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攻陷沈阳，明朝这座辽东大城内外驻扎着七万多明军却无济于事。总兵官贺世贤轻敌冒进被围，城内降丁复叛打开城门，沈阳一天就被攻破。
拿下沈阳，战斗还没有结束。
（一）
在沈阳受到威胁时，辽东明军并未坐视不理。此前奉命援辽的川浙军团正驻扎在辽阳城外，被作为辽东一支机动力量。略显尴尬的是，这支部队却是以步兵为主，由老将陈策统帅，包括4000多石柱白杆土司兵和3000多浙兵。
得到后金进攻沈阳的消息，川浙军团立即起程赴援。虽然这支军队求战心切，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推进到了浑河边，但还是来晚了，贺世贤、尤世功战死，沈阳已被攻陷。
这里，明军在救援上又出现了问题。辽阳距沈阳150里左右，辽阳与沈阳之间的重要军堡奉集堡距沈阳50多里，奉集堡驻扎的明军有大量骑兵，全力赴援的话，不出半天就能赶到沈阳城下。
这锅不能给辽东经略袁应泰来背，事实上无需袁应泰下令，奉集堡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与沈阳、辽阳互为犄角，一处被攻击，另两处必须及时出兵夹击，这才是军堡的意义。至于奉集堡援兵为什么姗姗来迟，我们下文会说。
川浙军急行军而来，却看到沈阳已失这样一个结果，部队只能停下决定下一步动作。
军事会议的结果是陈策和童仲揆两位总兵决定主动进攻，陈策派周敦吉、秦民屏率川军渡过浑河，在北岸结阵迎敌；在浑河南岸，浙兵将领戚金负责前线指挥，他按照戚家军的军事操典，摆开了著名的车阵严阵以待。
这里要说一下明军的决定，川浙军不足万人，面对的是数万八旗劲旅，这显然是一场有死无生的战役。陈策和童仲揆都是沙场老将，他们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要把全军送在这里，相反这是唯一死中求活的办法。
原因是明军以步兵为主，行军速度比八旗的马上重步兵要慢很多，如果这时下令回撤，步兵在撤退途中无法结阵，将面对后金军一边倒的杀戮。
并且，陈策已得到消息，经略袁应泰已派出李秉诚、朱万良、姜弼三总兵自奉集堡、武靖营等处率三万余明军援沈。
陈策部要想撤回辽阳，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坚持到三总兵驰援，合兵一处才有可能全身而退；二是坚持到天黑，趁夜色掩护突围。
否则白天在敌军眼皮底下撤退，相当于招呼努尔哈赤“我要败了，你快点来打我！”
另外，分兵的决定是为了为南岸的浙兵争取时间布阵。车阵不是步兵阵，它需要将战车围成环形构筑防御阵地，并把火炮架设到车上，准备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八旗兵来去如风，一旦阵型未成就呼啸而至，明军就无法抵挡。渡过浑河的川军主动出击，起到的是阻滞敌军的作用。
（二）
在浑河北岸，后金军吃惊地看到一支装束奇特的明军步兵结阵向他们发起了冲锋。以往这样的事极少发生，野战中明军步兵基本不会主动发起挑战，因为八旗军都有马，对阵步兵有绝对优势。
努尔哈赤觉得对手不简单，即使对手人数不多，他还是派出了精锐的正白旗迎战。白旗兵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并不把这一小部分步兵放在眼里。但两轮冲杀下来，明军步兵非但没被冲垮，反而一个个悍不畏死，用手中奇特的长枪乱捅，将后金兵戳得人仰马翻。八旗兵一旦落马，明军还不忘补刀，迅速拔出腰刀一顿乱砍，务必确保对手死透。
凶悍的正白旗也从没见过这种明军，慌乱之中败下阵来。
这其实并不奇怪，他们面对的是四川石柱白杆兵。
所谓白杆兵，是石柱土司秦良玉训练的一支特殊的军队。他们手中的长矛，都用结实的白蜡树干做成枪杆，矛头带钩，有点类似于小戟，尾部有铁环，这是一件特种兵器，作战时，有刺、砍、钩、锤击多种功能。
