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他,7岁念私塾,9岁赋诗惊四座,17岁赴日求学,阅读过数千部外国小说。还学习过医科、政治学科,精通五门外语,学贯中西文化。就在他满怀激情参加外交官考试时,却出人意料地落了榜。一问方知,那些榜上有名之人事先都打点好了关系。才子很气愤,但还是抱着期待参加了随后的文官考试。考场上,他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兴致勃勃,成竹在胸。命运却又跟他开了个玩笑,上榜名额又一次内定给了那些有财有势的考生。才子怒不可遏,一甩袖子,转身走了。这一转身,政治队伍里失去了一个好官,文学历史上却迎来了一位巨人。这位才子,就是郁达夫。
郁达夫(原名郁文,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爱国主义作家、革命烈士,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其创作作品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等。1945年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5岁发表短篇小说集《沉沦》(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震惊文坛。
他有超级多的忠实粉丝,沈从文,莫言,贾平凹,大江健三郎……都超级喜欢他的作品。
《边城》作者沈从文盛赞郁达夫: “人人皆可以从郁达夫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我从小是读着郁达夫的作品长大的,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了很多力量。” 茅盾文学奖得主贾平凹: “一个作家的作品,八十年前为人所热读,八十年后依旧被热读,郁达夫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
郁达夫一向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曾言道:“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诗句,都是他生命的流淌、真情的倾诉。
郁达夫常常喜欢在笺纸上录写一些自己的诗句分赠好友。关于他的旧诗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深得同人激赏。刘大杰曾称,五四以来旧体诗写得最好的,当推鲁迅和郁达夫。同样这个问题,有人问知堂老人,知堂则回答是“郁达夫和沈尹默”。近代诗人汪静之说过:达夫诗琳琅满目,近代诗人无出其右者。郁达夫是天才,他的诗无人可比。由此看来,郁达夫的旧诗,在当时那班文人中即便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了。
郁达夫除了文学上的成就,他的感情更是波荡起伏,他一生浪漫不羁,有过3次婚姻,此外,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可能因为他的人生充满了变故,所以郁达夫的小说精彩绝伦,细腻真实,折射出现代社会人们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欲望。
生怕多情累美人 鞭马跌宕爱一生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富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土生土长的江南才子,故居就坐落在富阳市区的一所公园内。
故居的墙壁上张贴着一幅画像,整整122年过去,画面上的人依旧清瘦儒雅,遗世独立。郁达夫这位“文学巨人”的一生,就从这里走来。
富阳城里清末民初的轮船码头是商业中心,附近有条满舟弄,居住着郁家三兄弟——曼陀(1884-1939)、养吾(1891-1971)、达夫(1896-1945)。他们的父亲郁企曾(1863-1898)早年亡故,全家的主心骨是母亲陆氏(1866-1937)。陆氏深明大义,含辛茹苦奉养婆婆和3个儿子,又教育儿子刻苦攻读。老大郁曼陀从小品行端正,发奋努力,终于黄榜题名又获得公费留学日本。民国期间,郁曼陀担任了法官和教授,得以赚钱养家。长兄代父,郁曼陀还带领两个弟弟读书,使三兄弟都成了富阳乃至省内外的名人。
(左起:幼女郁晓民、次女郁隽民、夫人陈碧岑、长女郁风、郁曼陀、长子郁兴民、幼子郁兴治、三女郁怡民)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郁达夫的童年并不幸福,他三岁丧父,家境窘迫。迫于生计,兄弟三人中的大哥在家务农,二哥外出打工,只有他在文学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天赋,七岁入私塾,九岁便能赋诗。
郁达夫是被母亲和养姐带大的,家无男主人,妻儿饱受欺凌。
但幸运的是,郁达夫的母亲极有远见,资助他从私塾到县城的高等小学堂再到留学日本,在读书方面,母亲从来没有亏待过他。
因为家庭贫困,郁达夫的身体营养跟不上,从来都是班里最瘦小的那个,总被同学欺负。
但他从不肯服输,上天给了他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他偏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创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因为成绩优异,郁达夫备受赏识,在堂长和知县的提携下,连跳两级,震惊乡野。
留学日本时,还同郭沫若、陈仿吾等人一起成立了创造社,发表了代表作《沉沦》——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文中写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痛彻心扉的呐喊,表达了一位爱国青年的愤懑与激情,因此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自此奠定了郁达夫在新文学运动及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纵而观之,郁达夫的一生是不幸的,童年不幸、婚姻不幸、仕途不幸、死后甚至连骸骨都找不到,就连郭沫若都说:“在友人中像达夫这样的遭遇是很罕见的。”
苦难造就了郁达夫敏感自卑的性格,但即使众多灾难加身,他也一直在审视,一直在寻找活路。
他剥开一层层颓废的表象去审视真正的内心,因而创作出了一部部打动人心的作品。
