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是一篇出色的文化散文，文心、文风、文采俱佳。作品绝非呆板的考据式随笔，而是意在探看北魏孝文帝的伟业与心史，写出有关拓跋宏的古今相映、南北通观、内外兼修、书剑合一。文章有水落石出之妥帖，更有心动如海之激荡。
——摘自《人民文学》2019年2期卷首语
陈福民，河北承德人。一九八二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九九五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一九九六年起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新媒体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阅读与批评的力量》等。目前从事边疆史地研读与写作。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一
公元四九三年八月，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人喊马嘶万众喧腾，然而气氛却显得庄严隆重。已经集结动员起来的部队早就蓄势待发，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攻战厮杀。跟以往总是在北纬40°一带打来打去不同，这次他们接到的任务是要去“南征”。拓跋鲜卑称雄大漠南北几百年，虽然定都平城安居乐业快一百年了，可是如诗中所说，“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那是他们随时的功课。马上立国，生死有命，荣耀功名都从刀剑上来。京师的百姓们对将士出征这种场面也是经多见广，本来没什么大不了，但听说这次大军竟然有几十万之多，而且是去打那些南方的“蛮子”，不由得有些好奇。
丁亥，帝辞永固陵。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诏曰：“临戎不语内事，宜停来请。”（《魏书·帝纪·高祖纪下》）
丁亥，魏主辞永固陵；己丑，发平城，南伐，步骑三十余万。（《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
《魏书》作者魏收非常夸张，说是“百余万”，而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参考了大量前人的史书，他说北魏这次动员的兵力是三十万。比较下来，感觉司马光所说的可信度要更高一些。但无论怎样，这次南征所动员的兵力，肯定是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作战规模的。
这多少有点不寻常。
这一年，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这支南征大军的统帅是皇帝本人。在北纬40°的北方，此时正是由夏入秋的肇始，金风送爽令人心旷神怡，该收获了，也该休整了。现在动身向南方进发，战马膘肥体壮，战士们给养充足，而气候又不会过于炎热。显然，这个行动时间点是经精心考虑并挑选的。
年轻的帝国统帅，孝文帝拓跋宏——很快他就将不再叫这个名字了——刚刚二十六岁。他当政后，国家进入到了和平发展时期，军事外交上都没有太大的困难。由于非常特殊的原因，他没有政治对手，皇帝宝座非常稳固，群臣拥戴，大权独揽，政治智慧和历练也足够，真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正值朝气蓬勃、干一番大好事业的绚丽人生。唯一的美中不足，是这位“生而洁白”（《魏书·帝纪·高祖纪上》）的皇帝似乎身体并不那么强健，这多少是个令人担忧的不确定因素。
现在，他就站在平城的帝国宫殿上，环视周围，思绪万千。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眼前战马嘶鸣，兵士雄壮；周遭层林尽染，万类霜天。他生于斯长于斯，平城的每一种风土人情他都了解，宫殿的每一个角落都深刻地烙印在记忆里。在他身后正西方向，旧都盛乐金陵、云中金陵以及京畿内金陵，埋葬着为他打下这片江山创建这个帝国的祖先前辈与忠烈能臣。而更遥远的北方土地、草原与山川，一派苍茫辽阔，疾风劲草，此刻在他的视线中都渐渐模糊，并最终隐没在地平线的尽头。
如今他就要跟眼前这一切告别了：祖宗们，再见！平城，再见！他叹了一口气，目光又重新坚定起来。此去南伐，前程万里又前途未卜。几十万兵马，除了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亲信大臣，没有人能理解他的雄图大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命运就在前面。像所有伟大的历史人物曾经做到的那样，不管是凶是吉是福是祸，他都必须把这副担子挑在肩上。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坚信他的选择是为北魏帝国谋划最大的利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益于鲜卑民族的。他知道他的决定一定会改写历史，但这被改写的历史最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没有把握，也没有更充足的时间再去多想。
他终于下达了出发的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二
大兴安岭北段的内蒙古鄂伦春旗有一个叫阿里河的普通小镇，这个小镇后来因为发现了拓跋鲜卑祖居地嘎仙洞而名闻天下。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历史地理，而是一篇当代小说。
一九八三年，我在学校阅览室读到了那年第二期《中篇小说选刊》，并由此记住了《北国红豆也相思》和作者乔雪竹。这篇题目看起来讲究“相思”的小说，有一种非常罕见的清冽、舒朗和浪漫气质。从题材、人物到手法，都有别于当年那种叽叽歪歪哭哭啼啼的风格，与当时一些知青作家作品把自己的“伤痕”看得比世界还重要的风格相比，它是一部真正的女中豪杰之作。小说没有按当时流行的写法让知青做一个悲情主人公，而是写一个到东北投亲靠友的“盲流”女青年艰难而充满勇气的生活轨迹。乔雪竹写了大兴安岭的雄阔、豪迈及相当边缘的生存经验带给她情感世界的强烈冲击，很明显，她进入了那里的文化氛围，对外部世界的广大和深邃有更浓厚的兴趣。可能也正因如此，小说所秉持和散发出来的美学追求，与当时那种狭隘而动机明确的主流文学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她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一点在今天看起来没那么重要，对我更有意义的是，《北国红豆也相思》如果不是首次，至少也是最早在小说中披露了“嘎仙洞”的存在：
在这里，阿妮秀棵河——千年的落叶层下的涓涓滴水形成的小河——秘密地去和一条雄浑的无名河相汇了。旋涡翻卷着，冲刷着山，几百年、几千年地冲刷着，将这里冲刷成悬崖……崖下，是溅着泡沫的发着巨大声响的激流。崖上，长着百年的大树，它们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优势，长得参天威武，荫蔽了天日，垄断了阳光、雨露，窒息了弱小的生命，树里行间，几乎是寸草不生。崖壁上长满了层层的灌木，灌木中掩映着一个深深的洞口，人们叫它嘎神洞。
……
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这个英雄民族，将他们一千五百年前的祝愿凿在石壁上，愿子子孙孙福禄永延。（乔雪竹《北国红豆也相思》）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嘎仙洞”这个名字，乔雪竹在小说里称之为“嘎神洞”。当年读到此处，意外地从文学渠道获知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历史信息，令我非常诧异和神往。今天重读，又惊叹于作者有如此高屋建瓴的站位和历史文化意识。尤其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与《北国红豆也相思》这部作品的“重逢”，竟然是在三十五年之后的这个契机。
但嘎仙洞的存在，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三月庚申，车驾还宫。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魏书·帝纪·世祖纪下》）
