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当今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不仅让读者发问，也让诸多诗歌写作者发问。我国是诗歌大国，拥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底子；《诗经》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新诗已过百年。陶发美认为，当今不能出现伟大诗歌的最大原因、最本质原因是信仰的缺失。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只信自己。并且认为，虚妄是走向伟大的阻碍；虚妄直接摧毁的是伟大诗歌的殿堂。

陶发美，笔名：南窗、小园春秋、缶玉乾坤，湖北赤壁人，现居广东深圳。诗人、批评家。人生信条：与伟大的诗在一起。主要作品：萤魂系列长诗《竹林童话》《时间涟漪》《光天化日树》《天车行》《窗帘曲》等五部（被称为“本世纪最后的抒情”），寓言体长诗《上邪！上邪！》；文学评论有《诗之形而上》《海子的情场》《存在与诗意》《谁写出了高尚的诗歌？》《中国诗人的五大历史之问》等。出版有诗集《萤魂》《狩猎者》、哲学笔记《庄子随笔》，主编有《中国诗歌民间读本》。

当今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

陶发美

一

谢冕先生在多个场合说过一句话，意思是说，当今还没有出现伟大的诗歌；他又说，也可能出现了，是他没看到。

由此，生出一问：“当今中国为何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这一问，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里，把最初的人类生活也称为田园生活，他认为这个时期产生了最初的诗人，他们有孤独的幽思和奔放的梦想。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产生了诗，产生了歌谣一类的赞美诗。他所说的赞美诗，指的是《创世纪》。

我们有个成语叫“出神入化”，如果用这个成语去形容《创世纪》，其意思就是“神的启示”。世间万物都是神的旨意、神的创造。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汉语词典》在解释“出神入化”时，说的是“一种技艺达到了绝妙境界”。神性被忽视了，变成了技术性。

雨果还说到，《创世纪》这样的诗歌竖琴有三根弦：上帝、心灵和创造。这是不是说，我们的诗歌竖琴就只有两根弦：心灵和创造？甚或只有一根弦，仅剩下创造？如是，《创世纪》的伟大就是三根弦的奏响。与之相比，我们至少缺了上帝的介入。没有了上帝，也谈不上其他，其他的也就没有了，什么伟大好像也谈不上了。

那么，要说我们的诗歌也是伟大的，就必须跳出他们的审视标准。例如，我们要说《诗经》是伟大的，是什么样的构件成就了《诗经》的伟大？要说，《诗经》也有三根弦，就是物性、生活和创造。在《诗经》里，尽管没有像《创世纪》那样的神性表现，但它的自然物参与度极高，这反映了它的物性，反映了自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一种融合。

物性也是一种情怀，一种放怀于山水、寄情于山水的情怀。物性，是中国天道观的反映，物性体现了道家哲学。孔子用“思无邪”三个字评点诗三百，“思无邪”的理论意义在哪？就在道。道家思想之所以值得一说，只因它确实占有了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地位及理论高度。拿它放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极。

我们说，《诗经》有囊括大块的气质，也是从物性说的，从自然性说的，从道家思想说的。

《诗经》既是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古代的生活总集。有生活，就有了时代感。一定的生活是一定时代的生活，一定时代必有一定的生活。生活是艺术之源，也是艺术魅力所在。生活有喜有忧，有爱有恨，有怨有思，有失有得，所以心灵的承受是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物性显现了心灵，生活也显现了心灵。《诗经》不缺生活，也不缺心灵。当然，《诗经》也不缺创造，比如它的赋、比、兴的艺术表现，还比如它的音律美学、它的天成节奏。

当然，“三根弦”的判别标准，也不应该代替了一切标准。《创世纪》的伟大，在于表现了犹太民族的诗性文明。同样，历代之伟大中华诗歌，即也反映了我们东方民族的独有诗性文明。

