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

但客观分析，看上去很美的郑和下西洋更像是明代统治者的一个“政绩工程”，耀武扬威的背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一场华而不实的虚耗国力的不可持续的冒险行动。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聊胜于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明代国力，而随后在禁海政策的惯性下，这场冒险很快便烟消云散，导致在此后的“大航海时代”中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使中国近现代在于西方的对话中屈居下风。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观100多年之后的英国，当时位居安特卫普阴影下的欧洲二流城市伦敦却在“寻找中国”的名义下，开展的一场波澜壮阔的航海大冒险中，在政治和商业两者的密切配合下，以后来居上的态势一举成为欧洲城市中的皇冠之城。在英国历史学者斯蒂芬·奥尔福德的笔下的《伦敦的崛起：商人、冒险家与资本打造的大都会》这本书中，作者舍弃了对伊丽莎白时代宫廷权力集团斗争这样的正统历史叙事，从细节入手，抽丝剥茧地阐述了伦敦崛起的历程，讲述了一个“关于金钱、财富、贫穷、自信、贪婪、坚韧以及奇异的偶然事件和意外的故事”，还原了一个城市如何在高死亡率和疾病乃至人口危机的大背景下崛起的清晰脉络和曲折历程，两相比较互鉴，对我们思考那段中国航海史的大事件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商业与政治、宗教之间的互利互惠的微妙平衡是伦敦崛起的稳压器。

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野心勃勃地对全球分而治之，以意大利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成的中心，相对而言，英格兰在这一时期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欧洲小国，而伦敦也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欧洲二流城市。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移民伦敦迎头赶上并屹立潮头，这其中肯定有着合理的逻辑。而从当时伦敦的社会发展态势来看，商业的发展是伦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同业公会的建立更是带有一种抱团取暖的性质，而基于友谊、生意、血缘和婚姻等关系的财富组合更是促进了商业寡头的形成，比如丝绸商人温杜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看到，这样的商业巨头的形成势必会带来社会关系的重塑的分化，政商关系的其中一个突出的考察标本，钱和权、商人和宫廷之间的密切互动成为政治经济生活的常态，伦敦的市长这一职位往往由成功商人来担任，比如理查德·格雷欣就于1537年担任伦敦市市长。一般而言，商业的繁荣将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差距的加大，但伦敦却既“代表财富的胜利，又代表贫困的胜利”，这其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伦敦的宗教因素，教堂凝聚了伦敦市民的归属感，最大限度抹平了贫富差距而导致的社会秩序失衡，而作为当时伦敦的富商阶层，他们在安排自己的遗产时，往往会留下一笔资产给教会，这样两者之间由此又构成了一种良性互利关系。

正是商业与政治、宗教三者之间的共赢局面，成为伦敦崛起的稳压器，从而使当时的伦敦能够克服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社会矛盾带来的负面作用，充分利用团结和分裂的对立力量，并从中产生无穷的创造力，使整座城市“奇妙地处于一种既相对固定，又时刻处于变化中的状态”。而这段时期伦敦的地标建筑皇家交易所和圣保罗大教堂可谓是对这种关系的最直接的写照，标志着伦敦商业和政治、宗教三者的最佳结合的范本，也是考察16世纪伦敦崛起的最佳观察样本。

贸易驱动下的全球航海探险是伦敦崛起的加速器。

随着商业发展对伦敦整个社会关系的重构，羽翼渐丰的伦敦日益展现出它的全球野心。

富贵险中求。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人们对于未知领域的旖旎想象，伦敦的一批富有远见的商业精英们也在这样的潮流面前蠢蠢欲动，并最终在“寻找中国”这个梦想的吸引下，正式开启了伦敦的逐富之梦，一个个面向东方的商业航海冒险故事层出不穷地上演着。

这本《伦敦的崛起》一书中，大量的篇章记录了这样的财富故事。未知的巨大机遇与风险并存，其中的光荣与梦想、成功与挫折、真相与谎言为这样的全球航海探险故事写下了一个个注脚，而这样的贸易驱动下的全球商业野心，最终书写了一个融合探险、贸易、投资以及将来的殖民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多元的崭新篇章。

