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渡词人”

北宋灭亡后，大批文武官员、平民百姓渡江南下，到南方躲避战乱，很多词人也在其中。他们把北宋160多年积攒的丰富创作经验，一起带到了南宋土地上。于是，宋词并没有跟随北宋一起灭亡，而是在南宋得以继续发展。

这些人被称为”南渡词人”，他们是南宋词坛的开创者，代表人物有张元干、叶梦得、朱敦儒、李清照，等等。

“南渡词人”有两个特征：一是经历了北宋”靖康之变”，品尝过南渡的颠沛流离；二是南渡后词风发生明显变化，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色彩。

“南渡词人”的创作特点

首先，由从前写一己之悲喜，上升到国家之兴亡。这种转型，是因为词人品尝了南渡的种种苦难，内心受到极大触动。最具代表性的是朱敦儒和李清照。

朱敦儒早年过着风流浪子生活，以清高自许。北宋靖康年间，他曾被举荐为学官，诏至京师，却不肯受命。他早年的一首《鹧鸪天》，就表现了豪放不羁、不屑权贵的生活态度——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而”靖康之变”，粉碎了他的名士风流梦。当达官显贵占有大量交通工具、载着金银珠宝南渡时，无一官半职的朱敦儒，只能被抛到普通逃难百姓的行列。途中，他写词说道：“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卜算子》）天地之间到处都是苦难，在走投无路的困境面前，人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哀鸣又有何用！

最终，朱敦儒历经千难万险，侥幸渡过长江，生死考验让他和他的词都完成了一种超越，他再也不是那个疏狂的风流浪子，忧国、爱国之情已斑斑可见——

《相见欢》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这首词境界开阔，情辞慷慨，他关注的已经不是自己”无处归”，不是百姓”哀鸣急”，而是上升到故国之思，以及还我河山的急切情怀。胸襟和眼界，都和南渡之前不同了。

朱敦儒还有一首《采桑子》，是南渡后、流浪至江西所作——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

碧山对晚汀州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

结尾的”愁损辞乡去国人”，不仅是词人自身多年流离的体验，也代表了所有南逃难民的共同心声，仍是跳出一己之悲的体现。

对女词人李清照来说，南渡更是她人生和词作的拐点。如果没有南渡的磨难，她会一直呆在婚姻爱情的甜蜜里，研究词学、收藏文物，她的词作也会限于闺阁庭院、与丈夫的离别相思。那时的愁，顶多是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而一场南渡，让她经历了国破家亡、夫死书散，她一个人饱经沧桑，南渡后词作里的忧愁，便也融入了家国之恨和社会不公。比如感伤时事的《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词里所写的芭蕉树，深扎在南方的土地上，而李清照作为”北人”，她无法像芭蕉树那样，在南方找到安全感，当雨滴打在芭蕉叶上，更增添了她失去家园的伤痛。”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这也是千千万万”北人”共同的深愁吧。

李清照晚年的一首《永遇乐》，写元宵佳节的情景，描绘出南宋朝廷偏安苟活、纵情享乐的时代氛围——

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此时的”中州盛日”，是因南宋平民没切身体会过北宋灭亡之耻，是因南宋朝廷没对他们进行过抗金复国的教育动员，是因一些南渡臣民也淡忘了当年颠沛流离之苦。李清照这个久经磨难的生命，捕捉到了这一时代之痛，她以平静的语气、通俗的语言，描述了这个”中州盛日”的元宵之夜，让今天的读者仍能通过她的描述，了解她”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苦衷：自己的生命是落日余晖，国家的生命是危在旦夕。

在这首词写成120年后，南宋末代爱国词人刘辰翁，也写了一首《永遇乐》，他在词序中说：”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泣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情辞不及，而悲苦过之。”李清照南渡后的词作，既是自己生命的哀歌，也是时代的哀歌。

其次，在部分”南渡词人”笔下，词变身为政治武器。它参与到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和战之争，表明词人反对议和的鲜明态度。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元干。

