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13日的上海骄阳似火，上海市公安局刑侦科的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起来，值班员拿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
“我是青浦县的民警，我们在位于上海市区西南侧与浙江省交界处的黄埔江支流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和前几天你们下发的画像非常相似！”
“哦，太好了，我们马上过来，你们保护好现场！”
刑侦科刘科长立即带领人员赶到了现场，这条小河在上海市与江浙的交界处，因为当时上海的人口密度并不大，所以这地方显得非常偏僻，小河边上的野草长得郁郁葱葱，死者已被打捞上来。
刘队长仔细看着女尸，死者约30多岁，身材苗条，瓜子脸，身高大约有1.64左右，皮肤非常常白皙，死前曾大量饮酒，可以判断处于醉酒状态，她的上身穿着浅蓝色的薄灯芯绒外套，下身穿着米黄色卡其布裤子，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表明其身份的物品。
可以看得出，这个女人生前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美人，无论从脸型还是身材，都处于上上级。
要知道上海属于江南地区，河多水塘多湖泊多，加上当时的安全条件远不如现在，所以在上海的夏天，溺水而亡的非常常见，尤其是以儿童为多，但是成年人溺亡很少，尤其还是漂亮的女性，还是在非常偏远的地方。
刘科长是刑侦战线上的老兵了，他原先是第三野战军的侦察参谋，数次负伤，后来组织上照顾他，让他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这样可以在上海安个家，享受一下和平安定的生活。
但是上海解放后，敌特活动非常猖獗，刘科长带领刑侦人员破获了很多大案要案，抓获了很多敌特，对刑侦工作非常有经验，当他看到这具女尸时，立即感觉这女人不简单，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在隐蔽战线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国共双方都对对方的特工人员画像，比如对于国民党的女特工有几条画像：
一是身高在1.60米至1.65米之间，这样的身高不致引人注意，太高或者太矮都不容易隐蔽。
二是身材非常匀称，脸型要美丽，因为国民党的女特务通常都要承担美人计的任务，所以在挑选的时候都注意长相，尤其是国民党的王牌女特工，那长相比现在的明星也差不了多少。
三是右手虎口处通常会有薄薄的茧子，这是长时间摸枪的缘故。
四是保养比较好，因为培养一个合格的女特工非常不容易，不能让女特务衰老过快而失去利用价值。
而这具女尸就具有这四个特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就是国民党的女特工。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具女尸和一位市民的女儿特征一致，而这个市民则在3天前给上海市公安局报过案。
1958年9月10日中午，一位名叫薛钟铭的男子慌慌张张地走进了上海市公安局接待窗口，说他在台湾的女儿回来了，接待窗口的值班民警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将这位名叫薛钟铭的男子带到了刑侦科刘科长的办公室。
“你别慌张，先喝口水，慢慢说！”工作人员给薛钟铭倒了一杯水，薛钟铭喝了一口水后平静下来。
这位名叫薛钟铭的男子反映：当天上午11时，他的妻子在里弄传呼电话间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她的女儿薛鸣琴打的，而她的女儿薛鸣琴已在9年前随同国民党特务机构一起撤往台湾。
薛鸣琴边打电话边哭，她说：“女儿不孝，恳请父母谅解。女儿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今生今世已经没有再在父母面前出现的可能了，希望父母多多保重身体，希望弟弟妹妹努力工作，要靠真才实学谋生，做一个正派人。”
薛钟铭说完，忽然跪在地上哭道：“公安同志，能不能救救我的女儿，她肯定是被国民党特务给骗的，一定要救救她呀！”
刘科长连忙把薛钟铭扶了起来，他立即让薛钟铭把薛鸣琴的相貌特点描述出来，让公安局的画像师根据薛钟铭的描述把薛鸣琴的大概长相画出来。
大约一个小时后，像画好了，刘科长又让薛钟铭看了看，画像师又改了改，画像师把画像递给了刘科长，一幅标准的美人画像展现在刘科长面前。
