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洋
德特里克堡,一个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听过的名字。
可能你会以为这是一座城堡?一个小镇?或者是一个神秘的行动代号?
实际上它是美军生化武器试验基地。
这座臭名昭著的基地,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研发细菌武器,并将它们投放到朝鲜战场,针对志愿军使用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样一段尘封的往事。
一、细菌战的发动背景及过程
1952年1月,志愿军战士们发现了反常现象——在铁原郡的龙沼洞附近发现了许多蜘蛛、蚊子、跳蚤和苍蝇。
此时正值严寒,气温在零下十几度,按照常理蚊子跳蚤等昆虫,早就应该冻死了,可这些新发现的虫子,不但没有被冻死,反而异常活跃,四处乱飞。
这件事引起了志愿军官兵的不安,几天后各部队陆续接到报告:伊川、市边里、平康、金化等地接连发现苍蝇、跳蚤、蚊子等害虫,经过化验发现它们身上携带多种病菌。
截止到3月底,在朝鲜北方共发现带有病菌的昆虫804次,遍及朝鲜北方的7个道、44个郡,且都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和铁路干线周围,有的地区甚至在1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发现了1000多只带菌昆虫!
我军医务人员将这些带菌昆虫拿去化验,发现了它们身上携带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等10多种病菌。此外,在我国的沈阳、大连、青岛等地突然出现了很多此前没有的疾病,如炭疽脑膜炎、斑疹伤寒等。
敏感的人们立刻意识到:这是美帝国主义投放的细菌炸弹!
二、中央高度重视反细菌战
美军投掷细菌炸弹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毛主席连夜召集周总理、朱老总等人开会商议对策,最后周总理草拟了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当前形势下反细菌战的几点注意事项:
(一)抓紧时间研究已经送回来的昆虫,搞清楚细菌的数量和种类;
(二)向前线紧急运送防疫物资,包括疫苗、粉剂等,还要派出防疫队;
(三)中朝两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以新闻舆论做配合,向世界控告美国的行为,并告知美国对后果负责;
(四)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提起请求,在全世界发起反对美国细菌战运动;
(五)电令前线部队做好防疫,东北地区也要注意防疫;
(六)电告苏联政府,请他们给予帮助。
接到军委的命令,志愿军司令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向全军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命令,总结起来就是:全军及疫区人民需强制接种疫苗、全军进入紧急措施状态、各防疫站应当加强联系并随时报告防疫情况。
此外,志司还对建立隔离医院、向民众普及防疫知识做出了指示。
2月底3月初,美军开始向我中国东北地区投掷细菌炸弹,为了保证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反细菌战。
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后,全国各地都紧急动员起来了,东北军区后勤部将全国援助前线的340万份鼠疫疫苗、4吨消毒粉剂紧急运往朝鲜,同时后方各大医院紧急赶制的1000万份鼠疫疫苗也做好了送往朝鲜的准备。
三、舆论战线的较量
在前线紧锣密鼓进行防疫的同时,我国外事部门也与美国打起了舆论战。
1952年2月24日,外交部长周恩来说: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利用石井四郎、若松次郎等日本细菌战犯,进行各种致命的细菌实验和制造。成百上千的人民军和志愿军被俘人员,在这些细菌武器的试验下成为了牺牲者。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无耻阴谋和罪恶行为,中国人民是有决心也必然要将其粉碎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达不到他的罪恶目的,而且必然要在全世界和平人民正义的愤怒下,自食其可耻的恶果。
周总理说美帝国主义勾结日本细菌战犯是有证据的,美国国家档案显示,1947年起,美军与石井四郎进行了24次会面,石井等人向美方提供了35份书面报告,其中有800多张人体实验幻灯片,以及三份有关鼠疫和炭疽杆菌的尸检报告。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战项目负责人埃德温说:从日本人那里收集来的证据,大大扩充了这个领域的研究。
周总理的发言公开见报后,我国多家媒体不间断报道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新闻,沈阳的16万人民组织了大游行,对美国在东北地区投掷细菌炸弹表示最为强烈的谴责,同时要求国际社会惩办细菌战元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否认细菌武器的存在,他声称:
这些对美国的指责是无端的、是共产党在谈判的关口发动的舆论战。出现鼠疫是因为共产党无力保证他治下人民的健康,共产党不愿意就此承担责任,并且将这种责任归咎于联合国军的阴谋。
位于东京的“联合国军”总部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也表示:所谓细菌战,是共产党的宣传,他们是想借此事件为和平谈判争取筹码。
此后,美国又上演了一出“组建调查团实地调查搜集证据”的丑剧。
他们选派的“调查团员”全都来自支持美国发动战争的国家,如乌拉圭、巴基斯坦等,而且此次调查行动并不是国际红十字会的行为,而是瑞士国家红十字会在美国的授意下推动的。
中朝两国一眼就看出了美国玩的把戏,直接表示不信任这个所谓的“国际调查团”。
为了彻底揭穿美国开展细菌战的阴谋,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全国人民开始学习防疫知识并搜集细菌战罪证,到1952年5月,在沈阳、北京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先后举办了细菌战罪证实物展览,这些毒虫、毒剂和炮弹残骸向全世界表明了美军确实在朝鲜战场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
