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出自《公羊传》，这本书是汉儒解释《春秋》的代表作。在《春秋》里有一种奇怪的笔法，每当记载到时间的地方，它不是直接写“正月”，而是写作“王正月”。对此，人们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有一种说法较为接近原意。
据《史记·历书》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由此可知三代的历法并不一样，周朝人以十一月为正月，并且去帝号而称王。但到了东周时期，随着礼崩乐坏，历法也出现了混乱。其中郑国与宋国用殷正，晋国与秦国用夏正，只有鲁国仍与王室保持一致，坚持使用周正。所以，《春秋》里屡次强调“王正月”，指的就是使用周朝历法的意思，以此来体现“鲁史”的特色。所以在编年上《春秋》常与《左传》存在出入，这因为后者使用夏正的缘故。
在天下无统的时候，《春秋》仍强调“王正月”，这代表的就是一种“大一统”的观念。这种观念对后世史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秦庄襄王灭周之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天下处于无统状态，但《资治通鉴》仍将这段时间的事迹全部列入《秦纪》之中；又如在楚汉之争的五年里，诸侯纷立，争斗不已，直到刘邦称帝之后才有了天下共主，但《汉书》仍把这五年时间计入《高帝纪》中；更如五代时期，十姓分中夏，各无统属，但《旧五代史》仍要将梁唐汉晋周视为正统，把十国贬为“僭伪”。
“大一统”的观念成为修史的价值观，指导着史书的编纂过程。有时为了维护这种观念，史官们甚至不惜牺牲掉史书的客观性。
关羽喜欢读《春秋》
“大一统”观念起源于《春秋》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春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大一统”的观念。这种观念又具体包括尊王、攘夷、尚礼、重信等方面。无论是从经学角度或从史学角度来看，《春秋》都是一部“奇书”。
首先，《春秋》是一部很严谨的史书，这主要体现在对历史人物的称谓上。《春秋》中，鲁、宋的国君称“公”，齐、晋、陈、蔡、卫的国君称“侯”，秦、郑的国君称“伯”，楚、吴、越、滕、徐的国君称“子”，许的国君则称为“男”。这是因为鲁周公是周武王的兄弟，而且是开国功臣，所以地位最高，宋国为商朝后裔，故而也封公；齐是异姓诸侯，卫康叔是武王幼弟，晋为武王之子，陈为虞舜之后，蔡废而复封，因此地位要逊一等；秦、郑在西周末年才始列为诸侯，只能称伯；楚、吴诸国虽然自称为“王”，但没有得到当时诸侯的承认，所以《春秋》仍按他们原本的封号来称呼，写作“楚子”、“吴子”。
其次，《春秋》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可以从称呼变化上读出来。例如，楚庄王杀了夏征舒，《春秋》写作：“楚人杀陈夏征舒”，这是因为楚庄王擅自诛杀别国的大夫，并且没有获得周王室的批准，犯有“专讨”之过，所以《春秋》不用“楚子”的称呼他，而是贬为“楚人”；又如卫文公灭亡了同姓的邢国，《春秋》厌恶这种同室操戈的做法，所以写道“卫侯毁灭邢”，点了他的名字“毁”。《春秋》这本书中没有史官的正面论赞，它只寓褒贬于其中。
最后，《春秋》的思想晦涩难懂。就如开头所说的“王正月”，仅仅三个字就隐含着这么深的意思在其中。所以后世才出现许多训诂之儒，想要探究字句背后的“圣人深意”，他们为此蹉跎岁月，困守书斋。其实，《春秋》首先是一本史书，其次才是经书。《春秋》不是因字见义，而是因事见义。“大一统”的观念不是隐含在某段落字里行间的思想，而是贯穿全书的核心精神。
《春秋》是现存最古老的编年史
《春秋》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
儒者们读《春秋》历来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撇开这本书所记载的内容不谈，却去计较文字的含义。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参观艺术展时，只专注青花瓷的黏土构造，却对瓷器的外观造型、图案、用途毫不关心一样。
《庄子》说：“《春秋》以道名分”、“《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这可谓说破了孔子编纂这本书的初衷。孔子编《春秋》并不是要设置微言大义的谜语去给儒者们猜，他只是想通过记载二百多年历史，告诉世人自从平王东迁之后，社会秩序已经破坏到了何种程度，世道又是何等的浑浊昏暗，名分又是何等的混乱。
这二百多年的历史大势在《春秋》中叙述得很清楚。第一阶段始于平王东迁之后，王室依附于晋郑，导致天下无统属，诸侯间因群龙无首而混战不已；第二阶段为五伯时期，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代替周王室来主持局面。还通过北伐山戎、南侵荆楚，做出了斥夷狄而尊诸夏的功绩；晋文公也迎纳周襄王，大败楚国于城濮，维持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