刘科长立即拿着薛鸣琴画像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作了汇报，黄赤波可是公安战线上的风云人物。
黄赤波于1912年出生，原名黄治波，湖北大冶人，1930年5月入伍。
1933年，黄赤波任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侦察员、总务科长。他担负侦察、掌握敌情的任务，曾化装外出侦察，捕获国民党特务4名，缴获手枪4支。
在长征途中，黄赤波所在的侦察队，走在部队最前列，侦察敌情，了解情况，为后续部队提供可靠情报。而黄赤波更是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此后黄赤波一直在隐蔽战线上工作，为我军提供了大量的价值不菲的情报。
1949年5月，黄赤波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委员、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苏南行政公署存在时间不长，公署机关驻无锡市。公署辖无锡市和镇江、武进、苏州、松江县4个行政分区，27个县、市。
1953年5月，黄赤波调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市公安局副局长。1957年3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政法部副部长。
接到刘科长的报告，黄赤波感觉事情不简单，他立即命令刘科长，将薛鸣琴画像多画几份，发给各区公安分局，命令各公安分局全面查找薛鸣琴的下落。但为了保密需要，不向各公安分局说出具体情况。
另一方面，追查那个电话的来源。刘科长命令侦察员找到管传呼电话间的阿姨，向她了解接到这个电话时的情况。
当时的电话还是非常稀罕的东西，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比较好的弄堂才会有电话间，电话间通常有一个阿姨管电话，阿姨接到电话后才去找相应的人家。
9月11日上午，侦察员找到了薛钟铭家弄堂传呼电话间的阿姨，这个阿姨大约50岁左右，她立即回忆当时的情景，最初接到这个电话时，耳机里是一片嘈杂声，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才听出那是一个声音清脆，但是又有点紧张的声音，对方要求叫薛钟铭家人听电话。与此同时，她好像还听到耳机里传来了一个上海男子的叫声：“快！15路来了！”
案情分析会上，侦查员们分析说，那个电话应该就是从上海打来的：
一是因为语音比较清楚，如果是长途电话，不可能那么清楚。
二是从电话里“快！15路来了！”，说的是典型的上海话。
刘科长立即命令对上海市第15路车附近的电话亭进行排查，并找到那个电话亭。
1958年9月12日，侦察员发现在15路常熟车站附近的弄堂口有个公用电话间，但因前来打电话的人太多，守电话的阿姨无法对调查的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就在侦察员比较失望准备离开的时候，侦察员小张忽然问道：
“阿姨，这两天有没有特别漂亮的30多岁的女人在你这儿打过电话？”
“对了，昨天上午快吃饭的时候，是有一个挺俊俏的女人在我这儿打过电话，不过她的眼睛有点红肿，像是哭过似的，我还特地问了声：闺女，怎么啦？但是那女人没有说话就关上电话间的门打电话了。”
侦察员们眼睛一亮，从时间和长相上判断，这个女人很可能就是薛鸣琴，但是更进一步的情况，那个阿姨也不知道，虽然这个线索断了，但是可以肯定薛鸣琴就在上海。
刘科长带领侦察员们分析，这个薛鸣琴在上海，要么住在父母家里，要么住旅馆，要么住朋友家里，但是住父母家肯定不敢，只能住旅馆或者朋友家。
刘科长命令开始对上海市的的饭店、宾馆、旅社进行紧急清查。清查行动从9月12日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时结束。这次清查，一共查获了逃犯4名、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18名，但没有发现薛鸣琴的线索。
9月13日上午，刘科长带领侦察员再次对案情进行分析，最后确定两个重点：
一是薛鸣琴的所打的电话可能是一种试探，也许是在为回家看其父母找机会。刑侦人员决定对薛钟铭家实施秘密监控。
二是立即排查薛鸣琴的社会关系，找到薛鸣琴的落脚点，从而抓获薛鸣琴。
9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就在刘科长组织召开破案会议的时候，青浦县公安分局打来电话发现一具女尸。刘科长从现场回来后立即给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做了汇报，并请示要不要立即让薛钟铭夫妇去辨认尸体，从而确认身份。