乌洛侯国……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魏书·乌洛侯传》）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魏书·志十·礼四》）
所谓“公开”，是因为历史早有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公元四四三年），北方的“乌洛侯国”来进贡，同时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在他们乌洛侯国国土西北有一个绝大的石室，那就是拓跋鲜卑老祖宗的“故居”。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个乌洛侯国根据什么断言石室就是拓跋人祖先的故居，也无从了解公元五世纪的拓跋人是否真切知道石室的存在及其与自己的关系。总之太武帝完全相信了，并立刻派遣官员从平城出发，跋涉了两千公里去祭奠，还在石壁上凿刻了祝文。几条史料互证，可知确有其事。所谓“秘密”，则是指这个石室在此后的历史中再未出现过，整整隐藏了一千四百年。一九七九年，考古人员终于在内蒙古鄂伦春旗阿里河镇找到了它；一九八〇年，又发现凿刻于石壁的祝文，从而证实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而根据《北国红豆也相思》文末的记述，“一九八一年十月初稿于大兴安岭图里河”，可见乔雪竹在第一时间就被这个消息击中，并且利用了最新的考古成果作为小说叙事的推动力和文化价值参照——她的文化敏感与大气格局滋养了她的文学创作。
二〇一四年夏秋之际，我自驾去漠河，从赤峰出发到阿尔山、满洲里，途经新巴尔虎右旗和呼伦湖。呼伦湖又称达赉湖，经考古发掘证明，此湖正是拓跋鲜卑从大鲜卑山石室向南迁徙所遭遇的“大泽”。离开满洲里我在海满高速拐入904县道，紧贴着额尔古纳河——这条本来属于中国的内陆河流，由于《尼布楚条约》而变成了界河——上溯到室韦。这里就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铁木真当年就是在这里打赢了决定他人生命运最重要的一战：阔亦田之战。此战之后，他终于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他一路向西，完成了征服蒙古高原乃至世界的壮举。
离开漠河北极村返程，我向南穿过整个大兴安岭地区，赶到了鄂伦春旗的阿里河镇。嘎仙洞位于北纬50°、东经123°，它存在了不知几千几万年，如今正静静地等待着我。现在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叫“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说是景点，由于地理位置过于偏远，来这里观光旅游的人并不多。巨大的嘎仙洞就亘古不变地驻留在一座更加巨大的石壁上，离地面大约五六米，两侧修建了台阶，灌木仍在，洞口森然，而乔雪竹笔下当年猛烈冲刷着山体形成悬崖的那条河流已踪迹全无，整个园区绿树掩映空旷无人，连鸟鸣都很少。我坐在洞口外的石阶上，想象着太平真君四年千里迢迢从平城回来祭祖的北魏官员，对于行程中的遍地荆棘豺狼虎豹，他们还能适应吗？而比他们更早从这个山洞走出去的那些人，是经过了多少风霜雨雪和生死疲劳，才一步一步接近了北纬40°？
永远在路上。这句话听起来既浪漫又帅气，但真走起来并不容易。
三
但现在，他们又再次上路了。
这次孝文帝拓跋宏举国“南伐”的目标，是据守长江南岸以建邺为都城的南朝齐国。司马氏东晋从公元三一七年立朝，坚持了一百年，在四二〇年被刘裕接管。此后依次进入宋齐梁陈兴亡替代的南朝。
关于南朝小朝廷，除了宋武帝刘裕在开国时候有过北伐并打到长安的壮举之外，其他各个方面一向都被人看不起。虎狼在侧全然不管，花团锦簇歌舞升平，是那时候南朝的一贯作风。杜牧写《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王安石写《桂枝香》，“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这都是嘲骂南朝末代君王陈后主的——由于不理国政只管吃喝玩乐，他成了千古笑柄。就连文学也被杜甫鄙视，他一直担心身边的青年诗人不学好，羡慕和仿效“齐梁”那种绮丽浮华而又空洞的文风：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
自从太武帝拓跋焘结束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北魏统一北中国之后，长江以南的“齐梁”就被推到了前台。现在孝文帝要继承前辈的遗志“南伐”，然后统一全中国，于情于理，都说得通。但三十万大军走着走着，事情就显出了一些不合情理之处。
出兵打仗一般都是捕捉战机兵贵神速，可是孝文帝一行似乎并不那么着急：
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诏曰：“临戎不语内事，宜停来请。”壬寅，车驾至肆州，民年七十以上，赐爵一级。路见眇跛者，停驾亲问，赐衣食终身。戊申，幸并州。亲见高年，问所疾苦。九月壬子，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高聪、兼员外散骑侍郎贾祯使于萧昭业。丁巳，诏以车驾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戊辰，济河。诏洛、怀、并、肆所过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皆以名闻。又诏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同庶族例，听之。（《魏书·帝纪·高祖纪下》）
根据这个记载，大军从平城出发一路南行，先到了肆州（今忻州），后到并州（今太原），然后走上党、晋城进入怀州（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并从这里渡过黄河，最后抵达洛阳附近。从平城到洛阳的步行距离是七百多公里，大军多为步兵，加上皇帝的辎重和后勤给养也会拖后腿，速度没有骑兵那么快是正常的。然而从八月出发，抵达洛阳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了。就算不用日夜兼程急行军，按道理说也不该这么慢。皇帝在干什么？
原来他在“访贫问苦”、加官晋级。每到一个地方，就做调查研究，“亲见高年”——发现超过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赐爵一级”，八十以上的加二级，九十以上的三级，一百岁以上的，给予县官一样的待遇。如果路上遇见残疾人，就停下来嘘寒问暖，还要记录在册，管这个人一辈子的吃穿。然后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行军途中，孝文帝居然命令两个朝廷重臣出使他即将“南伐”的敌国南齐，去见新登基的荒唐天子萧昭业，这明显不像是下战书。根据《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一条：“九月，壬子，魏主遣兼员外散骑常侍渤海高聪等来聘”，所谓“聘”，就是问候性的外交礼仪，确实不是下战书。群臣左右都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哪里像是要去打仗呢？接着，孝文帝不慌不忙，继续下诏书说，咱们这一路走来，三十万人浩浩荡荡，车马不长眼睛，凡是沿途有践踏损坏老百姓庄稼的，每一亩地赔偿五斛（合六百斤）粮食。渡过黄河以后，孝文帝又下了诏令，一路“洛、怀、并、肆所过四州之民……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帛二匹；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皆以名闻”。总之就是加官晋级、抚恤百姓、遴选人才、奖掖贤良，等等。大臣、将领和士兵刚开始对这一切还感到有些新奇甚至感动，然而拖沓的行军与各种烦琐的环节一个接一个，渐渐消耗了他们的耐心与锐气，他们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对于后面的“南伐”越发没有感觉和热情。但是此刻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质疑和反对。他们默默跟着皇帝走走停停，气氛变得凝重而沉闷。