二

我们称颂一些诗歌是伟大的，可以从文明说，也可以从历史说。

历史性也是一个重大标尺，就是说，它们是史诗。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史诗。

史诗的基本特征，就是原初性，或元始性。若以美学论，原初之美、元始之美，尤显珍贵。

它们的幽思、梦想、冲动，以及所反映的一切生活，皆体现了文明起点上，或初点上的面貌；是文明起点上，或初点上的歌唱。

它们代表了人类的原声，代表了历史的脉动。

它们光辉灿烂，不被时间湮灭，无愧于自然的、自由的、神性的、人性的回响。

从元始说、原声说，我们似乎已丧失了创作史诗的条件和资格了。

史诗题材似乎已不再亲近当今时代。

三

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史诗》一书的导言中，还提到了史诗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英雄精神。他列举了但丁、惠特曼、托尔斯泰等的英雄精神。他又说，“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

布鲁姆提出的英雄精神，或“创造不衰的想象”，既是从作品说的，也是从作者说的。这一点，在我们的古代诗人及其作品中也是有充分显现的。

就英雄精神推及一下，也是一个诗人个性、命运或性情的彰显，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就是证明。他们的表现也在英雄精神的维度之内。

若把英雄精神理解为战斗精神、战士精神，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现代史上的毛泽东就是证明，二者的作品不少有天才般的英雄品格，也不少有巍然的精神雕像。

四

布鲁姆既然提到了托尔斯泰，这意味着史诗的概念是延伸的。我们的四大名著都是可称作史诗的。只是从英雄精神说，作品的表现和作者的关系有所不同。若说曹雪芹有一种英雄精神的话，这种英雄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品《红楼梦》反射到了曹雪芹本人身上。就是说，曹雪芹沾了他作品的光。《西游记》有点不同，若说吴承恩有一种英雄精神的话，他的英雄精神无疑是投射到了一只猴子身上。一只猴子沾了吴承恩的光。那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英雄精神则是靠人物群像来衬托和展现的，从某个意义说，作者的英雄精神已献给了他的文字。《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英雄之光、精神之光散射在一群人身上，散射在它们的文字之中。一群人和它们的文字互为沾光。

布鲁姆说，“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那么，我们有渴望吗？这个“渴望”真的很重要。没有渴望，懒于渴望，贫于渴望，不敢渴望，必是英雄精神缺失所在，也是伟大者缺失所在。

五

我们说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是伟大诗歌的创造者，也说我们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也是伟大诗歌的创造者。具体到他们的作品，虽有不同标准的侧重。但是，他们最大的共同是思想的大者、情怀的大者、思想艺术和情怀艺术的大集成者。

特别强调了一个“大”的意义。

就是说，他们不单单是一个仅能写诗的人。他们的诗，也是“大”的产物。

又要说到道家的“大”。

老子说：“道，强为之名曰：大。”（见《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不能名，又以“大”名之。在道家那里，“大”是道的一个别名，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网名。一说那个“强”是勉强的意思。但以“大”命名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起到了一个加强音的作用；我们看不见道，但看得见“大”。“大”是道的一个精神显像。

没有这个“大”，何以伟大？

以东西方的伟大作品来理解，他们作品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精神世界的辽阔和浩瀚，也是人性世界的辽阔和浩瀚。这也是一个“大”，最大公约数的“大”。

为什么要反复说到这一点，因为恰恰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今日中国诗歌的一个最重大缺陷。

虽然，从每一首诗来说，并不要求贯注多少思想，或呈现多大主题。但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期待伟大者的诞生。

伟大者总是值得期盼的。

伟大者总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值得期盼的。

伟大者总是人类文明值得期盼的。

六

若说伟大者是思想制胜、情怀制胜、观念制胜，或者叫精神制胜，那么，在今日中国，诗歌更显现的只是一种语言制胜。

从广泛的新诗表现看，很明显的游戏充斥，不乏娱乐化、小品化的开展。但以积极而宽怀的态度看，今日新诗是语言诗歌，是语言艺术。这也是一个很正常、很中肯、很时代的评价。

伟大新诗的殿堂里，语言也应占到一席。

从语言说，今日诗歌的表现也不是要一概否定的，它们也是艺术的一类，也表现了今日诗歌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素养。

