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忆中,祖屋是用木材建的,房顶盖着青灰色的瓦片。母亲生火煮饭时,袅袅的炊烟在屋檐边缓缓游弋,编织着青白色的图案,温热而诱人。父亲起床后,喜欢坐在大门口的光滑石墩上,眯着眼吧嗒吧嗒地咂吸着叶子烟,淡蓝的烟雾裹着烟草的清香,在一闪一闪的火光中渐渐飘散开来。
到了桃红柳绿的春天,父亲过足了烟瘾,总会仰头望着屋檐下的燕巢,一脸满足而幸福地唱起了民间小调:“三月唱起祝英台,双双燕子梁上来。双双燕子梁上过,一双去了一双来……”
从我记事起,每年春天都会有一双活泼机灵的燕子飞来我们家的屋檐下筑巢。它们闪动着剪刀似的尾巴,掠过明晃晃的水田,衔来潮湿的泥土垒着精致而坚固的燕巢。它们是那样的弱小,每次啄来一点点稀泥,从早到晚没有停歇过。我眨巴着双眼,望着进进出出的燕子,心想它们什么时候才能筑好巢呢?我想要是自己长着一双灵巧的翅膀那多好呀,可以去帮帮燕子,那它们就不会那么累了。十天半月后,燕子筑好了巢,它们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傍晚时分,燕子停歇在祖屋前面的电线杆上,啄啄乌黑光亮的羽毛,点着头欢快地叫上几声,像在跟我们热情地打着招呼。
父亲指着屋檐下的燕巢对我们姊妹几个说:“娃娃们,你们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千万不要去伤害燕子!燕子是通人性的动物,它们知道我们家是积德行善的人家,每年才会来我们家住下。”
那些年二叔还没有成家,他不在家时父亲就叫我去关朝门。吃过晚饭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漆黑的夜空就像硕大的锅底严严实实地扣在村子的上空。堂屋没有点灯,黑咕隆咚的,我有些害怕,打着手电筒从灶房跳出来,瞟了一眼漆黑的夜空,框框当当把朝门关上,连蹦带跳往灶房扑去。
父亲看到我那慌慌乱乱的样子,总会摇着头笑着说:“你这个娃娃呀,在自己家里你怕个哪样嘛?”
我觉得好奇,大张着眼睛问父亲:“爸爸,为什么朝门关得那么晚?”
父亲摸着后脑勺想了想,咳嗽几声清了清嗓子意味深长地说:“朝门关早了,燕子就回不了窝,只能在电线杆上过夜。我们要等燕子回来,祖屋是我们的家,也是燕子的家呀!”
(二)
包谷成熟的季节,手头也没什么活路,三姑太就会领着乖巧可爱的表妹来家里做客。
三姑太六十多岁,穿着干干净净的青布衣服,进了院坝就哈哈笑着大声说:“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祖孙俩又来你们家‘吃大户’啰!”