由此，《春秋》的核心思想无非是这几点：
- “尊王”，天下不能无统属，总是需要一个权力中心来主持局面；
- “内中国，外夷狄”，诸侯国间要互相会盟、尊礼重信，共同尊王攘夷，维持华夏秩序；
- “讨乱臣，诛贼子”，乱臣贼子因一己私利而破坏制度，导致秩序混乱、干戈再起，故而应人人得而诛之；
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大一统”的思想。然而，到了春秋的第三阶段时，随着六卿崛起、三桓坐大与吴越争霸，导致政治权力从王室下降到诸侯，又从诸侯下降到卿大夫，皇、帝、王、伯之道尽皆扫地，而且那时夷狄盛而诸夏衰，可谓危机四伏。孔子见证了六卿专晋权、三桓逐昭公的悲剧，又看到吴国欺凌中夏，故而产生末世之感，这才因鲁史而作《春秋》，重申“大一统”的观念，强调要维护礼节名分和社会秩序。
《春秋》厌恶“天下无统”的局面
“大一统”观念如何被汉儒所改造？
夏、商、周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史称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知夏朝是由众多邦国组成的；商汤灭夏时，也凭借了“三千方伯”之力，而到武王伐纣的时候又得到“八百诸侯”之助。可知夏、商、周都是由许多邦国组成的文明社会，王室之于诸侯更像是一个盟主。只要盟主实力衰弱，或者威信不在，诸侯国就会背盟自立。所以在周幽王被蛮夷犬戎杀死后，诸侯们都不再把王室放在眼里，分封制遭受破坏。
《春秋》主张尊王攘夷，维护名分，本是拯救世弊的权宜之策。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并没有封建地主阶级，也没有专制君主，根本谈不上他的思想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因此，要知人论世，不要武断空论、泛泛而谈。
历史上，直到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大一统的观念才从思想变成了现实。“尊王”变成皇帝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攘夷”体现为秦朝修筑长城，击却匈奴。但是，当时“大一统”观念还未深入人心。所以在项羽灭秦之后，他并不想接替秦朝来做天下共主，而是要恢复东周的形势。他只想遍封诸侯，割宰天下，然后自己以盟主的身份来当个西楚霸王。所以才被人嘲笑为沐猴而冠。
相反，刘邦初见秦皇时就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所谓的“如此”就是要做天下共主、当皇帝的意思。所以在楚汉之争中刘邦的战略目标乃是“争天下”，而项羽却只是维持诸侯分封的局面，缺乏大一统的认识。
大一统观念随着现实形势 的变化，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在汉朝建立之后，统治者便对《春秋》“大一统”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孔子讲大一统本是尊王攘夷，强调诸侯负有尊崇王室的义务、天下有统属之必要。董仲舒则将其抽象化为统一，并且重点由“统”转向了“一”，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样，“统一”实际上就变成了“同一”，百家之术皆被废除，只保留儒术。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统一”与“同一”并不一样，这点列宁在《谈谈辩证法的问题》中已说过。统一是指各种对立物统属在某一主要矛盾之下；同一则是取消各种对立物之间的差别，只保留一种属性。花儿本是五彩缤纷又以红色为主的事物，它们统一在一起，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如果人们要求取消一切颜色，将它们全部同一于灰色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个单调的世界了。
《春秋》的“大一统观念”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并不是一回事，《春秋》是要将各地方诸侯统属到王室之下，既分散又集中，强调“统”，将“统”视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董仲舒则是废除一切外道，全部同一于儒术，以便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服务。前者强调“统”，后者只看到“一”。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观念也正是“一”的观念，然而这种观念是片面的。
因此，对于思想史发展的过程，不能武断地、肤浅地下定论，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