这场展览使得世界舆论哗然,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同盟等组织先后发表声明,对美国的暴行提出严正抗议。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说:这是继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后,又一项穷凶极恶的罪行。
1952年3月,由英、法、奥、比等八个国家的著名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赴朝鲜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已经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此外,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多国人士均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表示谴责,但美国仗着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蛮横地否决了联大提出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相关提案。
四、铁证如山
要揭露美军的细菌战罪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投掷细菌炸弹的凶手。
从1952年5月6日起,《人民日报》陆续公布了一批美军俘虏的供词,他们全都是执行过投掷细菌炸弹任务的飞行员,有的甚至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空军司令部担任过要职。
曾在美国空军部长办公室任职的瓦克·马胡林上校说: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及联席会议其他主要成员均认为细菌武器既有效又便宜,所以应该加速发展,使其在武器这个范畴中占有一定地位……
1951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远东司令部总司令李奇微一个书面指示,命令他在朝鲜开展细菌战,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进一步决定:把在鸭绿江以北使用细菌武器的任务也包含在细菌战计划中,于1952年1月开始实行。
在鸭绿江以南投掷细菌武器的目的是让铁路上充满带有细菌的跳蚤和蚊子,以此引起当地人的恐慌……而袭击安东和大东沟是要让这一地区充满细菌,以阻止中国向朝鲜北部运送物资。
在美国空军参谋长办公室任职的小安德烈·埃文斯上校的供词更加“高能”:
这样的指示(指投掷细菌武器)牵扯到国家和政治上的决策,就必须由国务院通过并得到总统的赞同。
这证明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就是进行细菌战的罪魁祸首!
此外,一个美军战俘还透露说:
使用细菌武器是高度机密的行动,在空军内部也禁止私下讨论,飞行员们受到上司的恐吓说:谁拒绝投掷细菌炸弹就送谁上军事法庭!
另一个美军战俘则表示:
参与这种行动的人情绪都很低落,因为每一个驾驶员都不愿意执行细菌战任务。
除了供述细菌战的部署和具体行动时间外,战俘们还谈到了细菌武器的制作地点、炸弹的规格、使用方法等细节。
25名美军战俘交代的供词共计16万字,在这些铁证面前,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计划昭然若揭,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美国在国际上陷入了被动难堪的境地。
五、我军开展防疫工作粉碎美军的细菌战
在美国细菌战阴谋彻底暴露的同时,我国在国内外两条战线上有条不紊地展开了防疫工作。
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成立了总防疫委员会,由志愿军副司令邓华为主任,委员会一成立就向全军下达了防疫命令:
(一)各兵团、军、师成立防疫委员会;
(二)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军以上单位以最快的通信工具,每日18时之前向上一级防疫委员会报告情况,特别要注意收集毒虫和容器;
(三)已经下发的各类疫苗必须全体注射,不得有一人例外。同时要以战斗精神扑灭疫情媒介并将此工作常态化,此外厕所要加盖,禁止喝生水,对水源进行管控,厨房要远离厕所,发现急性高热病时必须隔离并将其住所打扫消毒。
在志愿军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下,美军的细菌战很快就不灵了,据统计: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志愿军全军疫苗注射率达到100%,交通线附近的朝鲜居民共计450万人次注射了疫苗并开展了灭鼠灭蝇行动,全国各地的医院向朝鲜前线提供的鼠疫疫苗达1598.3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达32.3万人份,痢疾疫苗为80余万人份,此外还有消毒粉剂40多万公斤。
在国内,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全国共组建了129个防疫大队共2万多人,他们奔赴全国各省市开展防疫宣传工作;
在沈阳、青岛等地成立了细菌研究中心,在东北国境线上设立了66个检查点,并在山海关地区设立了防疫总指挥部。到4月中旬,整个东北地区已经有480万人接种了各类疫苗。
全国各地的群众则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大家争相阅读学习《防御细菌战常识读本》等小册子,开展清扫垃圾劳动比赛、室内扫除比赛、清理臭水沟比赛等活动。
反细菌战的群众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1952年全国共改善和新挖掘水井130多万个,改善和新修厕所490多万个,全国共清扫垃圾7400多万吨,填埋污水坑4000多万立方米。
至此,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阴谋,在我国内外两条战线的夹击下,彻底宣告失败!
军民团结如一家,试看天下谁能敌,细菌战教育了人民,人民最终赢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而美帝国主义发动的反人类罪行,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并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