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原名解沛然，1908年11月出生于吉林东平。少年时代，解方就学于奉天三中，在同学中品学兼优、出类拔萃。解方一直梦想着东渡日本，在那里学到高明的医学知识，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然而在1927年，少帅张学良却改变了他的志向。
当时，张学良想将自己的弟弟张学铭派往东瀛学军事。他听说解方品学兼优，于是想让其一起前往东京陪读，好有个照应。为了打消解方的疑虑，张学良向他阐述了“大医医国”的想法。听了张学良的指教，解方感到治病救人是拯救国民，学武用兵、外御强寇同样是拯救国民，两者殊途同归。因此解方放弃了当医生的梦想，而是投笔从戎、效命疆场。从此中国少了一个高明的医生，多了一个智谋百出的名将。
在日本，解方就读于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按照规定，解方在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当兵，而联队长正是我们熟悉的岗村宁次。在日本，解方尽显其“学霸本色”，最后综合成绩名列第一。然而由于解方曾在“济南事变”中，厉声谴责日军的屠杀行径。因此，校方将解方的名次改为第三。但即便如此，解方仍获得天皇裕仁御赐的军刀。要知道，即使是日本本土的军人，能获得军刀的殊荣，都屈指可数。
回国后仅仅一年，日军便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从此沦入敌手长达14年。而此时的解方，正在天津协助天津市长兼警察局长张学铭。11月18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带领特务团队潜入天津，想在此地策划一场“九一八”式的暴乱。然而23岁的解方却见招拆招，带领天津保安队大败日本特务。遭遇惨败的土肥原贤二懊丧地说：
“没想到学生把老师打得这么狠。”
家乡沦陷，让解方心急如焚，他一直希望能跟随东北军一起打回去。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却让解方的希望一次次成为泡影。不仅如此，解方所在的东北军还被强迫派往前线攻打红军。放着外敌不打，偏要陪着老蒋上演“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丑剧，让解放万分懊丧。无心恋战、士气低落的东北军根本就不是红军的对手，今天少一个旅，明天少一个师。蒋介石，完全是在借刀杀人啊！
由于屡战屡败，解方开始逐渐被自己面前的对手——中国共产党所吸引。其后，他多次阅读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对其中抗日救国的思想感到佩服万分。于是思想逐渐倾向革命的他，秘密接洽自己的故友，身为中共地下党的苗浡然。在苗的感染和启发下，解方终于认定，解放故乡、驱逐日寇、让国家富强非中国共产党不可。
此后，解方便成为了中共在东北军的内线。按照党的指示。解方多次向张学良阐述“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在解方的潜移默化下，张学良最终决定发动西安事变。必须要“逼蒋抗日”。而在“西安事变”发动前的4月，解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在兰州，驻扎有大量中央军的军队。若想要保障“西安事变”的成功，就稳住兰州。于是解方自告奋勇，于12月12日潜入兰州。解方巧妙地设置了一场“鸿门宴”，将与会的中央军将领全部逮捕迅速逮捕，并干净利落地将当地军队全部缴械。
“兰州事件”，彻底解除了西安的后顾之忧，壮大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声势和实力，为“逼蒋抗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解方的身份是少将参谋长，实际并没有兵权。而他却利用自己的智谋“空手套白狼”，因此这次事件，又被称为“参谋造反”。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去往南京，随后开启了他数十年的囚徒生涯。而群龙无首的东北军，从此被分化瓦解。从1936年到1940年，解方一直在原东北军51军中为党进行地下工作。然而到了1940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导致51军的地下党暴露。因此解方不得不撤离，紧急前往“红都”——延安。在那里，解方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毛主席幽默地说：
““解放”同志，你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你的名字就改为“解方”好了，不要再“解放”了！”
从此以后，解方正式由“解沛然”，改名为解方。而他的智谋，也从此正式公开为中国共产党所用。
解放战争时期，解方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纵队副司令员、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在战争中，解方可以用“智谋如泉涌”来形容。
