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红楼梦》，画中《上河图》。

相比如今蔚为大观的红学来说，清明上河图在绘画领域的地位不遑多让，历代对它的解读和分析汗牛充栋，成为绘画史上一个经久不息的传奇，而以此为引子通过天马行空的无厘头改编的影视、小说等作品，更是将这部作品的热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魔幻高峰。

张择端若泉下有知，该不知是怎样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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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张择端这个人，画史上的记载几乎阙如。

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上金代人张著的寥寥数语的跋文是唯一的原始孤证：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

这幅《清明上河图》是他唯一确证的传世真迹。正是由于这幅旷古杰作，才使得他的名字不至于湮灭在历史深处，而是在兴衰更替的历史沿革中，越发显示出璀璨夺目的光彩，称为绘画史上一座现实主义的巍巍丰碑。

据后人考证，张择端完成这幅作品之后，将它进献给宋徽宗。宋徽宗见之大喜，龙颜大悦之下以瘦金体为之题名《清明上河图》，并钤上标志性的双龙小印。宋徽宗尽管治国一事无成以至于酿成了靖康耻，但他无与伦比的艺术创作和鉴赏水准堪称独步天下，有了这位“天下一人”的推崇，这幅作品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但这种纸上繁华与现实窘迫之间的强烈性的对比，更使人不由发出无限感慨。

长期以来，对《清明上河图》这幅作品的主题成了一个学界关注并为之争论不休的焦点。

繁华自不必说，但繁华背后的寓意何在却见仁见智见喜见忧。一般来说，对这幅作品的解读大多离不开《东京梦华录》以及这幅作品上的历代题跋，通过这样的对照才能更深入地去理解各种况味。《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点点滴滴几乎都可以在这幅作品中找到参照点。而这幅存世作品中自金及明时期十三家十四幅题跋更是从整体上概述了历代对这幅作品主旨的各种解读，侧重点各有不同，由此形成了金人的“兴衰观”、元人的“忧勤惕厉”、明人的“触目警心”“心爽观”等不同的代表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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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阅读一幅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画面本身元素来探寻其中的子丑寅卯。

这幅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的恢弘巨制，特意选择了一个切面去描绘那场盛大的繁华景象。据统计，画面中共绘有人物810余人、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艘、车辆20余辆、轿子8顶、房屋130余栋，逶迤的汴河之水贯穿其间，串珠成线，形成了一种首尾呼应、高低错落的“丰大豫亨”景象。

整幅画卷就像一首跌宕起伏的交响乐章一样，呈现出清晰的层层递进的“三段论”：

起首的是描绘中城郊的田园风光以及郊游的人群等。稀疏凋零的树木刻画出旷野的那种萧索的景象，一个人正领着几头驮着货物的毛驴穿行在小溪的岸边，正在准备度过木板桥。这样的一种场景将观者的视线带入到整个画面之中，而这片城乡结合部的风光中行人和茅舍相互起到了一种很好的铺垫作用，其中一对有骑马有坐轿子的郊游队伍将整个画面添加了一些生动的景致，随后不知不觉中汴河开始出现在画中，河上的船只以及河岸边的街市上的店铺等将整个画卷引向了繁华的中段。

画面的高潮部分就是中央以虹桥为视觉焦点的繁华的漕运景象。这一部分是全卷的精华和精妙之所在，那些巨大的漕运船只满载着货物穿行在汴河之上，而横跨汴河的虹桥上人群熙熙攘攘，这种繁忙的景象昭示这经济的活力。水路交通都呈现出一种超载的景象，从而赋予了整个画面一种饱满的张力，那些漕船和客船正在舵工紧张的张罗下，避免相互之间碰撞和撞上虹桥，而虹桥之上拥挤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摩肩擦踵，桥上坐轿的文官和骑马的武官之间狭路相逢互不相容的情景更是叫人捏了一把汗，虹桥周边悬挂着商业广告性质招牌的酒楼更是将宋代那种酒文化兴盛的场景反映的淋漓尽致。

画面的收官之处则落子于城楼周边的街市场景。北宋的商业繁华景象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放眼望去，卖茶饮糕点的、说书算命的等各种行当充斥着画面的每一个角落。而作为点睛之处的巍峨的城楼以俯视的姿态将这些五行八作凝聚在脚下，街市上的贩夫走卒、红男绿女等各色人等穿行其中，护城河岸、十字路口，货摊周边、城门之下，应接不暇的是那种涌动的人间烟火气息的商业氛围，从而使整个画卷在状摹汴京繁华景象上达到了顶点。