然而孝文帝的兴致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仿佛把“南伐”这件事情给忘了：
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魏书·帝纪·高祖纪下》）
到了洛阳，皇帝没有召开前敌会议部署未来的战斗，也没看到他的参谋本部给他提过什么军事建议。他像个闲人一样东游西逛，先去游览了西晋的“故宫基址”，抚今追昔触景生情，唱起了著名的《诗经·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那茂密生长的黍子啊，那茁壮的高粱，令我脚步迟缓，叫我心中忧伤。知心者明白我的苦恼，可那不了解我的，觉得我在无谓彷徨。高远而慈悲的苍天啊，何人让我离故乡？皇帝这一句句唱的都是自己此刻的心事，唱着唱着千头万绪涌上心头就动了真情，不由得满面泪痕。陪同左右的文武群臣万分惊骇面面相觑，他们真切感受到了皇帝内心的压力与悲伤，又不知该如何去劝慰，只能安静地倾听和体会着眼前的一切，心中隐隐感到不安。接着，皇帝参观了洛桥和太学，还兴致勃勃地参详了东汉的《石经》，就是不谈“南伐”的事情。
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但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孝文帝一路来的动作与此刻的流涕，群臣的沉默、忍耐与不安，都分明告诉对方“我有话要说”。
谜底很快就要揭晓了。
四
这个“谜底”，《魏书》的记载非常简略：
丙子，诏六军发轸。丁丑，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
而《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的记载相当详细生动：
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霖雨不止。丙子，诏诸军前发。丁丑，帝戎服，执鞭乘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帝曰：“庙算已定，大军将进，诸公更欲何云？”尚书李冲等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帝大怒曰：“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安定王休等并殷勤泣谏。帝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帅如右。南安王桢进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群臣皆呼万岁。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
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可知，大军进入洛阳后，连天大雨，道路泥泞，很不适合大军行动。但之前一路不紧不慢的孝文帝此时却来了精神，“诏诸军前发”。文武群臣和部队应该是既不理解也不情愿，从平城出来到现在，一路上走走停停磕磕绊绊，已经非常郁闷了，现在看皇帝执意要冒雨出发，实在有违常情，所以难免迟疑磨蹭。于是皇帝满身披挂，翻身上马冲出队列，很明显这不是以身作则，而是跟群臣较劲：你们都不动是吧？好！我自己走。皇帝如此激烈地表示了态度，大臣就不得不表态了，但他们不敢说话，只是集体跪在皇帝的马前接二连三地往地上磕头。孝文帝说，你们啥意思？南伐军国大事不是儿戏，是在京师大殿上集体讨论通过的，当时你们都举手了，现在又有什么话要说？
从平城一直憋到现在的委屈、不满甚至愤怒，此刻在群臣中一下子爆发了，以尚书李冲为代表，他们再也不能由着这个任性的皇帝胡作非为：今天的事儿，所有人都不乐意，就您自个儿一意孤行。我们不知道您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有一肚子的话说不出来，但已经实在受不了，反正就是死谏了！皇帝哪里肯吃这一套，他勃然大怒：朕刚刚经营国家，期待着一统天下，你们几个念书人三番五次反对，我以前都忍了，现在军法不是玩儿的，别再废话！然后打着马继续一个人往前冲。
大家看这么跟皇帝硬杠不是上策，安定王拓跋休等一伙儿大臣拽着皇帝的马缰绳，流下了痛苦的泪水，反反复复地劝他回头。这边劝，那边磕，皇帝看看火候，感觉已经耍得差不多了，于是缓和了口气，亮出了底牌：我也不是非接着走不可，但三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出来了不是个小事，如今啥也没干成就这么回去，你们让我以后怎么跟天下交代？咱们世世代代偏居北方并不美好，我很想南迁到中原地带。当真让我不南伐，那就迁都来洛阳，众爱卿觉得怎么样？
皇帝不仅是有大谋略的人，更是个明白人，他知道此刻箭在弦上千钧一发，是决定他政治权威和政治理想存亡断续的致命时刻，容不得半点含糊，尤其不能给反对派“喘息”的机会——如果让他们回去串联起来再一致反对，他就很难控制局面了。于是皇帝当即决定现场表决：
欲迁者左，不欲者右。
这个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叫“你懂的”。皇帝先站了一边，然后让大家当场表态，你们站哪边？一切摆在桌面上，首鼠两端、心存侥幸者没有了退路。相信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真心还是被迫，都会选择站皇帝。安定王拓跋休倒是个敢做敢当的汉子，跟几个反对派先站到了右边，这让皇帝脸色非常难看，沉吟着该怎么处理，现场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南安王拓跋桢见势不妙，担心局面恶化，赶紧出来打圆场给皇帝下台阶：古人讲“干大事的人不用跟凡夫俗子商量”，一群小小燕雀哪里知道您的鸿鹄之志。您若当真肯放弃南伐，那迁都洛阳的事儿我们都支持，而且迁都也是老百姓的福气呢。于是皆大欢喜，冲突以不流血的方式和平解决了：
群臣皆呼万岁。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
满天乌云散，皆大欢喜？哪里会有这么简单。看起来这个场面皇帝勉强取得了胜利，但那是不得已动用了皇帝的绝对权威之后一场形式上的“惨胜”，而且整个过程显得非常诡异和“不正经”。
一个国家的迁都是涉及政治经济权力结构方方面面的重大事项，怎么可能就在行军途中突发奇想，以一种小孩子做游戏相要挟的方式去粗暴解决？这场闹剧，孝文帝的办法是以“南伐”为筹码，给群臣设置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但是包括皇帝自己和那些反对派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南伐”这个筹码，其实就是个不得不玩下去的任性游戏。这个所谓的筹码，与迁都那样的大事相比，根本没有任何分量。大雨还在下，脚底下已是泥泞一片，将士们在雨中僵硬地直立着，群臣惶恐失措，大家都很狼狈。而皇帝像个小孩子一样，拿自己当人质几次往出冲。有点可笑有点无奈，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皇帝一个人去裸奔。如果真到了大家都撕破脸的地步，让龙颜扫地，大家都没面子是小事，龙颜震怒之后有些人的人头不保则是肯定的。皇帝自己也清楚并不是为了这个筹码，但他已经把剧本写好了，剧情就只能这么发展。
迁都这事儿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不仅对于拓跋鲜卑来说惊天动地，对于中国文明史的走向也是影响重大。孝文帝其实并没有那么弱智，相反，他是个意志坚定而且很有政治想象力的人，他太清楚这个事情的性质和分量了。当他假戏真做用游戏方式解决了选边站队的棘手问题后，马上回归了严肃正经，开始按事前的安排推进计划了：
乃遣任城王澄还平城，谕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
这是性命相依重如泰山的信任和嘱托。任城王拓跋澄生于公元四六七年，与孝文帝同岁，辈分上却是皇帝的叔叔。他是皇帝坚定的政治盟友。皇帝此刻说了一句话：今天咱们干的这个事才是真正的革命。您加油吧，拜托您了！
两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要携手干革命了。
五
这不是拓跋部第一次有迁都之举。