母亲听到三姑太的说笑声,慌忙停下手中的家务活,解开围裙擦了擦手,眉开眼笑地迎了出去:“姑太来了,快进来坐。”
母亲一边亲热地喊着,一边去大门背后搬来板凳,抹了几把给姑太坐。姑太坐下后,母亲又急着去热水泡茶。左邻右里的伯妈婶婶们听说姑太来了,三三两两赶来我们家,很快就挤了一屋子的人。那时我才几岁,家里来了客人特别高兴,守在人家身边咧着嘴巴嘿嘿地傻笑。
三姑太喝了几口茶水润了润喉咙,抓着我的小手笑眯眯地说:“你去把外婆接过来,几个月不见面了,我想和她说说话。”
我点了点头,甩动着小胳膊,拔腿就往外婆家跑去。外婆闲不下来,七十多岁了还去种庄稼,农闲时就帮邻居做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外婆听说三姑太来了,慌忙放下手中的针线,锁了门拉着我就往我们家赶去。外婆刚迈进门槛,三姑太就迎上来一把拉着她,两个老人相互让座,亲热地拉起了家常,皱纹密布的脸庞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屋里时不时飘荡着爽朗的笑声。
姐姐捡来半盆洋芋,削皮后洗干净,切成两块放在油锅里炒几下,撒点盐添些水,盖上锅盖焖烧。油锅吱吱地响着,屋里弥漫着洋芋的诱人香味。我们小孩嘴馋,咂着嘴巴守在煤灶边,流着口水等着焖洋芋。洋芋焖熟后,母亲揭开锅盖散散热气,端到堂屋的中间招呼大家吃。一个个黄灿灿的洋芋,香味扑鼻,令人垂涎欲滴。母亲找来碗筷,夹了一碗端给三姑太,三姑太让给外婆,外婆不接,两个老人就这样来来回回推让着,逗得大伙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小孩就用筷子夹着洋芋吃,咬了几口,洋芋掉在了地上,又不好意思去捡,急得直跺脚。外婆笑了笑,捡起了地上的洋芋,吹了几口送进嘴巴里,一边吃一边说:“粮食宝贝,抛撒了可惜,你们就是怕脏。”
三姑太笑了起来,把她碗里的洋芋夹给我们吃,我们吃的肚子涨鼓鼓的,不停地打着响亮的饱嗝。
那个季节,菜园里种着黄瓜和西红柿,地里头的毛豆和四季豆可以下锅了,母亲进进出出张罗了一桌香喷喷的好菜。家里人太多,一张桌子坐不下。父亲就往我们这些小孩的碗里夹了几筷子菜,叫我们坐在大门边吃。三姑太还把我叫到她的面前,每样菜都给我夹了一筷子,堆得碗里满满的。晚饭后,收拾好碗筷,母亲就陪三姑太拉扯家常,我们就在祖屋前面的院坝里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一直玩到夜深人静才回家睡觉。我睡在灶房旁边的阁楼上,那是一张木架子床,铺着柔软的稻草,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暖暖和和的。枕套包着瘪谷,靠着松松软软,还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三姑太和母亲睡在一起,父亲就来阁楼上和我挤在架子床上。
那样的夜晚,父亲就会给我说起祖屋的故事:“祖屋是爷爷奶奶结婚后修建的,木材是几十里外的曾外祖父家送的。那个年代村里没通公路,木材全靠人工搬抬回来……”父亲还没有说完,我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三)
我们家有六口人的田地,每年可以收一万多斤包谷。在那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包谷棒子堆在堂屋里,就像一座小山那样高。晚饭后,母亲坐在包谷堆旁剥包谷,我把包谷壳抬到牛圈里喂牛。母亲的手腕上,挂着一根筷子削的木锥,木锥对着包谷棒子那枯黄的包衣用力扎了一下,顺着口子剥开一层层柔软洁白的包衣,剥了壳的包谷棒子金灿灿的,油光透亮。母亲那流淌着汗水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看不到丝毫的倦意。
舅舅家的那几个表嫂,晚饭后也来帮母亲剥包谷。她们一边剥包谷,一边拉扯着家常,还谈论起了收成。大表嫂喜欢说笑,她望着我笑了笑,咂着嘴巴说:“小老表,听老辈人说谁剥到了红包谷,好运气就会落到他的头上,读书考上大学不说,还会娶上标致的媳妇。”
像小山一样高的包谷堆里,可能会藏着一个红包谷,鲜红的包谷粒就像玛瑙那样闪着耀眼的光芒。我们这些小孩,听了老表嫂这么一说,端端正正地坐着,有模有样的学着她们剥包谷,还摇头晃脑地哼着欢快的歌谣。心里想着红包谷,干起活来一点也不累,陪着大人一块干活,直到他们催促几遍我才上床睡觉。倒在床上,还在想着那个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的红包谷。
