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克宋朝都城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从此，宋代历史被分成了两段——北宋与南宋。

南宋与北宋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北宋从分裂走向统一，是相对太平的时代，文人们生活安逸，有政治理想；而南宋是由统一走向分裂，偏安一隅，在异族随时可能入侵的压迫下，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所以南宋文人是生活在担忧和愤慨之中的。

不同的环境，使文人的创作内容、心态、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宋朝极度繁荣的宋词，也因此被分成了两段——北宋词与南宋词。

南宋词与北宋词，有何不同？

首先，在与音乐的关联性上，它们是不同的。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是配乐演唱的歌词。北宋时的很多词，都是词人在歌舞酒宴上即兴填写，交由歌儿舞女演唱。所以北宋词与音乐的关联性很大，它更多是娱乐消遣，描写自己的生活，流露真实的性情。

比如晏殊的《浣溪沙》，就是一边喝着酒、一边填的词，它在词里感悟季节变化、感悟生命流逝，流露淡淡的闲愁——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而到了南宋，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造成北宋时期的很多乐谱零落、散佚，所以南宋词大部分无法合乐演唱。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在《国香·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沈海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因为旧谱零落，还能唱两首周邦彦曲子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词逐渐脱离音乐的羁绊，成为独立的文体。

另外，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也迫使宋词走出莺歌燕舞的环境，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时代赋予了南宋词服务于现实的功能，它是抗敌救国的号角，是文人墨客相互酬唱、或结社应酬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不再是随意的情感表达，不再是为了浅斟低唱，而是变成庄重的情感、高雅的艺术活动。

比如南渡词人赵鼎的《鹧鸪天·建康上元作》，内容是咏元宵节，却没有繁华喧闹，而是杂着词人的故国之思和南渡感慨，悲惋中又有豪气流注其间——

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凉地，记得当年全盛时。

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分明一觉华胥梦，回首东风泪满衣。

其次，在创作的出发点上，它们是不同的。

北宋词多是率情之作，往往即景生情，自然而发；南宋词则多是带着明确目的而作，精心安排、巧妙构思。

就如清朝词论家周济总结的那样：”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比如北宋苏轼的《定风波》，典型的即景生情，词人的情感是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自然而发，没有预兆，没有安排——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而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明显是有安排、有构思的作品，而且构思极其巧妙。词人在前面渲染元宵节灯会的热闹，渲染游人车马如织的欢乐，最后却安排了一个女子，让她独自立于”灯火阑珊处”。由此便能看出，词人是借女子的孤高自赏，表明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两相对比，北宋词见性情，情感来得直接明快，容易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而南宋词的精巧布局，值得读者反复咀嚼。

其实这种转变，从北宋末年的”大晟词人”群体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南宋则变得更加普遍、更加刻意追求。

再次，在是否具有韵外之旨上，它们是不同的。

北宋词率情而作，往往就事论事、就物论物；而南宋词匠心巧运，大多有所寄托。

最能体现南宋词寄托之意的，首推咏物词，南宋词人结社应酬，也喜欢出题咏物，”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比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梅花身上寄寓了词人的情感和追求、理想和品格，是他一生爱国形象的定格——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又如张炎的《解连环·孤雁》，是南宋灭亡后所作。它描写了一只离群失侣的孤雁，独自在江野彷徨的凄苦，寄托着词人羁旅漂泊的愁怨，以及故人之思、亡国之痛——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南宋词与北宋词的优劣之争

在清代”浙西词派”崛起之前，似乎北宋词更受人们喜欢，被更多地模仿学习。比如清代著名词人纳兰容若，就以北宋词风为自己的创作风格，《词苑萃编》说他：”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

后来朱彝尊开创”浙西词派”，便开始推崇南宋词人姜夔[kuí]、张炎的词风，标榜醇雅，以婉约为正宗，贬低豪放派。

比如朱彝尊的《长亭怨慢·雁》，就有张炎《解连环·孤雁》的韵味——

结多少悲秋俦侣，特地年年，北风吹度。紫塞门孤，金河月冷，恨谁诉？回汀枉渚，也只恋江南住。随意落平沙，巧排作、参差筝柱。

别浦，惯惊移莫定，应怯败荷疏雨。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渐欹斜、无力低飘，正目送、碧罗天暮。写不了相思，又蘸凉波飞去。

朱彝尊推崇南宋词，除了个人身世、审美趣好的原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倡导南宋词的韵外之旨，从而拔高词体地位，使其上接《诗经》《楚辞》，因为《诗经》和《楚辞》就是有喻托传统的。朱彝尊在《红盐词序》中就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朱彝尊属于明末清初人士，像他这样处于时代更迭之际的词人，许多身世家国之感，都是难言之隐，只能托物寓意，这也是南宋词符合朱彝尊等”浙西词派”喜好的原因。等到清代嘉庆以后出现的”常州词派”，处于盛世已去、风光不再、社会矛盾尖锐的历史时期，他们同样推崇南宋词的比兴寄托。

但一味追求寄托，也使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不能尽言胸中之意，失去词的性情。所以像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他虽属”常州词派”，也曾在《白雨斋词话·自序》中评价北宋词”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但代表他早年词学观点的《词坛丛话》，却透露出他对北宋词的喜欢，他说：“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一反”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观点，推崇北宋词的境界，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在王国维看来，南宋词的经意安排，比起北宋词的自然感发，像是隔了一层，就如雾里看花。比如南宋姜夔《扬州慢》的名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其实是用清冷的月夜暗示扬州现在的萧条，也进一步暗示金国入侵带来的灾难。王国维认为它格韵虽高，但还是落在一个”隔”字上，大概就是说它不够感人，很难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