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王闿运曾言：“湘潭于湖南，最称才女之邦。”他说这话，自然是有根据的。近现代湘潭人才之盛，世所熟知，但女性人才更值得称颂，尤其称奇的是，女性人才，特别是女诗人，以家族为单位，成群体的产生，在一个地方集中拥现，这绝对值得研究者注意。

湘潭最称才女邦

——湘潭女诗人群体略谈

刘安定

王闿运曾言：“湘潭于湖南，最称才女之邦。”他说这话，自然是有根据的。近现代湘潭人才之盛，世所熟知，但女性人才更值得称颂，尤其称奇的是，女性人才，特别是女诗人，以家族为单位，成群体的产生，在一个地方集中拥现，这绝对值得研究者注意。

王闿运自家，就是一个女诗人群体。其妻蔡梦缇、妾莫六云均能诗；生有十一个女儿，大多能诗，其长女无非“十二而九经毕诵，兼讽《楚辞》、赋、颂、歌、诗十余万言。……作《丛菊词》《秋灯引》《桂阳箭镞歌》，文彩有称……诗有古音。”第四女王帉，能传家学。擅音律，有才女之誉，著有《湘影楼烬余诗》。第六女王滋因与丈夫反目，回娘家长侍父侧，其诗深得父喜。王闿运儿媳杨庄，是杨度的妹妹，近代著名的女诗人。王闿运的三个姑母，王珮、王玙、王璊，《沅湘耆旧集》《湖南女士诗钞》等文献记录了她们的著述，特别是三姑王璊，有《印月楼诗词》存世。王珮、王玙均嫁入同邑郭家，史载“一门风雅，分畛翔华。”她们也是郭氏女诗人群体中的一员。

王闿运在《澹香阁诗钞》序中提到了嫁给郭家的这两位姑母并高度评价了湘潭郭氏女诗人群体：“道光中，湘楚闺咏，莫盛于潭，潭女能诗，郭氏尤著。余姑妹适郭，郭之姻亚，皆习诗礼相酬和，一门之中，人人有集。”

《沅湘耆旧集》载：“湘潭郭氏一门风雅，姑侄姐妹都能诗，云麓诸女皆才媛也。盖其耳濡目染，渊源有自云。”光绪《湘潭县志》载：“郭氏才媛为湖南最”。《湖南省志》，亦载：“清朝中叶，湘潭县郭氏女诗人辈出，冠湖南。”这些文字说的是郭云麓一家四代，以闺秀诗人为主体，诗歌创作成就卓然，著称于世，成为“名冠湖南的第一大女诗人家族”。“郭云麓”即郭汪璨，嘉庆进士，久居乡里，曾倡组雨湖诗社，其姑郭步蕴、妹郭友兰、郭佩兰都工诗；有女四人，俱阅文择婿，女郭漱玉、郭润玉诗名极盛；孙女郭秉慧、外孙女李楣、侄女王继藻等，都是王闿运所说“人人有集”的女诗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两个姑母王珮和王玙，她们是郭汪璨的弟媳。《湖南女士诗钞》指出：“郭氏诗家这样一门闺秀，都尚风雅并尽皆成集的家族，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也并不多见，因此足以构成女性文学的珍贵史料，也可见当时湖南诗风之盛。”

郭氏家族除与王闿运有亲缘关系外，还与李星沅、左宗棠、何绍基等家族结亲。郭汪璨子郭如翰夫人周氏与左宗棠夫人周诒端是堂姐妹。这样，郭氏与周氏女诗人家族就关联到了一起。

方上周氏女诗人群体是另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为名冠湖南的第二大女诗人群体。周系舆夫人王慈云，也就是左宗棠的岳母，是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周声烈主编的《方上周氏诗词集》，收录周家五代诗人11人，除王慈云外，还有她侄女周挈（罗汝怀妻）、长女周诒端（左宗棠妻）、次女周诒蘩（张声玠妻）、侄女周诒静、孙女周翼杶、周翼枃、外孙女左孝瑸、曾孙辈周马缦卿、周大葵、玄孙辈周陈淑贞。此外，还应包括王慈云侄女周雅宜、侄孙女周石禄、外孙女左孝瑜、左孝琪、左孝琳。这个群体达16人之多。以周诒端、周诒蘩、周挈的成就最高。