前文也说了，解方是一个“大学霸”，博闻强识、智谋超群。从八路军到解放军，解方的任职基本都是参谋长。而他参与组织、指挥的那些战斗和战役，大多都打得非常漂亮。有熟悉内情的老人说：
“一些仗打得好，往往就是解方的一个建议。”
如果仗没打好，就会有人称：
“这仗没有听参谋长的，这仗就打成了熊样。”
在作战前，解方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情报。例如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解方就几乎将南宁街头所有关于海南风土人情的书籍全买了过来。不仅如此，解方还仔细阅读了当地的《潮汐表》，甚至连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都淘了过来。
正是因为如此，解方海南岛的解放军战士才能避开汹涌的海流，在大雨的掩护下前进，最终直捣黄龙。因此后来提到海南岛战役，很多老兵都表示我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有两个“大贤”，一个是勇不可当的韩先楚，另一个就是智谋百出的解方。而没有解方的具体操作方案，韩先楚以险制胜的决心也不会那么坚定。
就在我军解放海南岛后不久，朝鲜战争又爆发了。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一溃千里，美军眼看就要打到鸭绿江。而在当时还在武汉东湖休养的解方却主动请缨，要求入朝作战。此后，他将作为中国人民支援的参谋长，前往朝鲜抵抗美国的侵略。
到达中朝边境的安东后，解方接所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助25万志愿军秘密入朝。当时，美军占据空中优势，到处都是四处游弋的战斗机。数十万大军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敌军察觉。
然而这一点难不倒解方参谋长，他命令战士们昼伏夜出，避开敌机的侦查。同时，解方还命令作战科、侦查科带领工兵团干部，寻找合适地点架设浮桥，要求两小时内可以架通，一个小时内即可拆卸。在晚上，我军利用浮桥，源源不断地进入朝鲜境内；到了白天，浮桥都已成功拆卸，敌机根本找不到我军的踪迹。
过了江后，解方细致地修订了各军的开进计划，过江后如何防止拥挤，到了朝鲜应如何隐蔽休息。所有的一切，解方都安排地妥妥当当。
就这样，25万志愿军成功越过鸭绿江，而拥有各种现代侦查手段的敌军竟浑然不觉，这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由于隐蔽得当，骄横的麦克阿瑟丝毫没有意识到“联合国军”的前方，已经聚集了相当多的志愿军战士。因此在第一次战役中，美军遭遇了惨败，王牌骑一师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为了进一步地歼灭对手，彭德怀决定即刻发动第二次战役。而在此之前，彭德怀急切地将解方召到司令部：
“快派人把咱们的战地诸葛亮请来。”
在志愿军中，解方的智谋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因此大家都将他称为“诸葛亮”。到了司令部，彭德怀便问他：
“诸葛亮，你把根据我所说的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思路所制定的作战方案，给大家讲讲吧！”
原来，麦克阿瑟将第一次战役的失利视为一场意外。因此他并没有停下进攻的脚步，而是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想要饮马鸭绿江，实现“圣诞节前回家”的狂想。而彭德怀则将计就计，决定诱敌深入，将敌军引导入我军的包围圈，然后狠狠地打。为此，彭德怀命解方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对此解方郎朗说道：
“目前，敌人地面部队开始试探性进攻后，我军应该派出部分兵力节节阻击，边战边撤，逐渐减少阻击时间，使敌人误认为我军兵力不支，每况愈下。在撤退路上，可有意识地丢弃一些破旧枪支、器材，给敌人造成我军溃不成军的错觉。主力部队则潜伏在崇山峻岭之间，严密伪装隐蔽，布下天罗地网，只等敌人钻进口袋，我们就可以瓮中捉鳖了！”
随后，解方将自己制定的作战方案递给所有首长看。彭德怀看完作战资料后眼睛一亮：
“好，这个方案制定得非常周密和详细。”
那么解方的作战计划有多细致呢？举个例子。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前，解方有鉴于敌机对我军后勤线的严重威胁，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他要求各部队一切人员、车辆都必须在黄昏和拂晓前活动，不准住民房，要在树林挖坑隐蔽；做饭、烧水都必须在夜间进行，白天不准冒烟；在隐蔽区行驶的车辆，必须消除轮胎印，要推广汽车拖树枝灭迹的方法。
在解方的指挥下，志愿军果然“踪迹全无”，呈现出“一溃千里”的败像。而敌军果然被我军后退行动所迷惑，麦克阿瑟更是狂妄地说：“中国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因此敌军不仅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反而还加快了进攻速度。然而美国人做梦也不想到，他们的王牌部队正一步步走入我军的圈套。