黄赤波考虑后决定让薛钟铭夫妇立即辨认尸体，结果薛钟铭夫妇经过辨认，确定是他们的大女儿薛鸣琴。
薛鸣琴上高中二年级时，右脚的一个脚趾曾经被重物砸成骨折，后来在广慈医院治愈。根据这一线索，法医立即对尸体进行检验，果然发现右脚第四个脚趾处有骨折痕迹。至此，死者的真实身份得到最后确认。薛鸣琴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四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薛鸣琴在上海有没有同伙？
二是薛鸣琴来上海后住在哪里？会不会是接应薛鸣琴的特务家里？
三是薛鸣琴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四是薛鸣琴为什么会溺水而亡，自杀还是他杀？
黄赤波最后决定，一方面要让薛钟铭夫妇密切配合，并对其住所秘密监视，如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二是进一步排查薛鸣琴的社会关系，找到薛鸣琴在上海的落脚点。
9月14日，在薛家周围执行秘密监视任务的侦查员发现薛家收到了一张邮包通知单，这份包裹单很快转到了专案组。
这个包裹是从闸北区一家邮局寄出的，寄件地址写的是上海一家保密工厂的代号，寄件人姓名是“薛芙蓉”，寄出时间是三天前的上午，在“包裹内所盛何物”一栏里填写的是“衣服、食品、药品”。
见到“薛芙蓉的名字，刘科长非常高兴，因为薛钟铭曾经交代“芙蓉”是薛钟铭给薛鸣琴起的小名，显然这个包裹就是薛鸣琴寄的。
侦查员前往邮局取包裹时，特地请了一名爆破专家对该包裹进行了严密检查。在确认包裹里没有爆炸物之后才当场打开。包裹内有以下物品：
男女式外套5件，两块高级毛料，两盒巧克力，两盒饼干和10瓶鱼肝油丸。在一件男式外套的口袋里，装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里面有100公斤全国粮票、500元人民币和一封信。
而那封信是薛鸣琴写给薛钟铭夫妇的，虽然用的是繁体字，但是非常秀丽，薛鸣琴认得是女儿的笔迹，信的内容非常简单：
她奉命从台湾赴大陆执行“极端机密的重要任务”，因无法完成“难以返回台北”，不得不选择自尽，希望父母多多保重。
经过专家鉴定，包裹里的所有衣服、食品、药品都是上海产品，人民币和全国粮票也是真品。
专案组经过研究讨论，仍不能确定这个薛鸣琴是自杀还是他杀，但是她显然是国民党特务无疑，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是找到她在上海的落脚点。
另一方面，薛鸣琴既然是特务，那么作案工具在哪？
刑侦机关经过排查，一个个名叫宋寄萍的人进行了刑侦人员的视野，而据宋寄萍的邻居讲，1958年9月上旬，曾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在她家住过一周左右，而且这个女人很神秘，还曾经过问过他上海一个兵工厂的位置。
宋寄萍的邻居是个退伍军人，警惕性非常高，当户籍民警找到他时，他反映了这一情况，户籍民警经过了解，这个宋寄萍和薛鸣琴是同学。
刘科长立即带人将宋寄萍请到了公安局，当宋寄萍被请到公安局时，她一头雾水，刘科长确定这个宋寄萍不是薛鸣琴的同伙。
宋寄萍，时年35岁，其丈夫夫系解放军团级军官，她本人是上海新跃进化工试剂厂技术员，与丈夫育有一女一子，平时同婆婆一起生活。
刘科长直接问题：“据人讲，你家在9月上旬，来了一位说上海话的青年妇女，在你家住了8天，可有这回事？”
“是的，那是我的小学同学薛鸣琴！”宋寄萍回答
“你知道么，她是国民党特务，你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说清楚。”
宋寄萍大惊失色，哭了起来。稍微平静以后，宋寄萍就将她所知道的情况向侦查员做了陈述：
薛鸣琴和宋寄萍是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两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好，不过薛鸣琴是学校的校花。初中毕业后，两人分别考取了两所不同的高中，但每年还是要碰头一两次，聚一聚,所以两人一直保持联系。
宋寄萍记得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的春天，那是几个老同学聚会，薛鸣琴那天是穿旗袍，还说自己在银行工作，当时她的工作那么好，人长得又漂亮，好多男同学都对她献殷勤。
不过从那以后，两人就断了联系，宋寄萍还后悔没有问她在哪个银行。时间一晃就是9年过去。
1958年9月2日傍晚，宋寄萍下班刚刚回到家里，看见家里来了客人，这个客人竟然是9年没有见面的薛鸣琴