新诗一百年，其进化有目共睹。

汉语新诗，尤其突破了在传统诗词上的语言困局，而展现了一个价值上的多维系统。所谓多维，即在意象、意境、意涵等方面的复杂性、模糊性和多重性。

所谓语言上的诗歌，即是诗意走在语言上。诗意不一定是奔流，但可以是浪花。诗意可以不从完整的篇章上呈现。或说，它们原本就不是整体，就像碎裂的青花瓷，其艺术不在于整体，就是一堆碎片。

还要看到，今日新诗并没有完全背弃传统的美学体系。比如文以载道、文之以德、神思、诗言志等。美学体系上的一脉相承，给汉语新诗打上了强烈的民族印记。

尽管也出现了一些西化的景象，一些异化现象，但这也不是全消极的，反而带来了新的丰饶。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破局？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多维系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新的丰饶？西化的过程影响还会如何？这些倒是值得再思考和回答的。

我们今天要谈伟大，若从积极一面说，至少看到了一些伟大的因子。

我们仍然怀抱希望。

七

语言的消极因素也是存在的。

大量的作品生于语言，又死于语言。

有人说，诗到语言止，实是到语言死。

从今日大量的官方媒体或民间媒体所推崇的、所发表的作品看，也包括大量的获奖作品，绝大多数只是语言上的诗歌，只是给了诗歌一个现代的、时尚的扮相。有的连一个“扮相”都没有。

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意象拼凑和罗列。

语言只创造了意象，语言只为意象服务。

所谓的意象美取代了诗之美。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作者极擅长此类表现。所谓创造力、想象力，不过是此类拼凑和罗列的比拼。社会上普遍认为的垃圾作品，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类作品。

这个让我们陶醉的诗歌时代，也陶醉在一片意象的茫然之中。

这里是不是要有一个概念：单纯意象类诗歌。这又要说到一个成语，就是故弄玄虚。就是语言上的虚妄、做派、不诚实，语言上的花招太多。

单纯意象类诗歌肯定缺了什么。缺了什么？这又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来了，缺了思想、观念，缺了气质、气度的东西。思想、观念问题，气质、气度问题，根本的就是哲学问题。

很多作品一看标题就看出气质上不去，气度也不够。这也是个哲学视野问题。哲学的缺失也是中国新诗的普遍病症。

本来，诗歌并不拒绝虚的东西。这个虚不是玄虚，不是虚空，不是虚妄，但可以是虚无。

什么是诗意？虚无就是诗意。

即说，虚无性是新诗的一个很重要特征，也是新诗的主要哲学特征。

当一个作者不具有必要的虚无修为时，怎样的语言花样、怎样的意象比拼也是无趣的。

一味的语言扮相和意象制造可以骗取读者的一时信任，但内质的东西没有，从来没有，历史也不会认账。

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一类所谓的意象之诗尽管耍了很多花招，尽管也被标榜为好诗，但它们离人类心灵是最远的，离历史是最远的，离伟大也是最远的。

八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在者的家。

一个哲学家最应该拥有的就是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发现的，就是他的家，他爱着，受他的统辖。

海德格尔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他看到了一个无限的奇妙的诗性世界。

他的世界最富有诗性。

诗性是什么，就是诗意地栖居，就是存在。

他的世界，就是他的家，就是那个诗意的栖居地。

什么样的语言才是好的语言，才是好的诗歌语言，我们要有个分辨。就是说，好的诗歌语言才是存在的寓所，才是虚无的家。

语言，不为语言自身。

好的语言，只为存在而在。

存在或虚无，还原到诗学上来，也就是诗意的栖居，就是思想，就是情怀，就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

好的语言，不只是为赢得一首诗，而是为赢得一个世界。

九

法国的丹齐格说：“一位伟大的作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老虎。他从林中空地走出来，齿间含着一束鲜花。”（《什么是杰作？》第24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说得很形象。老虎嘴里的“一束鲜花”指的什么？不可能是语言本身，一定是别的东西，就是要表达的东西，就是思想、观念、精神、意旨方面的东西。

