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西晋太傅司马越率领精锐部队出京讨伐石勒，结果却不幸染上了重病，只得将后事托付给清谈大师王衍。司马越死后，众人共推王衍为元帅，然而王衍自知能力不足，难担重任，欲将帅位让给王范。王范认为自己的威望不如王衍，也不肯接受。由于军中无主帅，晋军只得撤退。石勒打听到消息后，便连夜追击，最终在宁平城追上晋人；石勒纵胡骑围而射之，晋兵十余万自相践踏，积尸如山。晋朝精锐死伤殆尽，王衍、王范等重臣全被俘虏，都城洛阳再也无力坚守，随后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永嘉之乱”也就发生了。
王衍是魏晋玄学中的大师级人物，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在当时受到普遍的崇拜，许多人效仿他的风格，“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王衍被俘虏后，石勒与之交谈数日，甚悦之；一天，王衍想要为自己开脱，自称“少无宦情，不豫世事”，并劝石勒自立为帝。石勒大怒，说：“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于是命人将王衍推出去处死。在临死之前，王衍悲痛地忏悔说：
“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这便是“清谈误国”的来历，祖尚玄虚、喜好浮夸的社会风俗也被后人称为“正始之风”。
王衍只会空口清谈，却难担重任
阳明心学最终也堕落成了“清谈”？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中国历史上，“正始之风”共出现了三次：
- 第一次在西晋末年，人们清谈老庄，蔑视名教，导致五胡入侵、神州陆沉；
- 第二次在北宋末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颁于学校，定为教材，养太学生三千人，致使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奔走公门，酿成党争，遭遇靖康之变；
- 第三次则在明朝末年，士君子不重实务，整日焚香静坐，专谈心性良知，最终也是满清入关，国破家亡。
对此，顾炎武说：
“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认为阳明心学在明末之时也已经堕落成了一种清谈。对心学的这种批评在明末思想家的著作中普遍存在，例如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说陆九渊与王阳明“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陆陇其《学术辩》说“阳明以禅之实而讬于儒……学术坏而风俗随之”；颜元《四存编》说“阳明近禅处尤多，习俗移人，贤者不免。”
黄宗羲虽然师从刘宗周，在《明儒学案》中以心学为正统，但他也承认王阳明的思想在后期陷入自相矛盾，不像以前那么脚踏实地，而是“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此外，黄宗羲还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分析，把阳明心学逐渐流为清谈的原因揭示了出来。
心学因何堕落成了清谈？
弟子王畿篡改了王阳明的思想？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自从王阳明离世之后，心学就分裂成了七个派别，其中王畿的龙溪学派与王艮的泰州学派传播得最广，他们一方面将师门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也渐失了宗旨。
王畿是追随王阳明最久的弟子之一，据说当时四方学者前来求学，阳明都安排王畿和钱德洪做导师，令“疏通其大旨”，之后才卒业于阳明本人，所以人们都把王畿称为“教授师”。
王阳明的思想一直都在发展与完善之中，三十多岁龙场悟道时，他的核心思想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既然心性是自足的，那么也就不需要做什么功夫，只需“默坐澄心”就行了；然而在平定宁王之乱后，年近五旬的王阳明又提出了“致良知”的主张，落实了知善知恶的功夫，使弟子们知道有一个着力之处。
据王畿《天泉证道记》的记载，在晚年，王阳明把自己的核心思想总结为四句话：
- 无善无恶心之体
- 有善有恶意之动
- 知善知恶是良知
- 为善去恶是格物
其中前两条是“正心诚意”的顿悟之学，不需要下功夫，专门为“上根之人”立教。“有善有恶意之动”相当于“无善无恶意之静”，故而这两条也称为“四无”；后两条则是“格物致知”的功夫之学，需要“中根以下之人”去做为善去恶的功夫，称为“四有”。
王畿声称王阳明提出过“四句教”
