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活在现实中的人是可悲的，如同现实的人看待理想化的人一般，诸如此类对比才构成了复杂而又充满意趣的周遭世界。

《月亮与六便士》是一本探讨理想与现实的书，月亮代表理想，六便士代表现实。英国作家毛姆借这本书表达了自己对理想主义者的神往，同时也对活在世俗中的现实主义者充满理解和同情。

此种对比题材文学作品的还有村上春树的《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国境以南代表活力与爱情，太阳以西则代表死亡与孤独。或许，类似于书中主人公初君这样的中年成功人士，闲暇之余，大都有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的梦。

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统一，正如那些相爱并能相守一生的恋人，这并不是普遍现象，而是幸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理想与现实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非此即彼，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选择。

第一种选择：追求自己的理想

《月亮与六便士》成书于1919年，于中国，正是“五四运动”的年代，民智初开，鲁迅与胡适开始各自为阵营，文学艺术更多地服务于意识形态之争。

于毛姆，那年他刚好45岁，一个典型的中年成功男人，专职作家。可以说，毛姆已经基本摆脱了物质现实对自己精神上的羁绊，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写作理想。

人生的阅历在中年时代已经沉淀为人生的智慧。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中年作家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和反映是相对理性和客观的；对世人而言，其观点是具有启蒙和引领作用的。

今年刚刚31岁的青年作家蒋方舟在《东京一年》中那种效仿歌德而采取的出走式的拯救，早在80年前就被毛姆笔下的史特利克兰所实现。东京和巴黎不再是《带你去旅行》中的目的地，而成为各自的圣地——拯救灵魂之处。

对于青年人来说，比较符合胡适提出的“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毕竟视野限制了格局，经历限制了感悟。这种“欢喜”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掘式的，属于全新的经历。

对于中年人来说，外界事物的“新鲜感”逐渐黯淡。他们有见多识广的冷静，在审视自我的同时，增添了一种随时跳出自我视角的可能，仿佛夏目漱石笔下的那只猫一般超然物外、冷眼旁观，不带一丝取悦和悲悯。

据此，中年后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实和确切的，更像是一个革命者一般义无反顾，无论是对自我，抑或是对外界都是如此。在信仰的引领下，放弃一切成为可能，《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中初君的出走即是如此。

理想主义者在世人眼中是冷酷和自私的，对于那些世人用来让自己变得优雅美好的东西，他们全都漠不关心。他们对金钱视若无睹，他们对名声不屑一顾。

他们一心一意追求自己心中的目标。为了追求这个目标，他们不仅甘愿牺牲自己，也不惜牺牲责任、义务、情感，甚至他人。

在世人眼里，理想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疯子，“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必将是他们的归宿。而在毛姆眼里，理想主义者虽然是令人讨厌的，但他们又是伟大的！

第二种选择：活在现实里

中国道家有一种观点，叫做“谷神不死，万物而生”。人的情、欲伴随人的肉体与生俱来，无法舍去。在这种观点上，道家与儒家产生交集，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夏目漱石总结为“万象奴役下的庸俗之人，总是追求五感刺激，除此之外毫无作为。”国学大师季羡林持相同的观点，“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抛却这些哲学意义上的探寻，芸芸众生本是浑浑噩噩，对所谓“事业”和“理想”的追求，其本源还是“追求五感”。

而且，这种追求通过整个社会的集体价值观一代一代地向下传递：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妻贤子孝，事业有成，有钱有权，如此不一而足。

白岩松在他的杂文集《白说》里统计“中国人里有信仰的，一亿多人信着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亿多信共产主义，剩下的就只信人民币了。”

人民群众总是充满智慧的，吃饱、穿暖才是硬道理，这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无不渗透着具有典型毛泽东思想特色的、把形而上转换为更接地气的东方理论。

这个理论体系衍生出很多特有的词汇，比如邓小平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这里的“抓住老鼠”指的是发展经济。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理论支持，为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多的现实主义者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彼时，远在欧洲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出版了名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从它诞生的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们接触并贯彻了这样一种处世的基本观点：现实永远是我们无法放弃的，为此，我们只能选择放弃自己。

同时，作为社会主流的现实主义从反面也验证了我们所处的仍然是社会或人生的初级阶段，它的典型特点就是“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直到物质极大丰富之时，我们又开始寻找内心中的“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无数事实证明，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无法不堕入历代轮回之中。礼乐崩坏，礼乐恢复；再崩坏，再恢复；如此反复，连绵不绝。原因在于：人终究不能只满足于五感之欲，甘心与蝼蚁同朽。

第三种选择：既要活在现实里，又要追求自己的理想

追求理想太过于极端，活得现实又如此“媚俗”，同时又摆脱不了“初级阶段”的官方认定，而折中一下就是第三种选择：既要活在现实里，又要追求自己的理想。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套用，现实更贴近于经济基础，理想则象征着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填饱了肚子，我们才开始谈经论道。

才子高晓松为许巍创作的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中写道“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在蒋方舟的世界观里，“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因为人性的无奈、窘迫的算计、虚伪的寒暄是无论走到哪里也无法摆脱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存在。

“眼前苟且”代表现实，“诗和远方”代表理想，无视和逃避都是极不可取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对它们，适时取舍，取舍之间，方显智慧。

再从存在价值的角度上来看，人总是不能只为自己而活的，来自于社会的、家庭的、伦理道德上的责任赋予我们以公共价值，它与自我价值共存于一身。

依此，“夏虫语冰”成为可能，与此相类似，“写在钞票上的诗”或许才最符合《无声告白》里玛丽琳的追求——于不可避免的泯然于众中，努力保持自我的特立独行。

归根结底，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平凡人来说，理想与现实是对立的，它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众多平凡人的悲哀在于：理想只能屈从于现实，最后，我们终究会活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