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巨匠，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无人不晓。

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面对民族危亡的局面时，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一部部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等影响深远的巨著，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也成为了后人耳熟能详的作品。

而身为鲁迅胞弟、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的周作人，却与长兄的品行背道而驰！

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先是听从日本妻的挑拨，与身为民族斗士的长兄鲁迅断绝关系，而后又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最终走上了卖国求荣的汉奸路，从而饱受骂名和争议，晚年生活也因此悲惨至极！

【周作人与鲁迅：本是同根生，却因日本妻挑拨决裂】

1885年生于浙江绍兴的周作人，是周家的第二个孩子。

传统家族中，长辈通常会对长子投入极大的心血培养，对幺儿也会给予充分的关爱；所以夹在中间的周作人因性格安静温顺，少有哭闹，因此受到的关爱和培养都不如其他兄弟。

好在因家庭护佑下，周作人的青少年时期算是顺遂。

自幼喜欢文学的他，也因温顺内敛的性格，造就了平淡清新的扎实文笔，让长辈很是欣喜。

1906年，周作人跟随哥哥鲁迅前往日本修学，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因此上世纪20年代时，周作人就已经声名鹊起，知名程度甚至胜于兄长鲁迅。

日本留学期间，由于所有对外交涉都由鲁迅替他代办，周作人的生活完全平稳无事；他既没有亲身面对鲁迅被日本人排挤为“下等民族”的屈辱，也没有郁达夫被日本人戳指痛骂“支那人”的愤懑。

所以，“过得颇为愉快”，“对日本印象挺好”等说法，成为他对留学时光的愉悦总结。

温室里的花被保护的太好时，也自然无法经受猛烈风雨的考验。

周作人留学日本的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回国之后的他专心写作和翻译，为我国翻译事业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是这趟漫长的日本之行，改变他的爱好和事业。

而日本妻羽太信子的出现，也在推动周氏兄弟决裂的过程中，改变了周作人的人生轨迹。

兄弟二人从日本归来后，同住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家中的财政大权由羽太信子掌握。

可惜羽太信子并没有贤惠持家的品质，不仅性格泼辣强势、花钱如流水；还污蔑鲁迅调戏她。

而羽太信子的挑拨，也最终导致兄弟阋墙。

1923年，周作人正式写信断交，兄弟二人形同陌路。

没有了兄长的影响，原本民族情结就淡薄的周作人，在日本妻子的鼓吹怂恿下，逐渐产生了亲日情绪，最终步步走向了汉奸的道路。

旧时文人变节，虽改朝换代，但华夏子孙的血脉还是紧紧相连的。

而周作人的变节，却是把自己完全卖给了异族日本人，不管他自己有何难言之隐，这本身就是无比的伤痛，也是他一生无法抹去的耻辱！

【周作人与他洗不掉的污点：自愿看护北大校园，却为保命走上汉奸路】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一时间，北平城内人心惶惶。

许多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如坐针毡，纷纷选择南下；作为中国高等院校的北京大学为保薪火，也开始向中国腹地撤退，先是迁到湖南长沙，再迁到云南昆明，后与逃难而来的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

在这场最为壮观的南渡北归中，作为新文化领军人物的周作人却请求留了下来，与马玉藻、冯祖荀、孟森三位年迈教授共同看护北京大学校园，以写稿和授课维持生计。

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语丝》周刊的创办人，他在当时的影响可谓用“名满天下”形容；所以他的岿然不动，也让很多人为他绷紧了弦。

得知他选择留平后，友人郭沫若还专门写文《国难声中怀知堂》，力劝他赶紧南下。

在文中，郭沫若先是赞誉周作人的民族气节：

“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年轻的一代人不见得尽能了解。”

接着略带隐忧的写道：

“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面对郭沫若的这番苦心规劝，周作人没有表态。

此时的他有自己的应对措施：从北平沦陷起，他就做好了打算，以隐居的方式平安度日，再不问世事。

然而事实证明，周作人的想法大错特错！

就如郭沫若说的那样：“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当时的周作人在中日两国都享有较高的声誉，他根本不可能如同其他三位留平老教授般隐居。