“四句教”跟《传习录》存在明显的矛盾。《传习录》认为“心之体”是良知，所以是纯粹至善的；“知善知恶”并不是“良知”，而是“致知”或“致良知”。因此，《明儒学案》对《天泉证道记》持怀疑的态度，说四句教法“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王畿）言之耳。”而且王畿在给吴时来的信中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四句教，即：
“至善无恶者，心之体也；有善有恶者，意之动也；知善知恶者，良知也；为善去恶者，格物也。”
这说明王畿很有可能借《天泉证道记》来篡改了王阳明的思想，把“心之体”从“至善无恶”改成“无善无恶”，或者四句教全是他杜撰的。
在阳明的著作中着重讨论的是“致良知”的功夫，而对于“良知”本身却少有具体的、一贯的论述，《传习录》只说“良知，心之本体，所谓性善也，未发之中也，寂然不动之体也，廓然大公也。”这对于弟子们来说还是过于抽象了，所以在阳明离世之后，王畿便以说清“良知”为己任，他在这个问题上多有发明，也多有失足。
王畿抛弃“致”与“格”的功夫，固守“四无”教法，把阳明的心学变成“顿悟之学”，追求“不为不欲”的境界，并且说：“无为无欲者，致知也”；他还指责同门罗洪先欲用“万死功夫”来致良知的做法为“矫枉之过”，主张“无工夫中真工夫”、“工夫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在讲到“知行合一”的时候，他更是说：“要之，只此一个知，已自尽了。”
因此，经过王畿的改造，阳明心学已经失去了脚踏实地的功夫，变成了藏修游息、静坐自守以求得无为无欲的顿悟之学。王畿也像魏晋玄学家一样，主张“贵无”，他说：“无者，万有之基”，所谓的良知不是“知是知非”，因为“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种主张大坏师门宗旨。
王畿 （1498年—1583年），号龙溪，使心学清谈化
泰州学派最终使阳明心学变成了清谈
《明儒学案》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龙溪”是王畿的号，“泰州”则指另一个弟子王艮。王畿跟王艮都不满足于老师的学说，想要对其进行改造，而又假托说是老师晚年的定论，最终“跻阳明而为禅矣”。
王艮的年纪比王畿还要大十多岁，但他很晚才进入王门。据说王阳明巡抚江西，讲授良知之学之时，有个叫黄文刚的人路过泰州，正好也听到王艮讲学，便对他说：“此绝类王巡抚之谈学也。”王艮为此感到很高兴，认为自己跟阳明不谋而合，于是前去拜访后者。阳明热情地接待了他，让他坐在上席，经过几次辩难后，王艮自知不如阳明，乃移居侧席，并下拜自称弟子。然而，他才刚回到家就反悔了，第二天又来跟阳明辩论，继续坐在上席，最终依然被阳明折服，仍持弟子之礼。
王艮意气太高，行事古怪，常常受到阳明的责备。有一次他来拜访，阳明闭门不纳，坚持不肯相见。三天之后，阳明送客出门，见王艮仍长跪在一旁，对自己低声说道：“艮知过矣！”阳明依然不理他，径直进去了；不料王艮立即起身跟随，一直走到庭院中才大声对阳明说：“仲尼不为已甚！”阳明这才原谅了他。
李贽与何心隐都出自王艮的泰州学派
王艮的思想重点全在“安身”二字，所谓的“安身”并非单指形骸肉体，还指心。他认为最高的境界就是既安身又安心，其次为“不安其身而安其心”，最下的就是不安身又不安心。只要身心俱安，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不足道哉。他对弟子们说：“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为失本”、“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这与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良知”，王艮也从“安身”的角度进行了改造，他说：“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这种“安身”哲学会使信徒逐渐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中去，不问世事、只求明哲保身，没有力行的仁心，也没有知耻的勇气——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
王阳明没料到，由心学分化出来的龙溪学派和泰州学派竟对明末的风俗产生恶劣的影响。王畿的“四无”之说流行，使学者们脱离实际、坐而论道、闭目清谈，既不通时务也不知时事；王艮的“安身”之论则使人们只求独善其身而非济世安民，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朝末年，这种“安身”哲学起了很坏的作用，造成世情冷漠的现象；面对满清入关，到处都是迎风归降，罕见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
因此，明末的启蒙思想家都普遍对流弊巨大的心学进行批判，主张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实学；在顾炎武等人的引领下，统治中国人思想观念长达五百多年的宋明道学最终走向了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