他们从大鲜卑山嘎仙洞走出来后，在“大泽”——呼伦湖附近生活了将近一百年，再继续向西南迁徙，最终来到了漠南的北纬40°-42°过渡带，这里是匈奴的传统游牧地及进入长城内地的前哨。此时匈奴已经失去了草原霸主的地位，他们分崩离析，或者南迁内附于东汉，或者向更西北的高纬度地区回归。剩下原地不动的那些（无论是不愿走还是被抛弃了），大部分都混居于鲜卑部落并失去了“匈奴”的民族身份。也是在这里，拓跋鲜卑彻底完成了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他们不再局限于林间山洞那狭小的空间，不必再围着河流湖泊转悠，靠捕鱼打猎维持生计，他们终于能够扬鞭纵马飞驰在辽阔平缓的草原大地。从渔猎向游牧，这个转型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他们在迁徙南进的过程中不断与匈奴残余部族混血并且吸收散居的其他小部族，人众渐多。他们最终有了“拓跋”这个称谓，并以此与传统的东胡鲜卑族群区别开来。对此，很多教科书都采用一个流行的解释，说“拓跋”这个词表示着“鲜卑父胡母”的含义。但最新的一种研究认为，上述推测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北魏政权最初自己对这个姓氏的解释要合理得多：
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帝纪·序纪》）
“拓”为土地，“跋”为后（主管土地之神）。拓跋部族把自己的起源攀扯到黄帝那里显然是牵强附会，这不仅是很多游牧部落逐渐汉文明化之后的通常做法，新崛起的汉族政权也喜欢这么攀附。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拓跋”作为表意的美称，应该是他们一个著名首领的官号，这个首领极有可能是神元帝拓跋力微。由指称部落领袖到被广泛使用代指他的部落，逐渐成为这个部族核心集团的姓氏，至此才有了“拓跋鲜卑”部。此前，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北部鲜卑。
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魏书·帝纪·序纪》）
拓跋力微的时代还处于部落联盟草创期，不可能有年号，只能说三十九年。非常幸运的是，这一年被历史记录下来了——参照曹魏的年号可知，“魏景元二年”是公元二六一年，就在二五八年，力微把拓跋部的本部从大川（今内蒙古兴和县）迁到了盛乐。由于西晋灭亡和十六国震荡，汉族政权不得不从这个地区撤出去了，但汉文明早就在这一带扎下了深根。拓跋人来到距离河套平原更近的盛乐，当他们看到了绿油油的庄稼和农人奇形怪状的工具，感到十分惊奇，开始了解农业种植和其他汉文明风俗。这次迁徙在拓跋鲜卑的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公元二五八年到三九八年，他们在那里居住生活了一百四十年，部族内的政权组织形式越发成熟，并且始终保持着跟中原汉王朝特别友好的关系。当我发现如下一个事实后，感到难以置信：拓跋鲜卑几乎是当时所有北方游牧民族中唯一一个没有跟中原汉文明发生过冲突的民族，而且当西晋王朝即将覆亡时，始终没有见利忘义，总是施以援手。
登国十年（公元三九五年），羽翼丰满的代王拓跋珪，在决定双方命运的参合陂之战中，一举坑杀了后燕太子慕容宝率领的主力军五万人。次年，七十一岁的后燕皇帝慕容垂抱病亲自率大军来复仇：
至宝前败所，见积骸如丘，设祭吊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声震山川。垂惭愤呕血，发病而还，死于上谷。（《魏书·卷九十五·慕容廆传》）
途经参合陂，见到满山谷层层叠叠的后燕壮士遗骸，慕容垂痛恨拓跋珪忘恩负义卑劣残忍，恼火自己的儿子是无用的草包，无颜面对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将士。当听到死难者亲属的号啕痛哭，他的百感交集都积郁胸膛，羞惭之下一口鲜血喷出来，不得不中途退军，随后病死在上谷沮阳（今河北怀来）。参合陂之战杀降的惨烈及其在慕容氏后人那里留下的仇恨与心理阴影，被金庸写进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参合庄少庄主慕容复一个“复”字，满满都是刻骨的沉痛记忆和颠倒人生的复国迷梦。消灭了进入中原的最大竞争敌手后燕慕容氏政权之后，拓跋珪于天兴元年（公元三九八年）先改国号为魏国称魏王，这是拓跋人建立北魏政权的开始。随后，北魏再次启动迁都计划，从盛乐搬迁到了平城。
从《魏书》《北史》到《资治通鉴》，对迁都平城的记载都非常简略而且一致，应该都是照搬了《魏书》“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这几句。我们无从推测拓跋珪的迁都动机。当时的平城还是个又小又破的地方，无甚出奇，它最早在历史上有影响，是因为著名的“白登之围”。汉高祖刘邦打匈奴不成，反而被冒顿单于纵三十万骑兵包围在白登山，饥寒交迫了七天七夜才侥幸脱身。从此，平城和白登山被联结在了一起。但事实上，北魏迁都以前，平城非但没有什么政治地位，经济民生方面也毫无优势，是各种游牧部落频繁往来的战略攻伐之所。认真说起来，远不如马邑的勾注与雁门关有名。
今天的大同人民肯定要感谢北魏拓跋人吧，他们的大同市，之所以成为今天北纬40°上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它的起点必须追溯到北魏在这里建都。在拓跋珪迁都之前，大同基本是一座军事要塞。保证京城有足够的居住人口和劳役人口，是拓跋珪迁都计划的重要部分，除了“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之外，他开始向平城大量移民：
天兴元年春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魏书·帝纪·太祖纪》）
移民充实京师平城有很多次，但这次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总数在四十六万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山东”所指并非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太行山以东、原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州）周边的州郡。有了足够的人口，开始营造宫殿、设立宗庙、规划道路，基本建设轰轰烈烈搞起来。在这一切都准备完毕后，拓跋珪仿效中原汉族政权，正式登基称帝，自认承接了西晋的统序。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将近百年的创建与经营，气象恢宏，繁荣昌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平城使朔州、晋阳等传统名城的重要性下降。
从嘎仙洞走到呼伦湖，再南进到蒙古草原；从拓跋力微定居大川，到他三十九年迁都盛乐，再从经营了一百四十年的盛乐迁到平城，拓跋鲜卑人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迁徙史。与很多弱小国家回避强敌不得不迁徙、迁都不同，拓跋部的每一次动作都是积极主动目的明确的选择。从荒寒贫瘠走向温饱富庶，从蒙昧靠近文明，拓跋人证明自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民族。
而平城一百年之后，孝文帝拓跋宏将继续证明这种伟大，他的“革命”之完全彻底，令人瞠目结舌。
六
孝文帝起念迁都洛阳，并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仓促盲目之举。他策划这件事已经很久，而更隐蔽的种子，埋藏在极其深刻复杂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动机中，甚至与他的悲惨身世有关。他是个深谋远虑有巨大抱负的人，他希望他的所作所为配得上列祖列宗，配得上中国皇帝这个称号。
关于以南伐为名行迁都之实，《魏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大同小异，后者此处更多因袭了前者，故只抄录一种：
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进曰：“《易》言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为吉也。”……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既锐意必行，恶澄此对。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
