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25年末，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在巨流河战役中兵败，夫妇惨遭杀害。
张作霖悬赏捉拿的名单中，齐世英赫然在列。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他就一直追随着郭松龄。
匆匆与家人一面后，风雪交加的夜里，齐世英开始了逃亡生涯。
这年，他27岁，女儿齐邦媛还不到两岁。
齐邦媛出生于辽宁铁岭，因母亲怀孕时生病，先天不足导致出生后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高烧不退，气若游丝，母亲一直抱着她哭。
有个亲戚见到，说：“这个ㄚ头已经死了，差不多没气了，把她放开吧！”
母亲不肯松手，祖母于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派人去十里外请医生，就这样拣回一条命。
为了感谢这份恩情，母亲请医生给孩子取个名字。
“邦媛”，出自《诗经》：“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齐邦媛的幼年，父亲是缺席的，在东北的旷野中，她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夏天去拔棒槌草、黑浆果，冬天在结冰的河面上打滑溜。
还有宽容慈爱的母亲，用她仅有的小学教育，把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了她终身的文学上的启发。
齐邦媛（右一）与母亲、妹妹
6岁时，由外祖父带领，齐邦媛穿着崭新棉袍，和母亲、哥哥一起从沈阳上火车，三天三夜后来到南京。
站台上，等待他们的，是一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
“温和的君子”，这是父亲留给童年齐邦媛的第一印象。
亡命天涯的日子，父亲见到了留德、留日的同学们，听了多次演讲、宣传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成为要人。
家人虽团聚，但生活依然是动荡的。东北沦陷后，父亲偷偷潜回东北安排抗日。
一家人从南京到北平又到天津，不断搬迁。
家乡沦陷，很多东北青年流亡到北平，父亲齐世英说服行政院成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流亡学生。华北局势紧张后，中山中学被迫迁往南京郊区。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在南京，齐邦媛的家成了东北学生共同的家。
每个星期六的中午，哥哥齐振一都会带几个同学回家，辗转逃亡，几乎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
有一天，哥哥带回一位叫张大非的学生，在温暖的火炉前，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父亲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了。一家人四散逃亡，他进了教会办的中学，信奉了基督教，靠一本小小的《圣经》支撑着活下去。后来流落到北平，考入中山中学。
这个18岁的男子，用一切自尊忍住了号啕。那一幕，12岁的齐邦媛终身难忘。
从此，每个星期六，齐邦媛都期盼着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
有一天，齐邦媛跟着张大非和哥哥们一起去爬山，下山时，体弱多病的她落在最后。
天已经暗了，在寒冷和恐惧中，她开始哭泣。
这时，她看到张大非回头看她。他重新攀登上来，用棉大衣裹住她，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
经常辗转迁移，齐邦媛玩伴很少。张大非的抚慰和关怀，给了她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依靠。
亲人离散，齐邦媛的父母重新给了张大非父爱母爱，他称他们“爸爸、妈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张大非报名军校，改名“大飞”。临行，他送给齐邦媛一本《圣经》，和他那本一模一样。
在扉页上，他写道：
邦媛妹妹：这是人类的生命，宇宙的灵魂，也更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
从那一天起，齐邦媛走到哪里，这本《圣经》就跟到哪里。
张大飞送给齐邦媛的《圣经》
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逃难开始了。
1938年11月，中山中学在四川落脚，父亲把齐邦媛送到沙坪坝的南开中学。
炸弹声伴随着读书声，升旗仪式上，校长张伯苓满怀激情地演讲：
“国不亡，有我！”
“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张校长的话，齐邦媛终生铭记。
稍稍安定后，张大飞的信就到了。哥哥忙碌，他嘱咐齐邦媛马上回信。从此，齐邦媛成了家里最爱写信的人。
整个中学时期，张大飞成了最稳定的笔友，信中，她给他讲学校的生活，给他写诗、抄诗。
同时，她也知道，航校毕业后，他参加重庆保卫战了；
作为优秀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他去美国受训了；
他加入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了。
几年过去，在战火中，两颗成长的心灵靠得更近了。
信中，张大飞说：“你的信，是我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1943年，张大飞所属部队在重庆换机，他赶到学校去看齐邦媛。当年的小女孩已是窈窕淑女，看着她，他由衷地说：“邦媛，你怎么突然这么好看了呢！”
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他把她拢进他的大雨衣里。谁也没有想到，那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
这一年，齐邦媛19岁。
齐邦媛
高中毕业后，齐邦媛考入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和张大飞的通信还在继续，有时，他会在信中附上他的军装照，神采奕奕。
生离死别是战争常态，目睹战友牺牲，张大飞不再隐藏情感。终于有一天，他在信中倾吐思念：“我无法飞到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齐邦媛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发生变化，她想转学到昆明，想要离张大飞近一点。
可是，张大飞的态度却突然变了，他坚决不同意，口气又变成了兄长式的。
那之后，他的信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齐邦媛收到哥哥寄来的信，信里附上了张大飞的信：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似乎看得见她从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
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
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
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
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已壮烈殉国，年仅26岁。
中国空军飞行员张大飞
之后，齐邦媛收到一个包裹，是张大飞的战友寄来的，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里面是八年来她写给他的所有信件。
正是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张大飞才用理智战胜情感，刻意疏远了她。
哀伤的泪水落在信纸上，齐邦媛只有难言的痛苦。
三个月后，日本投降。
那一天，举国欢腾，齐邦媛举起火把和大家一起庆祝。走到南开校门前，恍惚中，她仿佛又看到张大飞从操场上向她走来。
一瞬间，只有悲伤。她一面跑，一面哭，回到家时，火把早已熄灭了。
从此，齐邦媛把张大飞埋进心底，不再提他的名字。
可是，爱情的火把不是时间和离别所能熄灭的。面对爱慕她的男子，她总是不由地提起张大飞，终于，那男子说：“我无法与一个死去的英雄人物竞争……”
她终究无法忘记张大飞。
大学毕业后，国内动荡，怀着自我放逐的心情，齐邦媛去了台湾，任台大外文系助教。
一次参加武汉大学校友会时，她吸引了一个年轻人的目光。他叫罗裕昌，是武大电机系学长。
校友会后，罗裕昌经常来看齐邦媛，他的关心，驱散了她的孤独感。1948年，他们结婚了。
不久，父母带着全家来到台湾，从此，家乡成为回不去的故乡。
当年的信件已被苦难时代的狂风带走，唯有张大飞送的《圣经》，几十年来从未离身。
晚年齐邦媛
在台湾，齐邦媛走上教育路途。教课之余，她受邀在故宫博物院任秘书，每到故宫，她总会想起北京故宫，想起海峡对岸的万里江山。
那些年来，她爬过无数的山，每一次，都能清晰地感到，张大飞在回头看她。
1993年，已是著名学者、教授的齐邦媛终于回来了，近乡情怯，还乡者已老。
在南京，她去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谢绝了老同学的陪同，她独自找到那块编号M的碑。
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其中一栏写着：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一九一八年生，一九四五年殉职。
一时间，前尘旧事涌上心头，齐邦媛不禁潸然泪下。
那无法把握的爱情，那终将逝去的往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