另外，还有一个湘乡曾氏群体，也就是曾国藩家族中的女诗人们，值得重视。曾国藩次媳郭筠（纪鸿妻）是核心人物，有《艺芳馆诗钞》传世，曾国荃次媳刘鉴成就也很大。曾国藩次女曾纪曜、满女曾纪芬，郭筠女曾广姗，曾广钧妻唐氏、妾华金婉，曾广铨妻李氏，以及曾宝荪、曾昭燏等女性均能诗。还有曾国藩堂弟媳唐群英（曾传纲妻）也可包括在这群体内。

一直有人认为，湖南地区，特别湘潭一带近现代人才昌盛，是曾国藩他们的湘军战胜了太平军后，人才无需科举，直接以军功拥现，经济因打开南京而发了洋财。实际上，并不尽然，只能说，到曾国藩的晚清时代，湘潭人才出现了喷发高潮，真正的发端却是从明朝开始的。

元朝末年，湖广地区是红巾军与元军以及朱元璋和陈友谅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还有一些低级别的军阀混战，如元末彭莹玉起兵等，几乎使潭州的人口损失殆尽。这种局面，产生本土人才极难。明灭元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就包括“江西填湖广”。湘潭有记载称：“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湘潭土著仅存数户，后之人多自豫章来者”。我们查阅湘潭各族的族谱，其中多为明洪武年间由江西迁来，便是明证。人口迁移和流动引起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湘潭随着人口大幅增加、水运交通的发达而开始成为商业重镇，到了清康乾年间，更是得以充足发展。王闿运之子王代功在描述王氏家族史就说：

“始迁祖曰东山府君，五传至朝侨，字惠人，居石泥塘。田过万亩，岁积谷钱无所用，直刳大竹盛之，委阶庭间。当是时，湘潭繁富甲天下，吾家亦极盛于此。”

王闿运高、曾祖生活的年代，正是康乾盛世，湘潭号称“湖外壮县”，“天下第一壮县”，从这些叙述中，确实不假。经济的提升，使女诗人群体产生有了物质基础。

女性到了清代，也普遍开始自觉接受文化熏陶。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说：“妇学而至清代，可谓盛极，才媛淑女，骈萼联珠，自古妇女作家之众，无有逾于此者矣。” 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湘潭女诗人群便应运而生了。

明清以来，湖南诗坛人才辈出，拥现了一些著名的诗派，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标志着湖南诗歌第一次取得了全国诗坛领袖地位。后来又有桃源江盈科、善化冯一第、湘潭周圣楷等人成为“公安诗派”和“竞陵诗派”的代表人物。清代中晚期，出现了以魏源、何绍基、曾国藩为代表的“宋诗派”。晚清民初，更形成了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湖湘诗派。这些对地方的影响不言而喻。

另外，出版业兴盛，湘潭的家族著述、闺秀著述特别兴盛。湘潭本土的张氏、罗氏、方上周氏、欧阳氏、袁氏等都堪称著述家族。如方上周氏，明清两代，该族有进士8人，举人15人，有著述者60余人。

随着湖南士人在政治格局中地位的日趋显要，湘潭作为清代湖湘地区的文化中心，一直都是文人结社的主要聚集中心，结社也离不开女性，诗社对女性自然会有影响。

家族中男性文人的提倡褒奖无疑是促使闺阁诗人群成就斐然的一个因素。很多世家都把提高女性的知识修养作为振兴发展家族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既可将女儿培养成兰心蕙质的名媛才女而得配名士，另一方面，家庭夫妻唱和，既巩固感情，亦增添乐趣。加之有影响力的人物产生，如郭氏家族，出了郭步韫，郭润玉述说：“吾家诗事，以姑祖母为先导，一传而至两姑母，再传而至诸姊妹，皆嗜诗若性成焉者。”

所以，湘潭拥现这么多女诗人群体，绝不是偶然的。值得更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