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从心理学分析的角度来看，我国四大名著的《西游记》其实是假托唐僧取经的故事，写古代文人面对天命（封建王朝大环境）中的种种考验与磨难，依然努力追求自我价值的故事。
通过分析师徒四人当然还有一匹白龙马组成的队伍的象征意义：孙悟空象征的是少年心性、浪漫天真、无拘无束，猪八戒象征的是贪恋世俗物质享受的心性、沙悟净是面对现实的无奈心性，至于，唐僧则是文人肉身的代表——整个故事就这样建立在“心”保护“身”前往西天取经的过程。
西游记
至于，天庭和沿途的妖魔鬼怪，如果读得更精细些的话，可以说就是明朝的“上层”人士。由此来看，西游记也可以说是大明帝国“上层”与“下层”人士缠斗的故事。取经队伍（一个文绉绉的肉身和尚带着三个不同的心性）必须与各种“权力人士”交手，才能修得人生正果。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白龙马——这个角色很有趣，但常常被忽略：这匹马带着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跋山涉水、担险承劳之外，这个取经队伍中的行动派其实有个高贵的身份：他是西海龙王的三太子。
比照作者吴承恩的家世来说，吴姓一直都是中国的江东大族，与海自然不会陌生，因此辛苦的白龙马象征的，或许就是吴承恩那不肯向封建势力屈服的“士大夫”意识，只是这发韧于北宋初期的“士大夫”意识，到了明朝却面临更严重的现实考验。
水浒传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试着将《水浒传》和《西游记》的故事结构做一个比对：
《水浒》一书的时代背景在北宋末年，但作者施耐庵(1296 — 1371) 是元末明初人，他在整理流传民间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后，开始「江湖豪客传」的创作，成书后写成《水浒传》。至于《水浒传》的「水浒」，典出《诗经大雅》诗，后世多引申为「出路」、「安身之地」的意思。
《水浒传》中的故事发展前半部谈的是一百零八条好汉如何聚首梁山，后半部谈的是好汉们无法为官者的出路。水浒以悲剧收场，暗示的正是「不做官，不投降朝廷，就没有出路」— 这自然是作者「施耐庵」的个人观点。
那么，北宋一朝，「不做官」真的就没有出路吗？
北宋的官员俸禄固然丰厚，但王安石变法之前，民间经济也相当活络。读书人不做官，其实也有不少出路。餐饮和娱乐业之外，纺织和造船也很发达，只要有心，不愁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也不用担心养不起自己。
只是，经过新旧党争后，流民开始出现，小吏和地方势力也因为中央的各种政策趁势扫进了不少钱，等“一代文青”宋徽宗即位时，感到自己缺钱用。就开始启用蔡京为相，进一步与民间争利，市场运作失调，最后更导致不少商人一夕破产。
宋徽宗画
在这种情况下，“商场”自然比不上“官场”，与之相较，“当官的”掌握权力，又不用承担做生意的“风险”，日子过得自然比“做生意”的人舒服多了。据说，不断出招，搅得天下大乱的蔡京却始终不认为自己有错，也算是宋代“士风”从“士大夫”到“官本位”的重要注脚吧！
《西游记》的故事虽是吴承恩在明中叶所写，探讨的其实也是“读书人”的出路问题—— 只是，明朝文人的生存环境，比起宋朝又明显更差了些。
宋代赵匡胤虽是军人出身，却非常敬重读书人，甚至有传说，他在太庙的密室里立碑，提醒新皇帝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明代朱元璋却因出身与性格问题，颇为忌惮文人，加上金元的影响，所以发展出对士大夫而言非常粗暴的宫廷制度，这让大明帝国的官场充满了暴戾和猜疑之气——「廷杖」和「文字狱」都只是这种不安气氛的冰山一角。
白龙马
“自视高贵”的“白龙马”自然无法适应这样的官场文化—— 只是，他既没有忘记“士大夫”曾经有过的地位与风骨，但又必须为了肉身（唐僧）的安危，和各种不同的妖魔鬼怪打交道，自然处境艰苦。
失去宋代与皇帝共治的舞台，汉族的士人在经历元朝的统治后，在明朝，又面临了什么样新的考验？这点我们可以从吴承恩（1500 —1582）的经历窥见一二。
吴承恩在家道没落的景况下，困苦力学，只可惜明朝科举是「粥少僧多」的局面，四十四岁才得了个“安慰奖”，有个“小官”可以做做，上京候选时却发现朝政昏暗、国事日非，自己空有正义胆识，却人微言轻，无力反转局面。吴承恩最后只能选择了唐僧的方式，到天竺去取经，寻求心灵的安定之外，也为后世的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西游记》。
事实上，在吴承恩的年代，因为海禁，所以要到天竺，确实不能走海路，只能与唐僧一样走陆路。
因此，西游记中，白龙马虽为龙族，却无法出海，只能载着唐僧，在千山之间。追究这一切的源头，其实都与明王朝的小农性格所设下的天命有关。
吴承恩与西游记
吴承恩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所以只能借着一个石头蹦出来的猴子大闹天庭以抒发其心中的郁闷。然而，回顾十六世纪的世界史，海洋不但成为世界互通有无的重要舞台，海洋争霸的过程也推动了欧洲科技的快速发展。
无法面对海外惊天动地的变化与发展，自然也会慢慢失去判断局势的眼光，所谓「国强民富」注定是空洞无凭的幻梦一场，满怀壮志的读书人只能借助佛道玄学，来抚慰心灵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