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磊
随着大明宝钞的一路贬值，从未完全退出流通领域的白银在上下激荡中崛起，引发国家和社会整个趋于货币白银化的时代进程，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逐步推广到北方，明代的赋役、工商税收领域逐步白银化，在军事供给领域也渐渐白银化。万历九年（1581），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标志着明代赋役制度白银化的完成。这前后，全国各府州县先后编撰出“赋役文册”“赋役全书”，国家层面编撰出《万历会计录》，充分反映出国家财政赋税在以征收货币白银为内容的情况下，明代国家可以从数目字上对财政进行统一的会计和预算，包括铸造统一的银锭。
财政收支白银化的另一个结果是白银的标准化，明王朝开始要求各地铸造银锭。嘉靖八年（1529），户部尚书李瓒奏：各处解到库银率多细碎，易起盗端，乞行各库州县，今后务将成锭起解，并记年月及官吏、银匠姓名。嘉靖十四年要求每二十两倾成一锭。嘉靖四十一年要求“每五十两煎成锭，转解太仓，以备文武官员折俸等项支用”。在明朝政府的意识中，标准化、统一的银锭对官方有重要的意义，至于市场上白银的形态、成色并不关心，这或者是基于之前货币政策失败的谨慎。
我们由此可以勾勒出一个银锭的流动史。
首先是官府收银子。到了交税的时间，各类纳税群体按照官方的成色要求，提前准备好相应的银子，或市场兑换、或借用、或售卖收银，不一而足，总之要与市场发生关系。这一环节，对银子形态无要求，大小、银钱、银块、银币都可以。在准备好后，到了官府规定的时间，前往官府进行交税。按照规定，官府在收银处设置木柜，上面凿一小口，在木柜上架设天平；天平是用来称重的，同时还会有专业人员看银子的成色。当然各地会有不同程度的加派和折算，甚至胥吏还会有敲诈勒索。在核实银两后，现场工作人员会给纳税者开收据，同时将银丢入柜中。到了晚上，打开柜子，进行秤兑。
接下来是铸银锭。在税银确定收齐后，需要将零碎的银两铸成银锭，按照“先边疆、后腹地”的顺序进行铸造。一般而言，解边、解京的银两与官员考核挂钩，自然优先级高。在明后期，辽饷属于考成范畴，因和官帽子挂钩，各地交纳效率就很高，所以其他边饷后来也纳入“一体考成”。解京边的银两有规定，一是成色需在九五成以上，秤兑需以中央颁发的砝码为标准；二是五十两为一锭（在各层级的府库贮藏保管，铸造成大锭以防止偷盗夹带等弊端是很自然的）。所以“令银匠每五十两下火，倾销成锭”。在铸银锭的过程中，要将年份、地点、用项、重量、官员、匠人等信息刻在上面。刻铭文需要在银锭成形后，当温度降至临界温度以下，银锭尚呈朱红色，还没有完全硬化的时候，由银匠用刀凿和锤头在银锭表面，一笔笔錾刻打砸上去。因为刻字时间的短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银锭铭文并不具备书法美感，甚至有异体字、俗体字，乃至以特殊代码符号。在正德时期，各地银锭大小不一，如四川出土的张鹏墓中的银两多在福建漳州地方铸造，大小区别非常大，基本是一人一银；随着要求的标准化，最初是对于外解的银锭一般都是以五十两为准，如宣城出土的解充饷银、边粮、秋粮银、贺登科均是五十两。当然也不绝对，明定陵出土的京库银有10两、20两、30两、50两几种。到了明末，随着白银进一步货币化和标准化，从四川江口出土的白银可以发现，四司银、行税银、行银、地亩银、地亩辽饷银都是统一五十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