薛鸣琴先向宋寄萍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自己在何处工作，已经结婚了，又讲了这次找上门来的缘由。考虑到是自己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宋寄萍同意她暂住在自己家里。
薛鸣琴当时就主动提出要去报临时户口，但时间太晚了，所以第二天才由宋寄萍陪着去了派出所。
根据当时的治安管理规定，市民家里来了客人需要过夜或居住3天以上的，必须去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宋寄萍也拿了客人出示的户口簿、工作证到派出所申报了临时户口。
客人的名字叫薛倚倩，是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工程师，住在本市长宁区延安西路。申报的理由是因为家里修理住房，所以到老同学家来寄住一周左右时间。
宋寄萍问薛鸣琴为什么户口本上是薛倚倩，薛鸣琴回答薛倚倩名字更好听。
报了临时户口之后，宋寄萍就上班去了。宋寄萍下班回家时，薛鸣琴一般都在家里。每天晚上，薛鸣琴总喜欢拿着一张上海市地图，边看边作长时间的沉思。宋寄萍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没有问。
9月11日上午，薛鸣琴向她告辞。临走时还留下50元钱，说是作为她的房钱和饭钱。钱是由宋寄萍的婆婆收下的，当时宋寄萍上班不在家。
刑侦人员立即向长宁区和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打了电话，两边都答称，没有“薛倚倩”其人。
随即，侦查员去宋家进行搜查，希望能有所发现，但只找到了那张上海市地图。地图上留下了一些用铅笔勾画过，又被橡皮擦掉的痕迹。经仔细辨认，这些地方大都靠近铁路和港口。当然上海市有几个兵工厂的位置也都做了标记。
刑侦人员没有在宋寄萍家里找到其他有用的东西，不过宋寄萍交代，薛鸣琴到她家时曾带着一个暗红色的行李箱，然而刑侦人员始终没有找到这个行李箱。
刘科长把情况向黄赤波做了汇报后，黄赤波判断，如果薛鸣琴是自杀，那么那个行李箱必然被薛鸣琴携至自杀地点，沉入河底了。
如果在河里没有找到行李箱，那么行李箱必然在凶手那里。
专案组随即二赴青浦县，会同县公安局一起在事发地点进行深入调查，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线索，结果当地一个生产队长反映，该生产队一社员在发现无名女尸的前一天，自家的一条小船丢失了，后来在距离发现女尸大约300米处的一河湾里找到。
不过那条船的泊缆绳没有断口，明显是人为解开的，而且船上还有一个茅台酒空瓶子、两个空罐头盒和十几张糖果纸。这些东西，还被那个社员保存着。刑侦人员立即到社员家里取来这些物件。
当时上海已经有指纹破案技术，经过专业人员比对，发现残留物上多处有薛鸣琴的指纹，这表明薛鸣琴人生的最后行程的确是在这条小船上度过的。
不过刑侦人员不能确实当时在这条船上到底有几个人，如果只有薛鸣琴一个人的话，她一个人怎么能够把一瓶茅台酒喝完？
刘科长下令这一河段进行彻底的搜查打捞，果然在距薛鸣琴浮尸大约500米的地方捞起了那个旅行箱。
在那个暗红色的箱子里，有两台美国制造的间谍相机，一台只要稍加改装就可以用于收发报的小型收音机，两瓶密写药水，几个经过伪装的用于测定军用飞机和舰艇型号、速度等性能的仪器。
而且在行李箱的隔层里，刑侦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笔记本，从这个笔记本里，刑侦人员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薛鸣琴是薛钟铭夫妇婚后的第一个孩子，1925年出生于上海。她自幼聪颖，3岁时就能够背诵百首唐诗，5岁已写得一手好字，被当时上海滩的报纸称为“女神童”。
薛鸣琴不仅学识非常好，而且人长得非常漂亮，薛家祖上以经商为业，家境富足，因此一直把薛鸣琴培养到了高中毕业，那时是1945年。
1945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年，按照薛钟铭夫妇的设想把她送到大学，但是薛鸣琴本人不愿意，因为年仅20岁的薛鸣琴遇到了她的心上人。
日本投降前后，上海实际上已被国民党控制，因为上海突出的地位，所以国民党对上海重点经营。
1945年5月，年仅20岁的薛鸣琴参加一次舞会，在舞会上有一个小流氓对薛鸣琴进行挑逗，结果一个英俊的大叔将那个小流氓暴打了一顿，那个大叔敏捷的身手、英俊的外表、雄壮的体格，无不显示男人的气质。关键是舞厅里的很多人对这个大叔都畏惧三分。
其实薛鸣琴作为校花，追求她的人太多了，但是没有一个她看得上的，她认为那些同龄人是奶油小生，而这个中年大叔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这个中年大叔是三青团人员，三青团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戴笠物色合格的特工人员，而薛鸣琴一进舞厅就被这个中年大叔看中了，结果就有了英雄救美的故事，而薛鸣琴很快就成为这个中年大叔的相好之一，并被介绍进入军统。