沈从文说:“郁达夫的名字,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郁达夫曾说自己是“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的悲剧”,但知识、不服输的气节和亲人的疼爱,偏让这出悲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走进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你所承受的苦难,都将化作你成长路上的勋章,昂首阔步,身披万丈霞光。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郁达夫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有,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
第一段婚姻是父母之命,在郁达夫留日期间,母亲相中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儿媳,当地极富盛名的才女——孙荃。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孙荃原名兰坡,1897年出生在富阳县一个地主家庭,上过私塾,知书达理,能诗善文,在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名气很大,当时是乡间少有的才女。1917年8月30日,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孙兰坡订婚。郁达夫四海漂泊,见识过无数的奇花异草,当他第一次见到孙兰坡时,并未对她名动乡里的容貌产生多大的兴趣,孙小姐的三寸金莲和瘦小的身子令他非常失望,便给孙荃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诗中写道:“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宫再五年。”意思是他不能马上结婚,希望孙荃能在闺阁中为他再守五年。
孙荃却没有被吓倒,当即回复:“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仅二十八字惊艳了郁达夫,她的知书达理让他油生怜惜之情。郁达夫对女性美的标准有3条:一是外貌,二是品德,三是才华。而孙荃是三者皆备,以至郁达夫在致长兄的信中对她赞美不已。
他在与孙荃初次见面到分别的一个月里,经常书信来往,诗歌唱和,甚至还商量过结婚的具体事宜,很有感情。郁达夫对孙荃的诗情向来赞赏,有一次回信点评曰:“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他还曾试着把孙荃的两首小诗夹在自己诗作内寄出发表,几可乱真。
在日本留学期间,郁达夫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住处附近的“小家女”。他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身体孱弱的郁达夫在军训时由于反抗日本教官的侮辱,被关进了禁闭室,后被同学郭沫若和许昭然设法救出,三人遂结成好友。预科结业后,郁达夫来到名古屋读书,寄居在后藤家。后藤的女儿隆子对他颇有好感,殷勤地给他送饭铺床,他表面上对她装得很冷谈,心底却慢慢地燃起了爱火。一日解手时,隆子正在隔壁洗浴,他忍不住偷窥了她雪白的裸体……郁达夫精神上的苦闷在隆子的关心和抚慰下慢慢地消除。他开始了自己的初恋,对隆子表达了自已的情感,送给她一柄扇子,隆子则题了一首情诗在扇子上回赠于他。
家人催郁达夫回国成亲。他勉强应承了婚姻之事。1920年7月24日,郁达夫与孙荃举行了婚礼。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新婚之夜,孙荃送给了他一枚钻石戒指,新婚妻子虽温顺体贴,可郁达夫终是不能十分满意,急着要回日本完成学业。临别前夜,夫妻对坐达旦,竟无有话说。郁达夫赴日留学,两人多有鸿雁传书。郁达夫甚至决定给未婚妻改名,改名为“孙荃”,并且赠诗曰:“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她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他对孙荃这位才女还是很依恋的。
郁达夫忘不了隆子。一天去名古屋找她,但后藤家已毁于火灾,没人知道她的下落。郁达夫到东京一酒馆借酒浇愁,竟发现隆子和几个男人在一起喝酒调笑。郁达夫不忍相看,转身就逃,隆子却追上他,坦言为生活所迫,她已开始皮肉生涯。郁达夫想将隆子赎出妓院,但他手头十分拮据,无奈之下,将所带的一幅古画委托日本友人出卖,谁知却是一件赝品。他一咬牙,将妻子赠送的钻戒当了……但隆子不想连累他,再次消失了。
郁达夫与孙荃结婚后,不断爆出婚外恋,其中轰动一时的共有3次:一是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的荒唐恋情,二是在北京与银娣的交往,三是抛妻离子,追逐杭州名花王映霞。由于郁达夫的放荡不羁与风流任性,本来是一桩美满的姻缘,最终以悲剧收场。
郁达夫与郭沫若等人成立了创造社,回到上海,投入到繁忙的文学活动之中。他的成名作《沉沦》一经出版,便轰动了文化界。1921年,为养家糊口,郁达夫告别了郭沫若等朋友,携妻到安庆教书。郁达夫风流倜傥,浪漫多情。在这里,郁达夫与孙荃时有矛盾发生。郁达夫结识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两人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同期,郁达夫创作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他给了她许多同情与帮助,他的善举却遭受了同事的嘲笑与奚落。在外受气的他只好回家中发泄一通,孙荃总是默默地忍受。忧患中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龙儿。不久郁达夫辞去教职,成了一个失业者,只好送妻儿回老家。为生活所迫,郁达夫只好去北京教书。到了北京,郁达夫结识了鲁迅。鲁迅的旧式婚姻令郁达夫有同病相怜之感。他遇到了饥寒交迫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他则倾其所有给予帮助,并写了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而在富阳,孙荃与郁母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她带着龙儿回娘家去住了,郁达夫不得不远赴富阳,将妻儿接到北京。孙荃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北京时,他又与妓女银娣的交往过密。