剥了壳的包谷棒子,用棕叶或稻草辫起来,一串串挂在祖屋的木梁上风干。辫包谷是技术活,用的是巧劲,力道不够,就会散了开来掉在地上。父亲每晚都在辫包谷,他用长竹竿绑着镰刀,在祖屋后面的棕树上割来棕叶,放在火上烘软,顺着劲一片片撕开。他先取了一小片棕叶在手里来来回回搓揉几下,用力拉了拉,才放心地摆在一边。父亲接着理包谷棒子,每个包谷棒子留了两片结实的包衣,他一片片、一个个地理顺,直到手里抓不下才用棕叶绑起来。父亲打了一个套,咬了咬牙,用力拉着棕叶扎紧,一提提包谷棒子绑得结结实实的。父亲那沟壑纵横的脸庞上,流淌着一滴滴汗珠,他擦了一把汗水,接着辫起了包谷,累了就咂几口烟喝几口米酒。那些日子,父亲一直忙到鸡叫两遍,才上床睡觉。
(四)
种下油菜后,老家那边不是刮风就是下雨,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那些年的冬天很冷,可屋里烧着柴火,我们一点也感觉不到冬天的寒冷,还盼着早些下雪,好去院坝里打雪仗堆雪人。
那些年,村里刚通了电,家里没有电视机,到了晚上我们就坐着烤火,烤着烤着瞌睡虫就不知不觉爬上了眼角。我们拍了几下身上的柴灰,泡了个脚就去睡觉。冬夜悠长,睡了一觉醒来,还听到有人在说话。我们那个院子住着几户人家有几十口人,左邻右里之间隔着一层木板,那边打个喷嚏,这边就听得到。隔壁的几个小孩,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商量着去赶乡场买一副扑克牌回来玩。听他们提到扑克牌,我再也没有一点睡意,揉了揉酸涩的双眼,扯开喉咙大声喊了起来,要和他们一块去赶乡场。他们叫我别大声说话,怕大人听到挨骂,明天午饭后在村头的古桥上会合,一人出两毛钱买扑克牌。那一晚,花花绿绿的扑克牌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扑克牌买回来后,我们这几个人轮流保管,每人保管一个星期。到我保管的那个礼拜,我把扑克牌压在枕头下,时不时就去看上一眼。父亲不在家的时,我把枕头下的扑克牌拿出来,仔仔细细数了几遍,叫上姐姐她们一起玩。姐姐们嫌我人小,觉得没有意思,理都不理我。她们就去叫表哥来家里玩扑克,表哥是个老实人,种庄稼的一把好手,可他也不太会玩扑克,每次都输给姐姐们。我记得他们四个人坐在一起玩扑克,玩的是“争上游”,输家就从桌底下钻过去。表哥总是拿不到好牌,手里的牌一张也出不去,急得他不停地抓头发。表哥放下手里的扑克牌,拍了拍手,蹲下身子低着头钻桌子。他是高个子,桌子又矮,腰杆缩不下去,时不时就碰着头,痛得他哇哇大叫。姐姐们就拍着手在一边大笑,母亲也跟着笑了起来,表哥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低下了头。他输了牌,一点也不服气,说是不钻桌底,要喝水,输了一次就喝一杯水。可才玩了几把扑克牌,表哥就喝了几大杯水,他打着饱嗝摇了摇头,说去一下茅房,可姐姐们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回来。这时候,姐姐们就叫母亲一起玩扑克,母亲也不会说什么,总会陪姐姐们玩几把。父亲在家时,我们姊妹几个变得老实多了,坐在火边看书,不敢大声吵闹。父亲会从床头的书桌里取出《薛丁山征西》,放在膝盖上一边翻看一边轻声唱了起来。父亲唱书时,我伸长脖子去看那些纸张发黄的古书,可惜都是繁体字,一个也不认得。
年关一天天近了,年味一天天浓了下来,姐姐们就把家里的板凳洗涮得干干净净的,她们还把被子床单挑到村前的小河里洗干净。碰上赶场天,姐姐们去乡场上称来几斤报纸,把板壁上的扬尘打扫干净,搅了一锅浆糊,一张张报纸平平整整地贴在板壁上面,屋里一下亮堂了起来。年前几天,屋里贴上几张花花绿绿的年画,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我踮着脚轻轻柔柔地抚摸着板壁上的那几张年画,热切地盼着新年快一些到来……
刘荣:祖屋只在我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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