所以，周作人的命运也在这份荒谬坚持中发生了巨大转变。

1938年2月9日，本着“文化交流”的名义，他前往了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的座谈会”。

消息公开后，诸如茅盾、郁达夫、老舍、丁玲、夏衍等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实为震惊，随后以联合签署公开信的形式，对周作人下发严肃通牒：

“文化界之叛逆，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

消息传播快速，就连大洋彼岸的胡适也力劝周作人浪子回头：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然而周作人却如中邪般执迷不悟，他不明白“文化交流”何时成为亲日做派了；因为太执拗，总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以至于他在“文化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9年1月12日，这一天对于周作人来说，估计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深夜，有人敲响了周作人家的门。

周作人开门后，那人问了一句：“您是周先生吗？”

得到答复后，那人随即冲着周作人给了一枪。

当时枪响之后，周作人应声倒地，后来住进医院。

但其实周作人最后毫发未损；刺客为了消音，枪的口径很小，子弹是铝制的，杀伤力也很小，而子弹正好射在了周作人衣服的扣子上。

但这个事件好像吓坏了周作人，本就不挺的腰杆软了下来。

从刺客枪下躲过一劫的周作人，正式从日本人手中接过了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这就等于向天下人宣告，周作人正式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了。

家门不幸，何其承哉！

周作人成为汉奸这件事，最终还是被亲侄周丰三得知了。

周丰三本是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儿子，只因夫妻感情不和，周丰三自出生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关系最为亲近的男人就是自己的二伯周作人了。

自幼敬仰的二伯成为汉奸，周丰三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

因为二伯的事情，周丰三的生活也受到了巨大影响和波动！

先是朋友们逐渐与他断绝了往来，接着校友们也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甚至有人直接指着他的鼻子骂。

现实和亲情的无情打击，最终击垮了这个涉世未深的男孩。

1941年3月的一天，年仅19岁的周丰三当着周作人的面，拿枪对着自己并决然地扣动了扳机。

就这样，这个年轻气盛的大学生，在家门不幸的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周丰三死去了，然而他的以死明志，并未唤醒周作人的良知。

忙于为文化繁荣做贡献的周作人，反而在汉奸道路上越走越远，期间频繁活动如下：

1941年10月起，周作人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在这期间，周作人也因为汉奸的身份颇得日本人信赖，因此生活衣食无忧！

可任何时候：只考虑个人利益不顾民族大义、无视应有的社会担当，必然会走上道德的绝路。

周作人的绝路，便随着抗战胜利的喜讯，不疾不徐地到来了！

【逃不掉的法律制裁：因汉奸罪被捕，又凭文学造诣得以保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这个中华民族为之欣喜若狂的时刻，周作人却产生了沉重的担忧。

整日闭门不出的他，开始反复思考自己做过什么光彩事情，以来抵消即将到来的厄运。

然而，该面对的始终逃不掉！

12月6日，周作人被捕了！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对他汉奸一案提出起诉书，列举了他的斑斑劣迹。

然而面对这铮铮铁证，周作人却不肯低头。

他先是以不满情绪写了一篇自白书，为自己开脱，称：要那么多文天祥用什么用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后又在胡适的帮助下，依靠往昔交情，为自己找来不少人证物证，其中就包括曾经得到过周作人帮助的政府地下工作人员。

正是因此，周作人的罪行才得以缓解，改判刑期为10年。

身陷囹圄的周作人倒没有自暴自弃。

在狱中漫长的时间中，他依旧笔耕不辍，不仅翻译了大量的作品，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

总之，他依旧保持着一个文人的生活方式；相比后期被释放出狱，倒也活得逍遥自在。

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的进一步升级，战局逐渐扭转。

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已岌岌可危，为了向中共释放出愿意求和的信号，李宗仁下令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