没有这些，没有这些伟大的要素，一个作家也不可能是“一只老虎”。

仅是语言上的花招，即是老虎，也不过是一只布老虎，不是真老虎。

丹齐格又说，“金句是没有身体的舞蹈。”（《什么是杰作？》第241页）“没有身体”指的什么？我的理解就是对语言自身的突破；“舞蹈”是什么？还是思想、观念、精神、意旨方面的东西。

金句，不在语言自身，同样是老虎嘴里的“一束鲜花”。

十

有人说，“诗言志”，作为一种传统美学已不适应新诗了。这里也应有一个重估价值的问题。“诗言志”三个字应该有新的价值特征。这个“诗”是什么？这个“言”是什么？这个“志”又是什么？时代发展了，“诗”在变化，“言”在变化，“志”也在变化。一些传统观念、传统美学需要有新的提炼和发扬。简单的否定或抛弃，会失去不该失去的。

再说虚无，虚无不是远处的雷声。

虚无在我们的美学体系也是存在的，比如在“诗言志”里，虚无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个“诗”变化了，“言”变化了，“志”变化了。诗——言——志，——这三者当然也有相应的变化。重估价值，就是重估这种变化中的价值，就是重估其虚无的价值，重估其新时代的价值。

今天，我们再讲“诗言志”，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新诗学，甚或一种新存在主义的东西来理解。

不能只讲“诗意地栖居”，而不讲“诗言志”。

“诗言志”等传统美学，一旦进入了一种新的诗学语境，一旦被重估，它们的理论成色会再度显现。

十一

还如，我们说到道家思想对诗歌的影响时，会想到谁，会想到老子、庄子，还有一个人也是应该想到的，还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也是离我们最近的思想大家。殊不知，海德格尔是受了老庄影响的。尤其是他对“无”的注视。他的理论谱系里就有中国的天道观。

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道家思想的联系，自林语堂起，已引起了我们很多学者的关注。我以为，之于海德格尔，至少道家思想是他思考的一个重要基点，道家的光辉一直在照耀着他的窗口。

十二

黑格尔认为，“诗特别要在观念或思想中活动”。他是在进行诗与画的对比时说出这一观点的。他认为诗高于画。其理由是：诗永远在心领神会；在感性现实面前，绘画的表现是一种有限的欠缺，而到了诗这里，却是一种无可估计的富饶；诗可以不局限于空间的并列，还可以展现为时间上的先后承续，成为一种历史；诗的历史过程呈现于我们的观念里。

黑格尔是在谈论诗的一般美学原则，也是在谈论诗的一般精神原则，也涉及到诗的一般历史原则。

他所论及的观念原则、思想原则，或精神原则，或历史原则，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也是当今诗歌应该持守和践行的基本原则。

黑格尔的美学高度没有过时。那么，在这一美学高度上的诗歌，毫无疑问，也是一种伟大的追求。

十三

庄子、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就像不同洞穴里的灯盏，它们的光有些遥远，却是诗意的、诗性的。

这样的灯盏依然神秘而闪烁。

十四

那么，语言问题是不是出不来伟大作品的主要问题呢？当然不是。

如果说伟大的作品是奔流，语言就是舟楫，是帆，就是我们征服的工具。从今天的语言来说，它不应是走向伟大的障碍。

你要走向伟大吗？语言已准备好了。

语言，不希望是个玩物。

语言极愿意为哲学家服务，为伟大者服务。

语言希望的是个舞者，是思想的舞者、观念的舞者，精神的舞者。

语言希望的是人性的舞者、信仰的舞者。

十五

说了这么多，那么，当今出现不了伟大诗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可以单单归于思想、观念、精神、意旨等方面的差距么？如果还在这一问题的表象上逗留，这篇文章可以不写。因为思想、观念、精神、意旨等这些概念在我们的思维里是局限的，是桎梏里的东西，是被压迫着的东西。