除了辨识度极高的兵器，秦良玉的白杆兵以高超的战斗素养威震四川，在扫平播州杨应龙和永宁奢崇明的叛乱中表现出色，威震敌胆。
土司兵历来是朝廷重要的兵源补充，石柱白杆兵是其中最能打的，他们来到辽东并不是巧合，本来是奉召前来参加萨尔浒之战的，山高路远，当他们赶到后，萨尔浒战役早已落幕，遂作为机动兵力留在了辽东。
正白旗落败，努尔哈赤令旗一挥，正黄旗接力冲击，但土司兵打得相当有章法，远距离先放火铳，中距离挺起长矛乱捅，后金骑兵难以冲乱川军阵脚，反而不断被击落马，丧生于腰刀之下。激战多时后，正黄旗也无法取胜，后金军损失已达数千人——“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
但明军急行军而来，人数又远少于八旗军，此时也已是强弩之末。明朝降将李永芳又找来沈阳城内被俘的明军炮手，立下高额赏格，让他们发炮轰击川军。
如此一来，土司兵再难支撑，阵营终于被冲乱。后金军一拥而上，终于击垮了这支勇猛的川军，将领周敦吉、秦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力战而死，只有周世禄、邓起龙、袁见龙等带少量川军突围而出，奔回浙营。
可以料想，川军过河时，陈策一定向他们下达过达到阻敌的目的后就回撤的命令。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没有遭到炮击，川军应当还能支持一段时间，能撤回的人数会大大增加，孰知来自沈阳城头同胞的炮火打乱了川军的节奏。浑河南岸的浙兵失去这支主力步兵，作战难度大大增加。
（三）
浙兵此时已布好车阵，严阵以待八旗军冲击。努尔哈赤也深知兵贵神速，他立即指挥四个旗的兵力冲击车阵左翼。
戚继光的成名作是鸳鸯阵，但那是在沿海对抗倭寇的近战利器，并不适用于大兵团野战。戚继光调任北方后，作战对象成了蒙古，车阵就是他为了抵御蒙古骑兵而开发，这是一套火器步兵对抗骑兵行之有效的战法。
战车并非戚继光首创，正统年间名将朱冕、郭登是首倡者，随后经过李侃，刘天和，曾铣等人的发展完善，到嘉靖中期明军中车营正式形成。
但戚继光是明军车营战法的集大成者并取得了辉煌战绩。
万历元年，蒙古骑兵入寇，当时在蓟州主持防务的正是戚继光，在他的应对下，蓟镇车营大显神威，连败蒙古军，连酋长董狐狸也被生擒。
万历三年，朵颜卫部蒙古再次入侵，戚继光率军出塞一百五十余里追击，再次生擒其首领长秃。
凭借连续的胜利，戚继光更有了底气，又组建了多个车营。在随后的万历三大征中，车营部队也作为主力出战，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御上，都有亮眼的表现。
萨尔浒之战里，车营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原因主要是将领的不重视和队形的脱节，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但这并不代表车营就无用，训练有素的车阵仍然是抵御骑兵冲击的利器，而直接传承戚家军传统的浙兵，在戚继光侄子戚金的统帅下，仍然能发挥它的最大威力。
浙兵轻装前进，携带的是佛郎机火炮，这种炮源自欧洲的鹰炮，能连续开火，是明军主要的野战炮，缺点是射程不远，有效杀伤在300步左右。
浙兵的火力防线以佛郎机炮的射程为半径，分为三层。300步到200步，佛郎机排炮轰击敌军的进攻阵型；200步到100步，车阵内弓弩齐发，继续打击敌人；100步内，进入明军轻火器射程，包括：火铳、火箭、小口径虎蹲炮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火器。
虽然火力富有层次，但要知道骑兵的冲击速度是非常快的，自古就有“临阵不过三矢”的说法，意思是骑兵全速冲锋200米左右的距离只需要十来秒，这个时间只够弓箭手射出三箭，骑兵的长枪就差不多要糊到脸上了。而且那时候的火器装填速度较慢，效率还远不及弓箭，因此后金军马上重步兵往往并不怵明军的火器。