南渡也促成了张元干的词风转变。南渡前他受传统婉约风影响，酒盼花前，南渡后转为豪迈悲壮。他曾作词反对议和，因此被捕入狱——

《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这首词的标题，已说明写作目的，是“送胡邦衡谪新州”。胡邦衡，即胡铨（字邦衡），南宋绍兴八年，秦桧主张与金议和，而金使竟让宋高宗跪拜接受诏书，对南宋称”江南”，胡铨慷慨陈词、请斩秦桧：”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胡铨的话让高宗、秦桧大怒，因此遭贬。后来”绍兴和议”达成，胡铨又被除名新州（今广东新兴）。

张元干这首《贺新郎》，就是送胡铨去新州时所作，其中”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一句，直指（宋高宗）天意难问、人情可悲、爱国有罪的不合理现实。《四库全书总目》评此词：”其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

而胡铨在被押送新州的途中，也作了一首《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惹猿惊鹤怨，误松萝风月。

囊锥刚强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

结尾所说的”豺狼当辙”，其锋芒所向，尽人皆懂。这首词反映了词人身处逆境，时时有被害死的可能，但他仍不畏权势，大胆痛骂主和的投降派。

在张元干和胡铨笔下，词是他们与主和派斗争的武器，也是他们坚持爱国抗敌的精神力量。

再次，正因为上述原因，婉约词在”南渡词人”这里已成为最弱声区，苏轼之后难以为继的豪放词，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段有了长足发展，爱国豪放词雏形已现。

这其中，张元干的《石州慢》，是”南渡词人”中较早出现的爱国豪放词——

雨急云飞，惊散暮鸦，微弄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咽。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祗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张元干曾投入李纲指挥的京都保卫战，并亲临城上指挥杀敌。而这首词写于保卫战失败、他避乱南行时。壮志未酬的词人在吴兴（今浙江湖州）乘舟夜渡，想到”群盗纵横，逆胡猖獗”的内忧外患，用一句”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诉说爱国豪情，结尾的”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激愤悲壮，声振林木。

而叶梦得的《水调歌头》，通过习射连及南宋现实，抒写老而不衰的爱国豪情，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脉相承——

霜降碧天静，秋事促西风。寒声隐地，初听中夜入梧桐。起瞰高城回望，寥落关河千里，一醉与君同。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

岁将晚，客争笑，问衰翁：平生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

这首词大约作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宋朝在北方的大片国土都已被金国占领，叶梦得此时担任知府的建康城（今江苏南京），成为了扼江守险、支援北伐军的重镇。在这种背景下，词里所写的习射，更像是一次实战演习。虽然词人说自己”老矣真堪愧”，可”回首望云中”一句又提及汉文帝时、抗击匈奴的云中太守魏尚，借此道出自己杀敌复国的壮志豪情。

此外，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以及王以宁的《水调歌头·呈汉阳使君》，都是这一时期的爱国豪放之作。

“南渡词人”和“南渡词”的影响

“南渡词人”们扛起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是时代给予的，无法逃避。由他们创作的”南渡词”，是南宋词坛的开端，这些词揉着血泪、涌动着爱国深情，形成了深邃而雄浑的时代风格，也宣告北宋时期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风格特征，一去不复返了。

“南渡词人”的创作情感走向庄重，创作风格渐趋豪放，创作视野着眼于国家兴亡和社会现实。后来出生的词人们，通过”南渡词人”的创作，感受到国家分裂的痛苦和屈膝议和的耻辱，于是继承他们开创的爱国豪放词风，接过抗金救国、重整河山的旗帜，同时，又继续追求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从这一点来说，“南渡词人”又为之后的词坛高峰期铺好了基石。

“靖康之变”是北宋王朝的不幸，但对于宋词和词人来说，又是不幸中的幸运。”南渡词人”借助这场巨变，将词推到了抗金救国的前线，赋予了词巨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使人们对词这一”艳科”、”小道”刮目相看。由”南渡词”开始，再到之后爱国豪放词蔚然成风，宋词逐渐能和诗歌分庭抗礼，这才有了今天”唐诗宋词”的举案齐眉。

在承前启后的转型期，”南渡词人”和”南渡词”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