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升阶，遥谓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阻我大计，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高祖曰：“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魏书·卷九·景穆十二王下》）
孝文帝是从这里逐步启动迁都计划的。按照帝国的程序，先装模作样占卜算卦，看看“南伐”是凶是吉，结果得到了一个“革”卦。孝文帝顺水推舟说这太好了，很吉利呀。这时任城王拓跋澄还不了解皇帝的真实意图，他认为就卦象看还不能说南伐完全吉利，于是跟皇帝就此卦象的凶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让皇帝既觉好笑又不耐烦，于是把脸一翻，大声恫吓：天下是我的，你想搞破坏吗？不料拓跋澄的书生意气：天下是你的不假，但你既然让我坐这个位置，我就有义务参与并发表意见！大堂上顿时鸦雀无声，都静静地看着这君臣二人。孝文帝被拓跋澄一句话怼到南墙上，非常不愉快，憋了很久才说：好吧，各自保留看法，无所谓了！
这是太“有所谓”的事情，孝文帝回到自己的宫殿立刻派人召见拓跋澄，他知道所有人中，拓跋澄是最能听懂他的计划、跟他一起做大事的。拓跋澄进到门口，孝文帝顾不上应该有的君臣礼仪，《魏书》说“未及升阶”，《资治通鉴》说“逆谓之”，意思都是说孝文帝冲出来迎接，老远就嚷嚷起来：“刚才的‘革’没说完，现在接着说。明堂之上我发火并不是针对您，只是担心文武群臣都跟上您的节奏一起七嘴八舌，我就没法弄了。所以假装生气震慑一下让他们闭嘴，希望您能体谅。”
这是有温度有味道也非常有趣的历史。与以往我们听惯了“广有天下，威加海内，颇系苍生子民”云云的皇帝八股不同，孝文帝此刻说的是“人话”。他躲开众人耳目，终于对拓跋澄推心置腹：唉，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情很不容易。咱们从北边起家，虽然现在打下来很多地方，日子也过得不错，但严重缺乏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系统。平城这地方，部族繁多，民风混乱，没法进行文明教化，改变他们太难了。我打算离开这里挺进中原，以此为基础成就更大的事业，您觉得可行吗？
拓跋澄至此方恍然大悟，所谓“南伐”云云不过是个幌子。他没想到自己的皇帝竟然有如此的雄才大略，看问题如此深远。他完全赞成孝文帝的迁都计划，他愿意和皇帝同舟共济。眼前的事业令人激动，却又十分凶险。拓跋澄是个汉文明修养很高的人，他与皇帝有相同的文化信念和政治抱负。
萧赜使庾荜来朝，荜见澄音韵遒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魏书·卷九·景穆十二王》）
南齐皇帝萧赜派遣使者庾荜出使平城，见到拓跋澄后由衷赞美。曹魏时期的任城王曹彰，历史上有名的黄须儿，以孔武见长，北魏的任城王拓跋澄则“以文见美”。而“音韵遒雅”，显然拓跋澄使用的并非鲜卑语，而是中原汉语，他声调深沉有力，表达典雅准确，给南朝使者留下深刻印象。《魏书》上节随后还载有一个故事，也是极为温暖有趣的：
高祖曰：“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特令澄为七言连韵，与高祖往复赌赛，遂至极欢，际夜乃罢。
这是孝文帝召开的一次家宴，不再拘泥于朝廷礼仪，大家随便发言。皇帝知道拓跋澄的才能，让他现场作诗还要“七言连韵”，皇帝自己也加入赋诗，君臣的规矩和架子统统没有了，都变身逞才使性的骚客诗人，你一句我一句，一直玩到了深夜。这情形与《红楼梦》中“芦雪庵争联即景诗”何其相似。
君臣知心如此，融洽如此，方能成就彼此。但他们心里很清楚，当下正在进行的事业，不像吟诗作赋那么风雅轻松，那将是天翻地覆的革命。一个虚拟的“南伐”都能引起那么多的不适，迁都洛阳该让人不舒适到什么程度则不问可知。所以才有孝文帝忧心忡忡的生死之托：“今日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
七
拓跋鲜卑部族的文明个性，从他们进入蒙古草原之时起，就显示出非常不同的品质。
就现有的历史材料看，与当时几个主要游牧民族和部族相比，他们的文明程度明显偏低。最早起事建国的五部匈奴首领刘渊，长期在西晋朝廷做“质子”，是个汉文明教养很深厚的人，前秦皇帝苻坚、前后燕慕容氏家族等等，从熟知典籍、选任人才标准到国家政治架构，中原封建化程度之深，都是向汉文明学习的结果。作为北中国各个政权的创建者，他们与中原汉文化有着割舍不开的关联。他们分别占据了长安、洛阳、襄国（今河北邢台）、邺城（今河北临漳）、中山（今河北定州）等地方，控制着黄河流域，成了传统“中国”的主人，而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偏居长江以南，虽然是汉文明政权的正朔，却根本无法对中原产生影响。
拓跋鲜卑人到达阴山一线时，自己还是个松散落后的部落联盟，正值东胡乌桓实力最为强盛的东汉末年，经常在边境地区寻衅滋事。但拓跋人对此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游牧民族的文明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历史认知所包含的智慧与明达超乎寻常：
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于是与魏和亲。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魏书·帝纪·序纪》）
始祖是此时拓跋鲜卑的首领拓跋力微。他分析和反省了匈奴、乌桓成败得失的历史教训，认为游牧民族通过劫掠可以温饱富裕一时，但对于民族的进步与长治久安并无助益，因此，与中原汉文明为敌“非长计也”。于是他决策“与魏和亲”，严禁抄掠边境。他的儿子拓跋沙漠汗作为人质，在洛阳经历了魏晋易代，是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人。
文皇帝讳沙漠汗，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宾之冠。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
四十八年，帝至自晋。
五十六年，帝复如晋；其年冬，还国。晋遗帝锦、罽、缯、彩、绵、绢诸物，咸出丰厚，车牛百乘。（《魏书·帝纪·序纪》）
非常遗憾的是沙漠汗因为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回国途中被守旧的部落大人们设计害死了，从他死后的谥号“文皇帝”来看，拓跋人自己也认为这位太子是以“文化”见长的。这些历史记载是对拓跋人与中原汉文明关系的最好说明。考虑到拓跋鲜卑与中原汉文明从未有过冲突这一事实，魏晋两朝对拓跋人的馈赠基本是很单纯的礼貌友情之举。这一切都得自于拓跋力微审时度势的贤明决策。他是拓跋鲜卑早期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领袖，他的政治判断，为后代子孙留下了可贵的思想资源。
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魏书·帝纪·序纪》）
在和亲和平友好的政策引导下，拓跋鲜卑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当他们终于有能力有机会接近北纬40°更深一些的地方时，中国内部已经让匈奴和羯人闹得不可开交了。西晋朝廷那些王爷死的死逃的逃，剩下几个没头苍蝇完全hold不住场面，只有刘琨孤苦伶仃支撑着——他在这个时候被朝廷抓了个有苦说不出的差事，在无人可派的情况下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像一个钉子钉在刘渊家门口。而他能撑一阵子的根本原因，完全是依靠拓跋鲜卑人。
刘琨自将讨刘虎及白部，遣使卑辞厚礼说鲜卑拓跋猗卢以请兵。猗卢使其弟弗之子郁律帅骑二万助之，遂破刘虎、白部，屠其营。琨与猗卢结为兄弟，表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
