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解释中，“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魏帝曹芳的“正始”时期，司马氏逐渐势大，他们代表的士人集团和曹魏宗亲集团的冲突就慢慢凸显。上层的士人、门阀也到了必须要站队的时候。高层文人大部分是曹魏门生或宗亲，不愿意出仕司马集团，但是又不得不面对司马氏的威压邀请。
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疯子文人、行为艺术家，如著名的“竹林七贤”。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崇尚的“魏晋风度”，当时那些高级文人都是逼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这些人嗑药、醉酒、滥交、裸奔，各种瞎胡闹，其实是故意作给司马集团看的。
司马氏上位前后，出于稳定局面想邀请这些高人出仕，结果一看都是疯子，只能不了了之。这些名士也得以避祸保命。
这正是魏、晋的过渡时期，所以后人称这些特立独行的名士风格为“魏晋风度”、“魏晋风流”，在不是很熟悉诗歌、文学发展史的人眼中，容易和“魏晋风骨”混淆起来，甚至和“汉魏风骨”相混淆。
“汉魏风骨”是陈子昂《修竹篇序》中提出的概念：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
写文章的正道被抛弃，已经五百年了。汉魏风骨，晋和刘宋都没有传承到，但是有足够的文献可以体察前人的正道风格。
在陈子昂心里，晋朝之前的文章风格才是正道，而这个时期实际上是指两汉和曹魏时期的文学。两汉，文学（诗、文）掌握在上层知识分子手中，秉承《诗经》以降，文治天下的功用，诗文必然是以论治国之道为主，而相对的个人感情抒发作品都是从民间收集的乐府作品。
有目的创作的诗文，上层功用是国事，主要是言事，是朴实无华的。
而朴实无华的表达方式、内容丰满的主题叙述就是文章的正道。汉魏的诗文正是这种风格，才会被中国历代文人奉为圭臬。
而“魏晋风流”、“魏晋风度”虽然在诗文的文采修辞上更进一步，却正是“文章道弊”的开始，是魏晋南北朝整体诗风最终走入空洞浮华宫体诗的始作俑者。
这个时期的高层文人理想破灭，没有了经国济世、建功立业的想法，只求平平安安、隐居活命。思想决定风格，所以诗风就不再关注社会民生，而更多地开始进行个人追求——肉体追求和精神追求。
玄学由此诞生。
从“汉魏风骨”到“建安风骨”，再到“魏晋风度”，再到后来的“左思风力”，是经历了“建安时期”、“正始时期”、“太康时期”的不同时代政治权利变更倾轧之下的结果。
所以“魏晋风度”对唐诗的影响是有的，但实际上是有限的。
它的最主要作用是玄学思想发展，在诗风中形成“玄言诗”派，并且产生了“游仙诗”，进而产生“山水田园诗”这个流派——这都是从“竹林七贤”之首阮籍的隐晦、幽怨的诗风衍生而来。
玄学思想后期在北宋进化为理学的肥料，衍生的谶纬学于隋朝被当作祸国之术禁止，“魏晋风度”这种避世逍遥的行为和作风实际上在唐宋并没有起到楷模作用——家国之兴盛，个人功业的追求，远比那些离群隐居、标新立异、特立独行更加符合大众的逻辑思维和社会的进步需求。
无论是盛唐、文宋，只要社会趋于稳定，政治趋于清明，所谓“魏晋风度”都只是不得志官员的心理后花园，只要仕途上稍微有点起色，都不会有真正效法的行为。
“汉魏风骨”是文章正道，“魏晋风度”却是失意人生的自我慰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后来中国文人的处世方式，实际上就表明了对“魏晋风度”的叶公好龙。
决定唐诗内容意境的是“汉魏风骨”，决定唐诗平仄格律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四声八病”、“徐庾体”，乃至“齐梁体”——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和“魏晋风度”关系不大。
盛唐诗歌在形式上承袭并发展宫体，在写作上效仿两汉曹魏，融入大唐奋发向上的意象，终于成就了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盛世飞歌。
“魏晋风度”可以羡慕，可以追思，但是根本不值得提倡。
咱们千万不能读古书读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