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遭遇我军围追堵截、遭致了空前的惨败，2.4万人灰飞烟灭。战线从鸭绿江一直推到了三八线。美联社称：“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
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解方时刻伴随在彭德怀身边。在繁忙的工作中，解方几乎从不出错。众所周知彭德怀脾气火爆，出了名的“爱训人”。出了错，就不免被批评。但是对于解方，彭德怀却一次也没有批评过。志愿军兵力最多时有多达百万，司令部最多时百余人，解方总能将各项事务处置地有条不紊。每到战役最紧张的时候，解方就是将行军床搬到作战室，随时处理情况。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朝鲜取得如此大的战果，和解方的参谋团队是分不开的。
到了1951年6月，美帝国主义的“老虎屁股”终于被打痛了，两方势力终于进入了谈判阶段。而谈判人选，彭德怀想到了解方。作为军中少有的文化人，解方精通日语，粗通英语，参与过多次军事谈判，具有丰富的经验以及过人的口才，是谈判的不二人选。而到了谈判桌上，解方的表现充分证明了彭德怀的知人善任。解方的“唇枪舌剑”让美国人大吃苦头、颜面尽失。
谈判一开始，美方代表就疯狂叫嚣：
“我军是海、陆、空三军参战，现在双方虽然相持在三八线，但是我军在空军和海军上有绝对优势。因此在领土划分上，贵方必须给我吗补偿。”
于是美方代表蛮横地将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越38~68公里的开城、伊川、通州一线，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对这一强盗逻辑，却遭到了解方巧妙而严厉地驳斥。解方说：
“你们是三军参战，海军、空军确实有优势。但别忘了，我军以一军对三军，就将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就把你们赶下海了，还有什么谈判的余地呢？”
解方的驳斥，让美方代表哑口无言。最终美国代表恼羞成怒：
“就让炸弹、飞机和大炮去辩论吧！你们今天不给，将来我们自然会有！”
然而美国人的愤怒最终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在夏秋防御战中，美军倾巢而出，却被我军打得灰头土脸。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反而损失将近16万人。无奈之下，美国人又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谈判桌前。
在谈判桌前，解方据理力争，让美军的恐吓和利诱化为无形。解方曾义正辞严地对美方代表说：
“你们把眼睛睁大一点，现在人民的力量日益强大。过去你们随便来几架飞机、来几艘军舰就能把人吓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没有接受经验教训的本能，有什么本事，就尽管拿出来吧！”
在解方等谈判代表的努力下，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字。在美军眼里，解方是我方谈判力量的核心。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谈判的主要对手就是解方。”
美国军史学家赫姆斯也称：“解方足智多谋，是最难缠的对手。”
战后，彭德怀不止一次说：
“回国后，我想将解方推荐给周总理，让他干外交，这样的军事外交人才，不多啊！”
到了1955年授衔，进入最后审定阶段时，有人曾说解方是旧军人出身，背景复杂，不适合授衔。彭德怀听到这事后，勃然大怒，他说：
“我也是旧军人出身，元帅中有几个不是旧军人出身？”
在彭德怀的力争下，解方被光荣地授予少将军衔，而解方也成为我军中绝无仅有的双料少将。听说解方被授予少将，彭德怀觉得有些不满意，觉得评低了。他说：
“参谋长是少将，我顶多就是中将！”
对此，毛主席出来打圆场：“彭总还是要当元帅的嘛！”
然而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解方因为其背景，还是受到了牵连，在监狱里渡过了8个春秋。但即便如此，解方仍没有丧失对党的信心。在监狱中，解方每天仍坚持锻炼，他想的是，万一有侵略者打进来了，他就要求上前线。然而要上前线，没有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因此出狱时，解方仍然健壮如牛，至少表面上看如此。
仅仅四年后，解方突然一病不起。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解方患上了食道癌。自知时日无多的解方，却没有选择住院，而是赶紧牵头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撰写抗美援朝战争史。作为志愿军参谋长和谈判代表，解方是撰写这部巨作的不二人选。
然而病魔没有给解方将军那么多时间，7个月后解方带着满腔的遗憾与世长辞。在他的计划中，还准备撰写《中共东北军党史》《西安事变》《东北军史》，这原本是几条命都干不完的活啊！
从东北军少将到共和国少将，解方的一生不可谓不传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解方的英魂却在人民心中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