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帅部落万余家自云中入雁门，从琨求陉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为援，乃徙楼烦、马邑、阴馆、繁畤、崞五县民于陉南，以其地与猗卢；由是猗卢益盛。（《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这是公元三一〇年的事情。几年前刘渊曾经向皇太弟司马颖夸海口，说他的五部匈奴对付鲜卑、乌桓如砍瓜切菜，这个牛吹得有点大了。匈奴内附多年，汉化不浅，他们打打乘虚作乱的平民反贼还可以，真遇上比他们更强悍的鲜卑、乌桓骑兵，基本是自取其辱。此时的拓跋首领是拓跋猗卢，他始终谨守自己与西晋王朝的友好关系，并与刘琨结为兄弟，刘琨向当时尚存的西晋政府上表，请求封猗卢为大单于和代公。
代公猗卢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将军卫雄、范班、箕澹帅众数万为前锋以攻晋阳，猗卢自帅众二十万继之，刘琨收散卒数千为之向导。六修与汉中山王曜战于汾东，曜兵败……十一月，猗卢追之，战于蓝谷，汉兵大败，擒刘丰，斩邢延等三千余级，伏尸数百里。猗卢因大猎寿阳山，陈阅皮肉，山为之赤。刘琨自营门步入拜谢，固请进军。猗卢曰：“吾不早来，致卿父母见害，诚以相愧。今卿已复州境，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后举，刘聪未可灭也。”遗琨马、牛、羊各千余匹，车百乘而还，留其将箕澹、段繁等戍晋阳。（《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两年后，刘聪派遣刘曜攻占晋阳，刘琨连家属都顾不上就仓皇出逃，然后再次向拓跋猗卢求援。猗卢亲率二十万大军来为刘琨报仇，这一仗打得刘曜的匈奴军队魂飞魄散，“伏尸数百里”。然后猗卢豪兴大发，“大猎寿阳山，陈阅皮肉”，展示了他们作为传统猎人的强大能力。刘琨很希望拓跋猗卢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刘聪，猗卢委婉地拒绝了：我来晚了，没能救出您的父母，实在惭愧。现在晋阳已经回到您和朝廷的手中，而我从盛乐过来太远，所带二十万部队也累了。军粮有限，晋阳养不起我这些人马。咱们再等机会，刘聪还不是一时半刻能消灭的。于是馈赠给刘琨马牛羊“各千余匹”，又留下两员得力战将辅佐刘琨，才告辞而去。
拓跋鲜卑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是一个热爱学习、向慕文明、信守约定并且有情有义的民族。
八
孝文帝曾经对拓跋澄披露过迁都洛阳的动机，但还有一些话他没有讲。
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
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
从北魏建国开始，道武帝拓跋珪就制定了一项非常奇葩而残忍的政策：子贵母死。这跟中原汉王朝的规矩正好相反，汉人都是“母以子贵”，皇宫后妃们拼命努力，指望着生下儿子并被立为太子。不仅王室，就算普通百姓也都争取生个儿子，然后老母亲就能趾高气扬起来。不知道拓跋珪是受过什么刺激，还是他看外戚专权的中国历史看多了，总之他规定，只要拓跋王子被立为太子，太子母亲就要被杀掉。这个政策有时还扩大了打击面，殃及其他一些王子。
“子贵母死”这个残忍政策的初衷，是保护未来或即将登基的太子们。中国历史上演过无数次昏乱的悲剧闹剧，皇帝因幼小或懦弱而遭到母后一党或外戚集团的摆布，成了傀儡。严重时皇权都会被篡夺，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就是例子。游牧部落之间政治联姻的最大的效果，就是在资源上能够带来战争和经济方面互助的实际好处，但也会因此强化女性一方的政治权重，她们往往会跟自己部族的亲信大臣利益与共。这一点可能比中原汉王朝表现得更为直接。道武帝拓跋珪或许有感于此，痛下决心立规矩，代代执行不误。
就这个层面说，孝文帝被立为太子，母亲被处死并不是特例，此前他的父亲、祖父以及更高的前辈，都是这么当上皇帝的。但悲惨在于，孝文帝被立为太子时刚刚两岁，他的母亲李夫人很快就按规矩被处死了。他等于是个没娘的孩子，由祖母一手养大。不要说母爱，他对母亲连一点印象都没有，以至于“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童年时代的孝文帝，眼看着别的王子都有妈妈呵护疼爱，而他只有一个祖母。这个祖母从派头到脾气都大得不得了，让他非常畏惧。这种畏惧，几乎伴随了他一生。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残忍政策的受害者，并不局限于那些太子王子和他们的母亲，始作俑者道武帝拓跋珪自己的死亡，多少也跟这个政策有关。
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
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贼至！”
太祖惊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魏书·卷十六·道武七王》）
清河王拓跋绍一直是个顶级不良少年，为祸乡里，作恶多端。父亲道武帝很看不上他，百般教训，有一次将他抓起来大头朝下吊在井里，快断气了才捞上来，他却仍然顽劣不改。他的母亲贺氏要被处死，秘密向儿子求救。这位小爷居然纠结了十几号人夜闯皇宫把他老爹干掉了！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明显带着不可理喻的仇恨，除了经常挨打挨骂不受待见之外，多半与对太子宝座羡慕嫉妒恨有极大关系。这从他弑父后立即争夺皇位就可以看出来。可怜英武绝伦一代开国皇帝，死得这么窝囊，时年三十九岁。而弑父元凶拓跋绍此时才十六岁。
这个事件已经足够让人扼腕叹息，但还有些事情更让人无语。
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美而丽。初太祖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绍，终致大逆焉。（《魏书·卷十六·道武七王》）
献明皇后是谁？她乃是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的亲生母亲。按辈分说，贺氏夫人是拓跋珪的小姨，而且当时已经嫁人了。拓跋珪不顾献明皇后的劝阻，杀人夺妻，强行占有了她并生下拓跋绍。这为所欲为的孽缘之花，十六年后终于结出了骇人听闻的恶之果。
孝文帝没有了母亲，父亲还在。而他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当时也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从献文帝到孝文帝，父子两代人此时都在一个女人的手心里——那个令孝文帝畏惧一生也爱戴了一生的祖母。文明太后冯太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强人，她锐意进取，富有改革精神，而且卓有建树，是武则天、慈禧太后的鼻祖。冯太后并不是献文帝拓跋弘的生母，所以她幸存下来并逐渐掌控了朝政。从史料看，她没有生育，因此一门心思抚养幼儿孝文帝，以至于有传闻说孝文帝其实是她的私生子，这明显是谣言。
迁都洛阳之前的日子，孝文帝始终都活在冯太后的双重影响之下。这个双重影响之重要，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一方面，他的亲生父母都死在冯太后的手里。李夫人在他两岁被立为太子时就被冯太后按照“子贵母死”的祖制处死了。他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拓跋家族皇权地位，一直与冯太后明争暗斗，并在二十三岁那年被冯太后一包毒药结果了性命。当然，这些事情他都是随着年龄增长一点一点有所感知的，这些影影绰绰的事情，他一个字都不敢信也不敢说，就此隐忍了一生。冯太后把他牢牢控制在自己身边，凡是对他的太子地位有妨碍的人，凡是有可能让他了解真相的人，都被消灭得一干二净。这一点倒是顺便保证了没有任何人敢对他的皇位有非分之想。所有这些，多年的恐惧、压抑、被控制的拘谨以及极度的谦恭，都对他的心理性格和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他也没有朋友，关于一生都活在一个女人（不管这个女人是他的祖母还是母亲）手上的痛苦和自卑，他无处遣怀。平城及其宫殿，让他的感觉极端复杂。
另一方面，从他四岁（公元四七一年）继位当皇帝，到太和十四年（公元四九〇年）听政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文明太后不仅亲自抚养教育了他，还通过临朝称制运筹帷幄，把他未来要办的所有事情都铺垫好了。其中最重要的三件事，分别是改“班赐制”为“班俸制”，实行“均田制”和设立“三长制”。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