我们难以看到这些事物的真切面貌。

它们还有生命空间吗？几乎被一些陈腐的观念和事物挤满了。它们腹胀着，全然昏睡，很难被唤醒。

要更直接地说，不能出现伟大诗歌的最大原因，——最本质原因，——最根本原因是信仰的缺失。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只信自己。

十六

《创世纪》等巨擘史诗之所以能出现？就是神性，就是伟大信仰的不朽创造。

神性，之于我们，似乎不好听，畏葸着，害怕。

神性，它的本质是人性的，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人性之光，是人性的一种跳跃。

没有神性，能依靠我们的信仰制胜么？我们信仰道。道，也有神性。艺术性，也有神性。伟大的艺术，它的神性往往是很自然的一部分，是可爱可亲的。

神性，并不击伤我们。

神性的獠牙，是我们刻意安装上去的。

神性，深刻隐藏着人类的苦难和悲伤。

神性彰显人性。

我们常说的艺术之光，即是神性的、人性的。

以道观之，老庄自不必说，众生们以道创造了“诗三百”。最典型的还有陶渊明的田园诗、刘勰锡的美学大典《文心雕龙》，无不闪耀着道的辉煌。这里的辉煌就有神性的成分，即人性的成分。

什么天道？我们的态度在哪？

——敝帚么，不能自珍啊！

如果说物性反映了天道观，如果将天道称为一种古老的物性哲学，显然，我们离物性世界已太远了。

我们已深度陷入的是一个物质性的世界。

物质性，不等于物性。

物质性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让名利观成为天下第一世界观。

况且，我们已不讲世界观了，一切在名利上发声。

物质性已魔鬼般的侵入和占据了我们的世界。

魔鬼是罪恶的，也是致命的。它让伟大者窒息、泯灭。

十七

出不来伟大作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重性的。如前所述：思想问题、观念问题、精神问题、意旨问题、信仰问题、神性问题、人性问题。

缺失信仰，以名利为第一世界观，以致对神性、人性的蔑视会带来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虚妄。

一个写作者的虚妄，必然反映到作品上；作品的虚妄必然反映了人的虚妄。

虚妄，才是阻碍。

虚妄，构成了一个绝缘体，与生活绝缘，与时代绝缘，与历史绝缘；当然，也与伟大者绝缘。

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就是虚妄。

所有美好的东西、崇高的东西、伟大的东西，都不在话下，也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和进取了。

虚妄，才是走向伟大的阻碍。

虚妄是泛滥的，不仅是一个人、几个人，或一群人的虚妄，是整个诗坛的虚妄，是新媒体下的虚妄。

虚妄，直接摧毁的是伟大诗歌的殿堂，是美学的殿堂。

虚妄，正成为伟大诗情的第一杀手。

神圣不见了，崇高不见了，伟大又在哪儿？

不是有一些人占据了一些媒介，多发了一些作品，就声称要与屈原、李白、杜甫他们做朋友么？有的干脆就与屈原、李白、杜甫比肩了。

虚妄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民族、对民间、对生活、对时代的蔑视。

如果说，要做一个判断，伟大者将在哪里产生？当然只能在伟大民间产生。这个伟大民间也一定是在民族的情怀里，一定在生活的大潮里，一定在恢弘的叙事里。

这个伟大民间，就是伟大者的摇篮。

这个伟大者也不会在今日的各类圈子中产生。

各类圈子就是虚妄的产物。

看着各类圈子，想起老舍在《骆驼祥子》里说的，“他们仗着‘作派’维持自己的尊严”。有的占着圈子，说着“洋话”，就像拉洋车的，“甚嚣，且尘上矣”。

与其说一些人占据了某个圈子，不如说他们占据的只是一个祭台。把写作当作诅咒，把诅咒当作神器。

诅咒多了，神器最终射向了自己，自己也成了幽幽亡魂。

这个祭台还能为谁布设？

哀歌还能为谁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