼对自己的官场前景向来很有信心，他20岁就高中进士，四年后又通过北宋最难最高端的选拔“制科”试，走上了晋升的快车道，前途一片光明。对于自己迟早会成为北宋执掌权柄大人物，就连他本人也毫不怀疑。
按规定，应“制科”试时考生应该向朝廷呈交50篇文章，而在苏轼提交的文章中，有一篇讨论怀才不遇才子命运的 《贾谊论》。在文中，苏轼直言这位先贤不自量力，因为他对手都是“夫绛候亲握天子之玺而授之文帝，灌婴⋯⋯高帝之旧将”，而贾谊却想以“洛阳之少年”的后进身份，“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因此，苏轼提出解决方案是贾谊应该有耐心，要先“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那么“不过十年，可以得志”。
说的是贾谊，但苏轼肯定设想过若是我该当如何如何。换言之，“不过十年，可以得志”之语，其实正是他对自己宦途的设定。考虑到此时苏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苏洵携二苏兄弟——频频游走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大佬门下，博取庆历名臣乃至仁宗的青睐，文中所谓“优游浸渍而深交之”，就更显得别有深意了。从仁宗将两人视为未来辅佐子孙的太平宰相、英宗想超擢苏轼等事实来看，苏轼所作所为，的确是在向“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努力。如果不出意外，“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应当是他手到擒来之事。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苏轼千算万算但却没有算到，他下足“优游浸渍”功夫，留下良好印象的英宗在位仅四年就在治平四年（1067）正月去世，而继位的太子赵顼似乎对他无感——毕竟，谁都没有料到英宗那么快就去世。苏轼再聪明，也不会想到“十年得志”还需要给太子的太子烧冷灶。
因此，等苏轼熙宁二年（1069）服完丧返回京城时，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京城早已一朝天子一朝臣，昔日赏识赞誉他的韩琦、富弼、欧阳修早在两年前纷纷解除了中枢之职，出任地方，朝中主政的却是昔日和他们兄弟一向不和的王安石。无论是从史料还是从宋人笔记来看，苏轼似乎之前并未给宋神宗留下什么鲜明印象。更为糟糕的是，神宗继位时不过19岁，处理政务时仰仗王安石甚多，两人名为君相，实则师徒。所以神宗对朝臣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会受王安石的影响。偏偏王安石对苏轼印象极差，使得苏轼在熙宁初仕途上屡屡受阻。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的说法，神宗也几次想让苏轼担任重要官职，却都被王安石阻拦下来：熙宁二年，神宗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结果王安石表示反对，认为“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素异，别试其事可也”。还进一步指出，“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事实上，从宋神宗的角度来看，他在熙宁初期用人标准倒也简单，那就是谁能勇于用事，支持他励精求治，锐意变法，谁就能获得重用。他尤其喜欢提拔30岁左右的中青年官僚襄赞变法，甚至有“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的嫌疑。苏轼兄弟的同年，诸如程颢、曾布、吕惠卿、章惇等人，都是被引入变法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简称“三司条例”），或参与实施变法事宜而受重用。不仅是苏轼的同年，神宗对待苏辙的态度更耐人寻味。同哥哥一同返京后，苏辙在一个月后向神宗上书，批评神宗继位以来施政没有“先后之次”，会造成“自其所当后者为之，则先后并废”的恶果，进而提出理财优先。不过，要怎么理财，苏辙的观点更倾向于司马光，要求只是“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希望朝廷不顾“群起而噪之”地“破天下之浮议，使良法不废于中道”，然后去除“三冗之弊”。
尽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政见也同王安石有着显著的分歧，但神宗仍肯定了苏辙支持变法的大方向，并对他提出对策、拿出了决心的态度极为赞赏，因而钦定他进入“三司条例”，负责“检详文字”。王安石也没有阻止对苏辙的任命。可见在变法初期，神宗和王安石在官员任用上并未党同伐异。苏轼返京后被闲置，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他自己过不了这个坎，不愿意向王安石服软，无法获当朝执政的谅解，进而踏入皇帝的视线。另一方面，宋神宗对苏轼恐怕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不过是将他视为朝廷中青年官员中的一员，若是苏轼不主动在变法争论中发言，皇帝说不定都想不起他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