192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上海同居,这对孙荃的打击不可想象。“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孙荃遂告与郁达夫分居,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住,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久别的妻儿,他分外激动。但孙荃不肯原谅,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不过在饮食上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细心烹制。
第二段婚姻可谓轰动一时,大文豪柳亚子还赠诗盛赞二人是“富春江上神仙侣”。
1926年12月15日,由于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现混乱,郁达夫自广州上船,赶往上海。次年1月14日,便在留日同窗孙百刚家邂逅了杭州美女王映霞,对她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初次见到王映霞,郁达夫便深深沉沦在这位“杭州第一美人”彩霞倒影,碧泽生辉”的美貌中。
王映霞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长身玉立,肌肤白皙。她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 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难怪郁达夫会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一改之前被动接受的态度,主动出击,炽烈如火。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他给王映霞写信说:“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总算是切而且挚了。”
王映霞(1908—2000)本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她们中的一位佼佼者。是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后来才知道郁达夫,对郁的文才十分倾倒。在拜读其《沉沦》时,她对文中的大胆描写,觉得颇“有些难为情”。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年后的一个偶然,竟在世伯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邂逅郁达夫。
这时,郁达夫收到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嘱郁达夫谨慎为人,他心中十分感激,还盘算着要写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中。当然,王映霞长得很漂亮,比较符合郁达夫心目当中理想的女性。王映霞是一个新式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放,比较开明,郁达夫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女孩子很特别。陷入热恋的郁达夫,这时突然燃烧起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他感到,如果能得到王映霞的爱,此后的创作力恐怕要更强。
他终日徘徊在王映霞的窗下,一向生活拮据的他突然变得挥金如土,他与王映霞的恋爱方式不是花前月下的清幽境界,而是上高级饭馆,看好莱坞电影,尽情地追赶着摩登都市的时尚。但是年轻美丽而又受过新式教育的王映霞面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几岁家有妻儿的著名作家始终处于矛盾彷徨之中。
达夫的同学许绍棣此时已当上了浙江省教育厅长,也暗恋着王映霞。郁达夫几乎天天去找王映霞,并不断地给她写情书。王映霞开始并不动心,还将他的情书公开。相识之初,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泠才女传”的郁达夫的苦心孤诣的追求。说郁达夫的苦劝起了作用,不如说王映霞对他的爱,让她相信了达夫向她说的许多善意的假话。只是,当郁达夫求孙大可代向她求得一个答复时,她则要求郁达夫必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身子”。
这便使郁达夫陷入两难境地,他可怜他的妻,但更舍不下美丽的王映霞。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关于爱情,郁达夫说过:“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郁达夫在绝望之中给王映霞写了一封绝交信,岂知第二天王映霞拿着信来找他了,并表明了心迹: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
郁达夫整日捕捉王映霞的踪迹,为此遭受了同事不少的捉弄。在雍容华贵的王映霞面前,他既自尊,又自卑;他一心想早日摘取爱的果实,王映霞关注的却是要他早点离婚。在郁达夫的穷追之下,王映霞终于和他单处双宿了,但他没有突破最后的防线……爱情的烦恼折磨着郁达夫,同时也激发了他的恋火。此时,远在北京的孙荃面临生产,生活窘迫,郁达夫自责不已,想法筹措了钱给妻儿寄去。尽管家人百般反对,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爱却不可逆转,他得到了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的首肯,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举行了订婚宴,向世人公开了他们的关系。
1928年2月,她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风雨茅庐”的趣话。3月他俩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