自拓跋珪创建北魏以来，一直实行“班赐制”——朝廷的各级官员都没有固定工资。靠什么生活呢，就靠皇帝的赏赐、上级官员对下级的赏赐以及战争掠获。这种并不稳定的收入显然不足以维持更好的生计。说穿了，就是默认乃至放纵劫掠、贪污与巧取豪夺。游牧部族的战争动员机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攻伐掠取的鼓励，这在经典的游牧战争里是一种“公平”原则：多劳多得。但是北魏迁都平城以后逐渐走上了封建化的进程，传统班赐制不仅严重侵害了帝国“编户”的生活秩序，也损害中央政府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威，改革势在必行。从道武帝到太武帝对此都很头疼，却因为对外战争的紧迫需求，不得不向军人集团妥协。太和八年（公元四八四年），冯太后亲自主持会议，十七岁的孝文帝英姿勃发，与冯太后共襄盛举。经过激烈的辩论与反复折冲，最终确定了实施“班俸制”——由朝廷统一发固定工资。
仅举这一例，便能知道冯太后的改革成就对于孝文帝的未来有多么关键。这个伟大的女性于太和十四年（公元四九〇年）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她的所有改革等于是再造了一个新型的帝国，当她把这个国家交到孝文帝手中的时候，道路已经打开，方向尤其明确，只等他继续往前走了。
九
孝文帝在洛阳以南伐游戏相要挟，总算搞定了随行的群臣。但他心里没有丝毫的轻松感，因为他知道平城还有一堆棘手的难题等着他。对此，他不打算直接去面对。所谓众口难调、众口铄金，他实在懒得去听那些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叨叨叨”。他能想象，平城那边的反对会比南伐群臣更激烈吧。而他又不能把皇帝的威严整天挂在脸上，对反对派来一个杀一个。他需要一个恰当的人去缓冲，需要时间去观察和评估事态，他对“吾之子房”任城王拓跋澄充满期待：
高祖诏曰：“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魏书·卷九·景穆十二王》）
皇帝对拓跋澄的期待是有道理的。除了作为叔叔、政治盟友的亲缘关系外，拓跋澄曾经被冯太后格外器重：
文明太后引见澄，诫厉之，顾谓中书令李冲曰：“此儿风神吐发，德音闲婉，当为宗室领袖。是行使之必称我意。卿但记之，我不妄谈人物也。”（《魏书·卷九·景穆十二王》）
这是绝高的评价。以冯太后的经验阅历以及知人善任的政治家能力，她先是对拓跋澄摆出一副严厉的样子，一点好颜色都不给，但是背后却对中书令李冲说：这个孩子是难得的人才，以后必有大用。你记住我的话，我平时从不轻易这么评价人的。事实证明，孝文帝的期待和冯太后的预判，都非常准确：
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澄援引今古，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遂南驰还报，会车驾于滑台。高祖大悦……（《魏书·卷九·景穆十二王》）
皇帝要迁都洛阳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平城，一时间人心惶惶。等到拓跋澄回到平城向文武百官宣布这个消息后，朝廷立刻炸开了锅。然而听了拓跋澄“援引今古”的侃侃而谈之后，大家都表示同意，至少表面上服帖了。
在这场迁都大业中，孝文帝对拓跋澄的依赖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对于拓跋澄，孝文帝在此前此后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对他的由衷激赏与信任：
“非任城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
“任城便是我之子房。”
“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
“我任城可谓社稷臣也，寻其罪案，正复皋陶断狱，岂能过之？”（《魏书·卷九·景穆十二王》）
这一切准备就绪，太和十八年春正月，孝文帝才启动回平城之旅。三月，他在平城太极殿召见文武群臣，“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亲自宣布了迁都洛阳的决定。然后，他做了一件关系帝国命运的事情：巡幸六镇。
事情又回到了老话题上，北纬40°。六镇分别是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前四镇都在河套地区以北，是拓跋鲜卑人抵御北方柔然等游牧民族的战略要冲，守军大多是善于骑射以勇悍著称的少数民族部落。当年拓跋人以这里为起点进入中原，现在，轮到他们像此前的中原政权一样，为北纬40°操心和焦虑了。孝文帝从阴山西部走起，依次巡视了怀朔（内蒙古固阳）、武川（内蒙古武川县）、抚冥（内蒙古四子王旗）、柔玄（内蒙古兴和县）四镇，他知道国家中心一旦离开平城，这些边境之地就很容易出乱子。他又拿出了老一套办法，访贫问苦、加官晋爵，希望自己的道德仁政发挥出感召力量，安抚人心。他所担心的一点不错，二十多年后，六镇的匈奴人率先从沃野镇起兵叛乱，射出了摧毁北魏王朝的第一箭。这是后话了。
眼下孝文帝还顾不上这些，他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赶紧做。简单说，迁都并不是目的，他要让他的国家更像一个帝国王朝的样子，他要把他的民族引导到中原正统文化中去，使他们知书达理、尊老爱幼、温良恭俭让，并以此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必须厉行改革、弃旧图新，创造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他的改革政令就如同被驱赶着的命运，一个连一个出台，让拓跋人应接不暇、心烦意乱。看看他有多么着急吧：
太和十八年（公元四九四年）十一月，迁都洛阳，十二月，下诏禁止鲜卑人穿传统民族服装；
太和十九年六月，下诏禁止三十岁以下官员在朝廷上使用鲜卑语，并禁止死在洛阳的鲜卑人回平城安葬；
太和二十年正月，改鲜卑姓为汉姓，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孝文帝从拓跋宏变成了元宏……
虽然完成了迁都，但孝文帝待在洛阳的日子并不多，他必须争分夺秒推进他的事业。为了说服已经习惯平城享乐生活的王公贵族迁都洛阳，孝文帝煞费苦心，反复开导他们：从盛乐迁都平城，是向中原迈出的第一步。当时限于条件走不远，现在国家这么大，情况变了，平城已经是北方边境，没有发展。东都洛阳是天下中心，从那里出发征服南方最方便。我眼下做的一切都是为南伐做准备——对于孝文帝来说，南伐是说服代北平城人接受迁都的唯一合法性根据。如果没有南伐，很多代北平城人都不会听任皇帝这种胆大妄为。
迁都洛阳落实以后，孝文帝就开始南伐，并三次“御驾亲征”，但每次都不怎么成功。在河南南部的丘陵地带以及江淮水域地区，帝国的骑兵仿佛失去了往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魔性，每一座城池的攻坚战都打得相当艰苦。而孝文帝似乎也并没有特别精心的战略部署，每次南伐都像是打到哪儿算哪儿。一个将领因战事不利向他请罪，他的回话颇值得玩味：
朕之此行，本无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吊民，宣威布德，二事既畅，不失本图。朕亦无克而还，岂但卿也。（《魏书·卷五十九·列传第四十七》）
就是说皇帝自己也没把打仗的胜负太当回事，他的心思完全放在如何让鲜卑人更好地接受中原文明这件事情上。大约，他只是想用南伐堵住保守派的嘴。
跟他的先祖道武帝、太武帝相比，孝文帝其实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善属文，多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策皆自为之。（《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
在北魏历代皇帝中，孝文帝是后宫、子嗣较少的一个。他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虽然五岁就继位当了皇帝，但一直都是冯太后之下的傀儡皇帝，精神长期拘谨压抑，对自己亲生父母的死亡不能表示出一点想法。冯太后去世，他才开始亲政，历史留给他的时间很少。他被自己心中的迁都、中原化、统一中国的大梦想激励得彻夜不眠，耗尽了心血。在多次南伐中，皇帝糟糕的身体出了状况，总是“不豫”“卧病”“得疾甚笃”，这位“生而洁白”的儒雅皇帝再也经不起人生的折腾了。