梳理这幅作品的构图哲学和叙事逻辑，最本原的立足点还是基于一种写实主义的画匠精神的鲜活实践，深受宋代格物致知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整个长卷采用鸟瞰的视觉和散点透视的法则，综合运用界画以及各类画科的手法，巨细无遗地将一座城市的真实面目生动地展现在观者面前。以蜿蜒流动的汴河为主线、辅之以十字路口为条块分割的空间布局，遍布其间的人流、物流赋予了整个画卷嘈杂的流动感，从而使整个作品将汴京这座繁华都市的内在气质刻画得十分精准而深刻。

熟悉宋朝社会特点的都清楚，漕运的兴盛和唐代坊市制的瓦解是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的两股推动力量。这点在这幅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汴河两岸，是一片异常繁忙的塌房区和邸店区，也就相当于如今的仓储也和旅店业的集聚区，而我们也可以从画面中看出，汴河中的漕船并没有官兵，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私人商业性质的物流运输。再看画中的繁华的街市情景，沿河设市、临街开店使整个城市的商业氛围显得杂乱而又富有市民气味，在这样喧哗而嘈杂的热闹场景中，侵街盖房开设商铺的“违章建筑”以及摆摊设点的“地摊文化”所代表的商业文化那种野蛮生长的力量，刺激着消费文化的蓬勃兴起，故各种酒馆茶坊等勾栏瓦肆也是随处可见。

在这幅画卷中，还有一点容易被人所忽视但却反映出宋朝社会特点的就是整幅画作之中几乎没有一处高大的官衙建筑，最高大气派的都市建筑都是那种体现着商业文化精华的如“孙羊正店”等，这其实与宋朝那种严格控制修建官衙的传统有关。整幅作品中最具政府机关性质的一处建筑就是城门内侧几间平房所构成的税务所，向过往的商人征收商业税。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朝“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而且工商税和征榷的收入的比例远远高于农业税，这点在这幅作品中也有所委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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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阳光之下必有阴影一样，繁华背后的隐忧似乎是一个潜伏的暗线。

这也是历代对这幅《清明上河图》解读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但很难说这就是这幅作品的真实意图，亦或许只是一种想象中的虚构真实。

熟悉这段宋朝历史的都知道，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所描绘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末期的宣和元年（1119年）左右，正是由于沉重的税负而导致的。而这幅《清明上河图》大致创作的时间当在此前的崇宁年间（1102—1106），如果对照宋徽宗本人于政和二年（1112年）创作的《瑞鹤图》来看，这段时期北宋的社会矛盾正是激化的时期，而经济的繁华富庶表象并不能掩盖这样的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但很显然，宋徽宗对此却不以为然，依旧沉湎于那种天下太平的幻觉之中而不能自拔，甚至不惜民力大搞花石纲之类的享乐工程，乌烟瘴气的政治气氛和繁荣活跃的商业气氛成了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

在这幅长卷中，此前提到，画中的漕运都是私人性质的船只，并无官运漕粮的船只。画面中隐含着的信息是，宋徽宗在崇宁三年（1104年）废除漕运旧制，将官运漕粮的船只改为运送“花石纲”，这样一来，作为战略储备的官粮成了一个隐忧。此外，高高的城门之上并无兵卒把守，而画面中出现的兵卒要么是在酒馆前运酒，要么就是懒洋洋地坐在门前等待着差事，这样人员组成的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而且整个画卷中的马匹相对来说极少，也客观反映出北宋时期军备上的不足。这座不设防的繁华都市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北宋末期那种畸形的繁荣之下的隐忧，当然这样的隐忧远不止此，比如还有画中看上去像写满字的布匹覆盖在车上，似乎隐约中透露出北宋党争的残酷现状；还如有人提出的消防废弛等，以及街上的乞丐等，这一切都与这种繁华的表征有着龃龉扞格的地方。

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在极尽繁华的描绘之中，并没有刻意隐瞒那种不和谐的音符，也不是那种刻意伪饰的歌功颂德之吉祥画，至于画中那些后人看来的暗喻之处，或许这是当时北宋人见怪不怪的地方。至于是否有着图谏的意图，作为观者是无法揣摩张择端的本意的，从宋徽宗本人对这幅作品的态度来看，或许他也看出其中的不和谐之处，不久便将这幅画赏给向氏后人，但这也只能是一种揣测之说。不过，这道北宋城市美丽的风景线中的确蕴含着太多太多的时代信息密码，完全准确地破译是根本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