曾经沦为汉奸的周作人按说不应该算做政治犯，但也搭着这趟便车重获了自由。

出于文人雅兴，重获自由的周作人在如沐春风，还不忘随口拈诗来庆祝一番：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但欣喜的情绪还未消退，新的忧虑又徘徊而来！

重获自由身的周作人开始担心：他该怎样面对即将执掌江山的新政权呢，或者说这个新政权该怎样处理他这样的政治“失足”人员呢？

思前想后，周作人决定给周总理写一封长信。

在这封长信中，他毛遂自荐般的谈及了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和成就，还主动交代了自己为什么要留在北平而不跟随学校南下。

在信中他这样说道：

“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在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

字里行间，倒有曲线救国之感！

事实上，这份长信也为周作人换来了平安！

彼时建国初期，人才匮；如同周作人这般懂日语，也懂古希腊语的实属罕见。

所以领导们深层讨论后，决定委以周作人重任——负责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

可以说：戴罪之身的周作人，却能得到如此厚待，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才华。

后期的周作人也不负所托，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周作人交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比如《希腊神话》、《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枕草子》等，不胜枚举。

纵然他的一生极具争议，也无法否认他在文学作品上极高的造诣和贡献！

【周作人的凄凉晚年：被疯狂时代裹挟，靠玉米糊和臭豆腐度日】

晚年的周作人，在北京城深居简出；他的经济来源大多是通过写稿获取。

因为醉心研究文学，为新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昔日文友也渐渐恢复了与他的往来。

之后的他，又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译者，拥有了一笔稳定丰厚的工资，后来这笔薪资又从200元涨到了400元。

但看似衣食无忧的周作人，晚年生活却异常凄凉！

先是经受大跃进的考验，在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年代，周作人明显感到入不敷出；而此时挥霍无度的日本妻子也身患重病，加重了家庭的花销。

迫于无奈，他就只好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古董、旧书、家具都在变卖范围之内。

作为一个骨子里都有墨水的文人，若非人在窘途，谁肯舍弃心头最爱呢！

可见，周作人的窘境已是不堪直视！

当然，生活的穷困并未限制他的创作；如果就此下去，他的晚年生活或许能在平淡琐碎的时光更迭中终结。

然而，那个疯狂时代的到来，却再次摧毁了周作人的安稳生活。。

特殊时期，全国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出版社尚且自身难保，便无法给周作人提供稿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周作人，还曾写信质疑为什么停付。

时代的风暴，终究也席卷了个人的命运。

当时清清白白的人尚且难逃贬斥，更何况他这个曾经政治上失足的文人呢。

疯狂的人群冲进他的家中，开始了贪婪的收刮。

而作为房屋主人的周作人，则被撵到了四面漏风的棚子里，甚至无法起身行走。

生活条件恶劣不说，他的一日三餐也只能吃些别人不要的臭豆腐和玉米糊。

彼时已经80多岁的周作人，因为营养不良双腿浮肿，身体极快地衰落下去。

不堪其辱下，他曾两次写信给派出所请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然而未果。

直到1967年，他终于得到了解脱。

被单独关押浴室的周作人，在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就这样，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终于结束了这漫长且多难的一生。

也许是因为父辈们的纠葛，又或者是许久未联系早已淡了亲情，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被通知参加二叔葬礼，但最终拒绝了出席，这番做法也算应了兄弟二人当时决裂所说的永不再见。

【写在最后的话】

在中国近代史上，周氏三兄弟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名士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相比受人敬仰的鲁迅，安稳余生的周建人两位兄弟命运，身为老二的周作人却经受了跌宕起伏的人生，最后在凄凉境况中死去。

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周作人的文学成就和他的卖国行径却形成了两个极端，不免让人感叹：

兄弟三人迥异的人生道路，恰恰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的缩影，更是那个年代不同价值取向一类人的代表。

时代对命运的裹挟，成全了世间的种种传说；而人性在慌乱时代的坚守，也恰好反映着人生选择的重要性以及迷人之处！

只是不知，临终前的周作人是否可曾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