雪上加霜的是，皇帝家里还出了事——他竟然被戴了绿帽子。
高祖频岁南征，后遂与中官高菩萨私乱。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
魏主连年在外，冯后私于宦者高菩萨。及帝在悬瓠病笃，后益肆意无所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
民间观念一般都畅想皇帝可以随便“搞女人”，而且想怎么搞怎么搞，没想到这次事情反转了，皇帝被戴了绿帽子。这位出轨的皇后生性风流，平时就“颇有失德之闻”，口碑一直不好。迁都洛阳后皇帝整天不着家，不是各地巡视，就是打仗南伐。皇后寂寞难耐，故态复萌。偏偏她是孝文帝特别喜欢和宠爱的人，还是冯太后的亲戚。得到密报后，孝文帝离开悬瓠（今河南汝南）回洛阳处理家务。面对“实锤”，他很可能突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绝望感与幻灭感。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他还是决定，在他活着的日子里为冯太后保全面子，“庶掩冯门之大过”。他留下遗诏，等自己死后再处死皇后，同时要以皇后的规格安葬。做完这一切，他挣扎起最后一点精神返回前线——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冰冷无情的洛阳宫殿，选择跟他的政治盟友、至信亲朋和忠诚的将士们在一起，也就是跟他的梦想在一起结束人生之旅。他终于要摆脱那些让他爱恨交加的女人了，可他的灵魂及一生追求，都已经跟祖母冯太后牢牢联结在一起，难以切割。
不久，孝文帝告别了他未竟的事业，死在南伐前线谷塘原（今河南邓州）。这一年是太和二十三年（公元四九九年），正是他三十二岁的壮年。
十
孝文帝的改革，从力度、规模、深广度到所获成就来说，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件伤筋动骨的大事，其艰巨繁难可想而知。那些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深层的结构性改革，如任用汉族知识分子集团、“均田制”等自不待言，就今天的观点看，仅仅是完成易服、变语、改姓三件事，按常人之理几乎都是绝无可能的。当年赵武灵王仅仅推行“胡服骑射”一件，还只是在打仗时候穿，就费尽曲折，而今天谁要是占口头便宜让对方跟自己姓，对方肯定要问候他“八辈儿祖宗”。
这场运动，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自我革命。从赵武灵王“胡服”到北魏孝文帝“汉服”，这中间的曲曲折折，分明流动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拓跋鲜卑人用自己生生不息的努力证明，他们是善于学习的有创造性的伟大民族。一般来说，革别人的命都能非常踊跃，而轮到革自己的命，恐怕就比较缺乏勇气。但是拓跋人做到了。
当然，勇气是有代价的，而且有时代价很大。
本来大家在平城玩得好好的，平时喝喝酒唱唱歌，闷了打马出门随便跑跑，一片辽阔。家里的马牛羊自有牧童喂养，田地有汉人耕种，不高兴了就抽上两鞭子出出气，十分惬意。现在非要去什么洛阳，拜孔子拜周公，搞那些繁文缛节和奇奇怪怪的仪式，种田不会，书念不来，天气热得受不了，还得换服装说汉语。皇帝这是疯了不成？什么中原不中原、统一不统一的，管那么多干啥？
孝文帝在第一次从平城启程南伐前的一个月，确立了拓跋恂的太子地位，教导他好好读书，有礼貌，忠孝节义样样都嘱咐到了，希望他能做一个合格的改革事业接班人。然而，事情就是这么不如意：
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魏书·卷二十二·孝文五王》）
不喜欢读书的人很多，不喜欢迁都的人也很多，嘟嘟囔囔阳奉阴违的人更多，皇帝压力已经很大。但最不像话的反对派居然出现在皇帝自己家里，这让皇帝非常下不来台。太子不读书不锻炼也就罢了，竟然还杀人作乱公然逃跑，于公违反国法，于私忤逆不孝。皇帝平时给群臣讲大道理“吧啦吧啦”的，现在被儿子打了脸，他一怒之下先动了家法，抄起棍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暴打，自己打累了又请太子的叔叔咸阳王拓跋禧代打，连续一百多棍，把太子打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抬回家去一个多月爬不起来。家法完了再动国法，剥夺太子身份，废为庶人。可怜这孩子此时才十四岁，既不懂政治，也没有更多想法，他只是讨厌洛阳的炎热，想回到凉爽的北纬40°平城去。而孝文帝的愤怒明显指向深广，打下去的每一棍，他都感觉是打在了那些反对他迁都、阻挠他进行改革的王公大臣身上。有些老资格老辈分的人，皇帝确实不好意思认真下手。
初，魏主迁都，变易旧俗，并州刺史新兴公丕皆所不乐；帝以其宗室耆旧，亦不之逼，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而已。及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坐，而丕独胡服于其间，晚乃稍加冠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帝亦不强也。（《资治通鉴·卷一四一》）
这位伺候过太武帝拓跋焘的四朝元老拓跋丕，不仅很不赞成迁都，而且公然抗拒汉服。对此，孝文帝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次年，有密报说太子不思悔改又要作乱，孝文帝派人一杯毒酒，以国家的名义永远了却了父子恩怨：
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魏书·卷二十二·孝文五王》）
孝文帝的担心很准，摧毁北魏的“永嘉之乱”在二十多年后果真爆发了。但根源却不是事业继承人的问题。很多人道主义者都对政治的虚伪残酷甚为厌倦鄙视，确实如此。贾宝玉就痛恨过自己生在似海侯门，行动有人知道，全无人身自由。但其实，这些是非痛苦作为有时不得不去面对的人生难题，也有它非常真实无解的一面。
鲁迅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信哉斯言。就孝文帝的改革来说，他并不愿流血，流血是不得已。为了自己在道德上站住脚，他不惜在帝国事业大厦的基座下倾倒了儿子的鲜血。他自己则身世悲苦，从小长于妇人之手，还被媳妇戴了绿帽子，最后等于是无家可归，殒身于前线。他处理完皇后事件，宁可拖着将死之身重返前线，也不肯留在洛阳，其心情究竟是决绝还是凄凉，只有任人评说了。很可能是二者兼有吧。
就北魏改革大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言，他显得太着急了。他的“全盘汉化”政策还没有达成足够深厚的文化共识，而平城和洛阳的二元结构严重侵蚀了他的政治权力的有效性，国家财富的积累也远远没有完成，只是靠着帝王权威和他的人格意志去强行推进，实质是一场巨大的激进政治冒险。他赌上了自己的人生，赌上了帝国的未来，但他对北纬40°的严重性明显估计不足，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但不管怎样，他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作为君主，他的人文修养和文明理解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在个人道德上，他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心中只有国家民族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把改革当作宗教的“改革狂人”，为此，他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百折不挠的斗士。他所信仰的事业与他的民族，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坚韧不拔的奋斗历史中。宛如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历遍千年风雨，虽然粗粝残破，却能栩栩如生而不湮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