但传承戚家军传统的浙兵并不止这三层火力防线，他们还有其他绝招。
挨过三轮射击的后金军冲到车阵前，满以为明军将向以往一样，一旦被近身就只有挨宰的份。但他们没想到，放完一枪的火铳兵蹲下后，身后又露出一排火铳兵，迎面而来的又是一轮齐射。正打算破阵而入的八旗兵又是一轮人仰马翻，剩下的人有些懵，以往明军的火铳手都是站成一排，倾泻完火力后就是七手八脚装填弹药，这时候正是自己大杀四方的好机会，哪知道这伙狡诈的浙军会玩出两段射击的把戏。
还没等他们想明白，第二排火铳手发射完毕后又立即蹲下，背后露出的不是空档，而是又一排火铳手——这正是戚家军训练有素的火铳三叠阵。
火器三叠阵这玩意事实上早已出现，永乐年间沐英就玩得很溜，平定云南曾大显神威。战术并不新鲜，能不能用好关键要看两点：将领是否重视、士兵训练度是否足够。否则再好的战术也是白搭。
恰好，浙兵这两点都占全了，这还是拜善于练兵又重视火器的戚继光所赐。
当然这三叠阵的用法还有两说，一说是士兵站成三排，最前排火铳手负责射击，后面两人负责装填弹药，前面射完后面立马递上去一支，保证前排有持续火力输出；另一说就是上面说的各自装弹，三排交替射击。
不管哪种用法，“临敌不过三发”的传统经验在浑河战场失灵了，明军士兵有节奏地此起彼伏射击，给凶猛的后金士兵造成大量杀伤。
即使如此，还是有后金兵搬开战车突入阵中。这时，浙兵又亮出了独门兵器——狼筅。
狼筅就是带刺的大竹竿，长可达五米，这是戚继光实打实的发明，专门为了克制善于近战的倭寇开发。它的作用是锁住目标，让敌人难以近身，侧面的明军乘机用长矛乱捅，突入阵中的八旗兵一个个被刺倒在地。
两轮进攻后，后金军又伤亡了数千人，眼看敌人火器犀利，努尔哈赤改变了战法，下令推出了楯车。
楯车是后金军攻城用的装备，用厚厚的松木板做成，上面还蒙着熟牛皮，能有效抵御城头火力的杀伤，也能有效克制明军轻火器。
努尔哈赤下令全军下马，不要再作无谓的冲锋，改骑兵为步兵，猫着腰跟在楯车后，逐渐向明军车阵接近。
努尔哈赤的战术因敌制宜，指挥非常灵活，但他比起戚继光还是要棋差一招，他能想到的，戚继光早已想到，并早有预案。
后金的楯车前进到200步内时，明军的车阵突然闪开了一个缺口，里面冲出来的是一队盔甲闪闪发亮的骑兵，他们冲入楯车队一阵砍杀，随后潇洒地拍拍马屁股，头也不回地撤回了车阵，车阵的缺口随即封闭，只留下躺倒一地的后金步兵在风中凌乱。
谁说浙兵没有骑兵，他们也有精锐的骑兵，只是要用在刀刃上。
（四）
浙兵与后金军斗智斗勇，努尔哈赤一时无可奈何，这时战场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浙兵期待的援兵接近了。
援兵由李秉诚、朱万良、姜弼三总兵合兵一处而来，总数约有三万，此时已进抵距离沈阳只有十几里地的白塔铺，再加一把劲，就能与浙兵会合，把他们救出生天。
李秉诚派出的千余人前锋一度击败了沿路警戒的后金将领雅松率领的两百多骑兵，并随后追赶到了后金左翼四旗的兵营前。
这时，紧张的成了努尔哈赤，正面的浙兵还未拿下，侧翼又受到威胁，原本好好地大胜须臾间就可能转变为一场大败。
为了万无一失，努尔哈赤打算亲自上阵，领兵对阵明军的援兵。
如果这时明军抓住有利时机全力冲击，即使无法杀得八旗军大败，将其拖住或逼退还是很有可能的，浙兵也能因此获救。
但在这关键时刻，三总兵又掉了链子，他们过于谨慎，停下来观望战局。此前奉集堡总兵李秉诚之所以迟迟未到，正是感觉自己兵力单薄，不敢先行出发，而是拖拖拉拉等到了另外两总兵到来后才敢合兵来援。
在大敌当前，浙兵千钧一发之际，三总兵迟疑不进，这给了后金军集结兵力反击以时间。皇太极自告奋勇为父代劳，率兵杀向三总兵，事到临头，三总兵终于不得不进前一战，但两军稍作缠斗，还未分出胜负，后金的代善、岳托又率兵加入战团。三人吓得心胆俱裂，唯恐被全歼在此，略试锋芒后就败下阵去，皇太极的数千人追赶出数十里才收兵。
三总兵未能全力救援川浙军，主要原因被认为是怯战，但还有另一个更深层原因：南北兵的积怨。