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婚后王映霞发挥了妻子的柔情,除了竭尽所能与郁达夫共同建立一个爱的窝巢之外,并有目的地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想尽了办法要把丈夫的肺痨病体加以补养。郁达夫也以“日记九种”的形式把他对王映霞的爱登在报刊上,使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位贤淑、聪明、美丽的好妻子。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有加,过了五年甜蜜的生活。
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王映霞对郁达夫也无尽地满意,甚至还在自传里写: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3-40年代王映霞便活跃在上海滩,见过大人物,应酬过大场面,但她却没有交际场上人的嗜好。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牌,也不跳舞,连茶也属可有可无,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兴趣的是看看报纸翻翻书。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裂隙。温饱之后,欲望便过盛起来,他们的情变也是因为这个。婚后一年,郁达夫与王映霞有了爱的结晶,王映霞嫌郁达夫“不事生产”,好酒贪杯。郁达夫与鲁迅过从甚密,并加入了“左联”,又由于不愿上街游行,被说成只是作家,不是战士而主动退出了“左联”。许绍棣表面上是郁达夫的好朋友,但一直嫉恨他,以至暗中向国民党中央呈请通缉鲁迅、郁达夫等文化名人。危急之中,郁达夫匆忙离沪避居富阳。在老家见到孙荃,郁达夫羞愧有加,怜悯之下,欲与孙荃同居,却发觉孙荃房门上贴着四个字:“闲人免入”。
1933年, 八·一三事变后,举家由上海迁到杭州,建一座“风雨茅庐”居住下来。郁达夫的这一次搬家是为了躲避戴笠对王映霞的追求。对这位军统头子,郁达夫是惹不起的,在上海的时候就尽量限制王映霞,叫她少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到杭州后,郁达夫深居简出,每天就读读书、散散步。
1936年,郁达夫为参加抗战活动南下福州,留下王映霞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在富阳、丽水、汉口的漫天烽火中逃难。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正是妻子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共渡难关的时刻,而郁达夫的远走,使王映霞感到郁达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
郁达夫远在福州任职,风闻好友许绍棣“新近借得一夫人”,却不知竟是指王映霞。王与许打得火热,郁达夫蒙在鼓里。郁达夫应国民政府的要求,东渡日本,邀老友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在日本友人家,郁发现了隆子,原来日本友人感念郁达夫对隆子的深情,特意将其赎出为妻。
杭州是王映霞的故乡,王映霞迅速地成了杭州社交场合的红星。女人都是水做的,女人都有极强的虚荣心,尤其是漂亮女人。有得几个人为她捧场,她就会忘乎所以,神经错乱。王映霞渐渐觉得她与郁达夫过去所过的八年,为他生下四个孩子是一种过错。她被他们束缚着,并没有享受到幸福的人生。由于第三个儿子已经夭折,她把剩下的三个儿子一齐交给母亲王守如来照管,再请两个姨娘帮忙。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天到晚交际应酬,再不就是在风雨茅庐招待客人,茶余饭后,不避男女,开口无忌,说些谑而不虐的笑话,风雨茅庐成了男士们最爱光临的地方。
风雨茅庐的风风雨雨,招蜂引蝶的艳闻已经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远在福州的郁达夫毫无所觉。一直等到王映霞已经投入了别人的怀抱,郁达夫才有所知觉,连番催促王映霞到福州与他同住,王映霞虽然遵嘱南来,但只住了三个月便以水土不服为由返回杭州。
这时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局势恶化,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携子女躲避至富阳,不得已与孙荃相处,两人面面相觑,处境尴尬……然日军压境,富阳也非久留之地,王映霞和孙荃各带子女匆忙外逃。之后,王映霞携家避难到浙西山区的丽水,与情人比邻而居,意出许多闲话。这个情人就是戴笠。
郁母孤守祖宅,日军攻占富阳后,闭门不出,竟冻饿而死……噩耗传到福州,郁达夫悲痛万分,设堂拜祭,书对联:“无母可依,此仇必报。”
1938年7月,郁达夫从浙东前线决意赶赴武汉,参加郭沫若领导下的抗日宣传工作。返回武汉,王映霞与郁达夫矛盾日深,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汪静之前去探望却碰上王映霞与郁达夫因小事正吵得不可开交。当天晚上,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找不到她,便回到家里喝酒消气。
无意之中,郁达夫发现了三封信,便误以为是戴写给王映霞的情书,立即气急败坏地在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写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物。”几个大字。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全文如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他还将许氏情书照相翻印寄给各路名人,使难言家丑大白于天下。
王映霞无所谓,来个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扶老携幼带领全家逃到洞庭湖南岸的湖南汉寿。
秋凉时节,郁达率只身再到福州供职。一个多月后,汉寿面临战火,王映霞仓皇带全家搭火车往长沙东行,又到了浙西江山。郁达夫连备函电催促,叫王映霞把岳母和两个小孩暂留江山,王映霞和长子赶快到福州。到了福州,郁达夫告诉王映霞说:“我已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带你们母子远赴南洋。”
王映霞惊诧道:“那么在浙西的母亲和孩子们呢?”