虽然薛钟铭夫妇强烈反对薛鸣琴为了一个中年男人不上大学，然而女儿大了也由不得父母，薛鸣琴对薛钟铭夫妇谎称找到了一份在银行的好工作，不用上大学也可以过上美满的生活。
薛鸣琴参加了军统在上海的特训班，学会了枪击、爆破、投毒、照相、色诱等技术，上海特训班结业的时候，她门门考核都为优秀。
薛鸣琴从军统上海特训班毕业后，开始侦察情报、策反不坚定分子等工作，国民党军统将其称为军统特级女杀手，后来军统改为保密局，薛鸣琴仍然受到重用。
1949年初，薛鸣琴自知国民党败局已定，她是上海人，父母都在上海，她一度想过改过自新，然而一想到自己在国民党情报机关干过4年，手上也欠了中共的人命，所以她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1949年4月，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开始安排潜伏人员，薛鸣琴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熟悉，如果按照常理是要留下来潜伏的。
当时薛鸣琴只有24岁，正是年轻貌美的时候，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很是喜欢薛鸣琴。便让薛鸣琴撤退到了台湾。
应该说在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时代，得到毛人凤庇护的薛鸣琴过的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大都被抓获处决了。
到台湾后，这个毛人凤不长眼睛，竟然和蒋经国争夺情报机关的控制权，结果蒋经国利用毛邦初案与杜长城案打倒了毛人凤，到了1955年，保密局改组为不再肃谍与保安的情报局，隶属国民党国防部。毛人凤仍为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官拜二级上将，但基本上已无实权，实际掌权者为蒋经国
在极端的抑郁下，毛人凤烟瘾更大，一天要抽两包烟，结果患上了肺癌，1956年10月14日，毛人凤因患肺癌去世，时年58岁 ，他葬于新北市汐止区昊天岭。
毛人凤死后，所有和毛人凤关系密切的人都遭到了排挤和打压，而作为与毛人凤有密切关系的薛鸣琴更是首当其冲。
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遵奉中央军委、国防部的命令，以火炮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打击。国民党军进行了拼命抵抗，双方的炮战一直持续进行到了同年的10月25日。
金门炮战使国民党军损失惨重，蒋介石命令蒋经国迅速派特务到大陆刺探情报，而上海是一个重点，因为金门炮战所需的弹药及其他物资大都是从上海运去的，而且上海还有几家兵工厂。尤其是上海的几家兵工厂，蒋经国要他探明位置，好派国民党空军轰炸。
薛鸣琴是上海人，蒋经国让她到上海潜伏并刺探情报，在临行前对她说：
“你不是被毛人凤称为军统特级女杀手么，这回派你去上海潜伏，你一定不要辜负这个光荣的称号！”
薛鸣琴心里明白，自己被蒋经国抛弃了，在某种意义上，蒋经国是想借中共的手除掉自己，然而她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薛鸣琴也是了得，他没有按照国民党情报部门给的路线登陆，而是偷渡到了舟山，然后从舟山到达上海。父母家不敢去，旅馆她不敢住，她想了半天只好到好朋友宋寄萍家居住，而宋寄萍的丈夫正好是是军人。
不过宋寄萍的丈夫对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不对她吐露半分，而此时的上海保卫工作特别严密，他无法获得准确的情报，更别说长时间潜伏了，她左思右考之下，投案自首她不敢，回去又交不了差，于是她决定自杀。
不过此次前来，国民党给了她很多活动经费，她想起自己的父母，于是用一些钱买了一些衣服等其他东西寄给父母，同时买了一瓶茅台酒及其他小吃到了青浦县，在黄浦江支流偷了一位渔民的小船，将一瓶茅台喝完后醉酒，一头栽进黄浦江投河溺水而亡。
或许是薛鸣琴太不甘心，或许是无法排解心中的苦闷，她将这些事都写在了日记上，她本以为这些事会随她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被我公安机关获得，并最终知道薛鸣琴背后的这些故事。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曾在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