这是个明朝军队长久存在的问题，自戚继光训练出的南兵崛起以来，就与北兵存在着矛盾，原因不外乎军饷、叙功等利益冲突，偏偏朝廷处理地非常差劲，始终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愈演愈烈。
万历二十年抗倭援朝的平壤之战后，入朝作战的南北兵就由于这些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主将李如松也因此备受南兵指责。
闹到万历二十三年，甚至发生了北兵杀戮南兵的“蓟州之变”，数千入朝作战有功的南兵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北兵集体屠杀。
南北兵问题更加无解，这是大明军事上不可言说之痛。
三总兵和麾下都是北兵，要他们为了南兵甘冒矢石，就算他们肯，部下又怎会心甘情愿。
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意思意思了。
三总兵并不全是孬种，至少其中的朱万良，在不久后的辽阳之战中，面对八旗军的包围并没有退却，而是英勇列阵反复冲锋而死。
但，大错在此时已经铸成，此后的行动也于事无补。
后援已断，浙兵只能靠自己了。
虽然成功抵挡了后金军一波波冲击，但激战之后，浙兵弹药已渐告罄，倚仗的火器逐渐成了哑巴，体力不支的士兵也一个个倒下，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眼看机会出现，努尔哈赤下达死命令，八旗军轮番冲击，务必在天黑前歼灭浙兵。
弃尸累累后，后金军的强攻终于收效，车阵被攻破，八旗兵突入阵中。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但浙兵仍然在顽强抵抗，火器已无法使用，他们丢掉火铳，拔出腰刀，竖起藤牌，组成了前辈赖以自豪的鸳鸯阵。鸳鸯阵适合近战，曾让倭寇闻风丧胆，但它在北方以往并没有用武之地，因为敌人通常以骑兵为主，一旦亮出鸳鸯阵，说明依靠车阵和火器的浙兵已到了最后时刻。
鸳鸯阵很强，每个队形中狼筅手、藤牌手、短刀手互相配合掩护，各自发挥出最强效力。但此时战场上占据主动的已成了后金军，善于近战的八旗兵也失去了近身肉搏的勇气，他们尽量避免与浙兵肉搏，而是将他们包围之后射出一阵阵箭雨。
连续的急行军与激烈战斗已耗尽了浙兵体力，后金兵人多势众，浙兵不断倒下，总兵陈策也在激战中殉国。
仅存的浙兵战士结成几个鸳鸯阵，把他们的将军戚金、童仲揆护在中心，阵式依然不乱。
此时，天色将晚，残阳即将落下，最后的余晖将天地与浑河映成一片血色。
期待中的夜幕降临了，浙兵却再也没有了趁夜突围的机会，在浑河两岸，川浙军团全军覆没，只有先期突围回辽阳求救的极少数人幸存，但他们也让敌军付出了伤亡数千人的代价。
此战是努尔哈赤军事生涯中最大损失，远超后来的宁远。八旗军精锐的巴牙喇、白旗军、黄旗军都在坚强的川浙军面前败下阵来，阵亡的将领有十多位，已经让八旗伤筋动骨，如果每仗都得这样打，打不了几仗八旗就得被拖垮。
为了稳定士气和军心，祷念在此役众多的阵亡者，努尔哈赤还在十六日专门举行了祭奠亡灵的大会。
明清史料中，都给予浑河血战极高评价，称之为“凛凛有生气”，“时咸壮之”，“是役，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这一战后，在辽阳还驻扎着一小部分留守的援辽浙兵，朝廷专门派员进行慰问，询问他们有什么需求和封赏，这些浙兵流着泪说，不要封赏，只需要把他们编入其他部队，好为殉国的主将戚金和其他兄弟们报仇。
派来慰问的朝廷大员大加感叹：这些只是普通的士兵，竟都有国士之风！
石柱土司兵损失惨重，但秦良玉还在，他们此后还有不少出场。
更可惜的是浙兵。不久，努尔哈赤进攻辽阳，辽阳之战中幸存的浙兵也全部战死。至此，曾在明朝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浙兵宣告消亡，戚家军、浙兵、鸳鸯阵等逐渐成为远去的历史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