郁达夫斩钉截铁地答道:“已经拜托友人代为妥善照料了!事急世乱,难得周全!”
郁达夫的想法十分明显,国内已经是漫天烽火,而妻子总是想在浙西山区一带打转,无非是旧情难断。为了逃避战火,更为了彻底斩断王映霞与老情人之间的联系,因而答应了星州日报的聘约,带王映霞远赴南洋。眼不见,心不烦,一切从头开始。去寻觅婚姻中的第二个春天。
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的邀请来到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王映霞毫无选择的余地,带着他们的长子郁飞也一同来到新加坡。这已是一九三八年的岁尾。
此时夫妻已是貌合神离,即使在外人面前,也免不了冷言相讥。王映霞总觉得自己是钻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到了新加坡后天天还想着她的浙西山区,天天也就寻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远走廖内小岛,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1939年,郁达夫忍无可忍,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著名的《毁家诗记》,自暴家丑,公开披露了他与王映霞之间的情感恩怨,并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对他的背叛,包括谈及王映霞的红杏出墙,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气得七窍生烟。是导致“毁家”的重要原因。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予以反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毁家并非郁达夫本意,他认为向世人倾吐烦恼无损于他对王的感情。郁达夫将王映霞护照锁在办公室保险柜里,使她无法离开。王映霞本不想放弃这段婚姻的,她也尝试过努力去维系,跑到印尼的荒岛上执教,终无法忍受那里的贫瘠,只待了一个学期。王映霞再难容忍,逼着郁达夫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他俩在新加坡协议离婚。这对曾被喻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
1940年8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寻觅自己归宿去了。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则携带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风雨飘萍,他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诗为证: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重回他的怀抱,真是痴心妄想,太过天真。映霞回到重庆,就不记得她在浙西的老母了,住到重庆乡下的白沙江滨疗养。三个月后,由戴笠介绍进入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的科员。按说她已是三十四岁的女人,是“烂渣滓”的尴尬年龄。她却不服老。上班的第一天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登三寸高跟皮鞋,加上她那“荸荠白”的皮肤,确实是艳光四射。她款摆腰肢走进办公室时,那些出出入入,口操外语的时髦人物,顿时感到眼前一亮。
王映霞清楚地知道,红颜易老,青春不再,她必须有效地把握这所剩无几的美艳姿貌,而且还要尽量摆脱“郁达夫弃妇”的阴影。于是努力重塑淑女的形象。除了化妆和衣着外,往日故交在重庆的反而很少往来,谨言慎行。不久,经过小心肆应,又重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商会会长王晓籁成了她的干爹。王映霞凭她的家世、学识、美艳、机敏,再加上岁月的磨炼、爱情的波折、饱经世故,已是人情练达,还有人见人怕的戴笠撑腰,真是左右逢源,无往不利。
1942年4月4日,王映霞与钟贤道在重庆百龄餐厅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贺客如云,连施蛰存都去拍她的马屁。为她赋诗: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王映霞顿失凭依,辞去外交部的文书工作,急流勇退,过着朴实无华的主妇生活。随丈夫到了芜湖,生了一子一女。
最终,郁达夫与王映霞这段感情以王映霞决绝地离家出走画上了句号。
自此,郁达夫便似是死了心,之后的感情也多是死水微澜,风波不起。郁达夫曾写过一副对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王映霞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层层涟漪。一次演讲时遭遇空袭,郁达夫将一漂亮女士掩在身下,但女士立即反过来掩护他,笑言郁比她重要。就这样,郁达夫结识了英国情报部的华籍职员李小瑛。一个是文坛名人,一个是军中美女,两人互相倾慕。
李小瑛,26岁,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那时李小英是守活寡的怨妇、郁达夫是离了婚的鳏夫,同病相怜,也不怕人言可畏。她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郁达夫示爱。郁达夫此时焉有不回应的道理,两人居然一拍即合。
李小瑛介绍郁达夫到英国情报部办的《华侨周报》当了主编,使他多了一份收入。李小瑛租房困难,郁达夫不顾外人非议,让她住进自己的书房,不久,二人即赋同居之爱。时局艰难,郁达夫和李小瑛都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但他们真诚相爱着。可是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却强烈反对父亲和李小瑛的结合,而郁达夫也不便和李小瑛正式结婚。
新加坡危在旦夕,英军开始撤退,郁达夫托人将郁飞带回国内。1941年12月,李小瑛痛苦地搬出了郁家。郁达夫与李小瑛依依告别,泪水淌过他清瘦的脸……此时在重庆,王映霞与钟贤道已结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小瑛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他在这时创作了著名的《乱离杂诗》,其中前7首就是为思念李小瑛而作。
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45岁的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与朋友经营赵豫记酒厂。在这里,郁达夫时常到小镇上去找收音机听。因为李小瑛是英军电台的播音员,负责向民众播送战况,漫漫长空里可听到她的玉音……后来,他碰到年仅20岁的何丽有。
何丽有原籍广东,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陈姓人家收养,所以原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庸,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这个名字。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何丽有那时并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
当日本宪兵与一华侨因语言不通起了争执时,郁达夫出面解了围,但也因此暴露了他精通日语的事实,不久就被强行征去日本宪兵司令部当了翻译,接触到了许多机密。郁达夫设法辞去翻译一职后,当起了小酒厂的老板。为掩人耳目,他与当地华侨小姐何丽又成了家。但是,他还是被一个汉奸告了密,为防不测,郁达夫提早立下了遗嘱……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欣喜若狂,准备组织人迎接盟军。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衣服都未来得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此时,何丽有在产床上痛苦呻吟,突然,一声婴啼划破了黑夜,郁达夫的女儿来到了世间;而在富阳老家,孙荃正闭眼念经,仿佛为他超度灵魂……
1945年9月17日,因怕他在战后审判庭上作证,日本宪兵残忍地将他掐杀于荒野,终年49岁。
他的儿子郁飞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细行不检,大节无亏”,大概就是对郁达夫最好的解说了吧。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前文联主席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郁达夫的爱国情怀由来已久,在早期名作《苏州烟雨记》中,就表现出对崇洋媚外思想的高度鄙弃。文章讲述了他在行船途中所见:几位女学生故意用英文交谈,想出风头。
文中写道:“我们的这几位女同胞,不用《西厢》、《牡丹亭》上的说白来表现她们的思想,不用《红楼梦》上言文一致的文字来代替她们的说话,偏偏要选了商人用的这一种有金钱臭味的英语来卖弄风情,是多么煞风景的事情啊!”
抗日时期,妻子王映霞红杏出墙,与郁达夫旧日同学许绍棣有染,郁达夫虽痛苦,但还是以国家大事为重:“国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在国内,他是立场坚定的抗日作家,在新加坡,他是身先士卒的抗日领袖,即使被迫逃亡苏门答腊,也一直身体力行,多次掩护救助华侨与当地居民。
他告诉自己:“即使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并赋诗曰:“松树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郁达夫非常高兴,特意召集当地华侨组织了一个欢迎联军凯旋筹备委员会。
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后的两周,他却迎来了生命的终结。
那晚8时许,郁达夫在家中与几位朋友商谈要事,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他叫出去讲了几句话。
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门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
要知道,郁达夫曾被迫替日本宪兵分队当通译,亲眼目睹了日本宪兵的暴行,加上他又是以暴露文学闻名的作家,因而被杀人灭口并不奇怪。
遗憾的是,他的尸骸,至今下落不明。在郁达夫故居的陈列窗里,先后摆着两张由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书。
政务活动家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夏衍先生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938年12月,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国。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
此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赤忱,当可敬也。郁达夫就像一块坚硬的匪石,一生都闪耀着忠贞的色彩!
作家麦家在《非虚构的我》一书中介绍家乡时说道:“富阳是个默默无名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
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是最好的郁达夫,一名多情的江南才子,一位赤诚的爱国文人。
他饱经磨难,却用行动告诉世人“我命由我不由天”;
他热情浪漫,多愁善感却又顶天立地;
他忠贞爱国,用热血染就新中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