伦敦的商业巨擘的全球航海探险充满着不可预料的挑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奇幻之旅中，书中写到的一个阴差阳错的成功范例提振了人们的信心，出生于威尼斯的塞巴蒂安·卡伯特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他于1547年来到英格兰之后，不久就在伦敦成立一家贸易公司，他称之为“探索未知地区、领地、岛屿和地点的商人冒险家公司”，在做好了资金、物质、人员等方面充足的准备之后，于1553年开启了一场“寻找中国”之旅，尽管最终未能如愿找到想象中的中国，但却意外地发现了俄罗斯，返程中带回了毛皮、海豹油、牛脂、蜡以及用于船只的绳索等有价值的原料，由此成功打通了英俄贸易通道，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和利润，回到伦敦后将公司改名为莫斯科公司。随着这次成功的冒险，此后诸如此类的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黎凡特贸易公司、弗吉尼亚公司等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给伦敦的崛起持续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当然，并非所有的探险都是如此的一本万利，马丁·弗罗比舍的在1570年代几次冒险就事与愿违，急功近利之下被黄金热冲昏了头脑，最后只是运回了一大批毫无价值的矿石，彻底失败之下伦敦的全球航海探险再次回归到贸易这个主题之中，可谓是一次深刻的惨痛教训。

总的来看，全球航海探险开阔了伦敦商业精英的视野，最终成就了伦敦在全球贸易的中心地位，并最终超越了最初的贸易和商业的局限，政治、商业、社会和经济利益相互交织，自然而然地推动了殖民工程，全方位促进了英国的全球性国家建设活动，伦敦就此成为世人瞩目的全球中心。

商业制度创新和经验知识积累是伦敦崛起的助推器。

伦敦的全球航海探险，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后的校正准星重新再出发，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偏爱，但剥去这复杂炫目的表层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商业制度创新和经验知识积累无疑是其成功的DNA，这也成为伦敦崛起的助推器。

与郑和下西洋不同的是，伦敦的全球航海探险，有着更为精准的利益至上的现实考量。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导向基础上的航海探险，其分工合作、风险分摊、利益共享的组织架构，最大限度地确保了远航冒险的风险可控，为国际商业探索提供了一种有效模式。以最早的莫斯科公司为例，它的背后有着政商结合的影子，它形式上独立于英格兰王室，但一定程度上更像是王室的“白手套”，王室以皇家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最大限度保护其在某一区域的航海探险中的垄断地位，甚至赋予了公司代理人在他们航海探险中发现和宣布拥有所有权的土地上升起王室的旗帜的权力。而在这家公司的治理中，专业的航海冒险家和资本投资者之间有着明晰的分工，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使公司的运作更专业，而投资者的多元化也稀释了公司经营风险，何况诸多投资者有些本身就是女王政府中的权贵人士，这些制度确保了这些公司的在航海探险中可以大展手脚，最大限度激发了各方的积极性，资本的潜力被充分激发，冒险家的天性被完全释放。除此之外，这些公司的内部治理方面，一整套成熟完善的运作机制的建立也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东印度公司1621年印刷的《规章和议事程序》涵盖了公司的方方面面的精细管理，其业务管理制度达335项，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航海探险离不开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唯此才能更好地将这项冒险行动更好更可靠地继续下去。除了那些不断丰富完善着探险区域标记的地图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哈克卢特在1598至1600年间创作的煌煌巨著《重要的航程》，他花了数年时间从航海家、水手、商人和外交官那里收集资料，对全球各个区域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记载，这三卷本著作共计176万字。这类书籍和地图的出版和发行对伦敦的全球航海探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指明了探险的方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伦敦各阶层对全球航海探险的兴趣，凝聚了伦敦人对航海探险的最大程度的共识。

在这本《伦敦的崛起》书中，斯蒂芬•奥尔福德以经纬交织的笔法，记叙了那段特定时空下的伦敦的世相图，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历历在目的生动细节，全景再现了伦敦崛起的曲折辉煌的历程，而贯穿始终的主角的恰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言的那样：商人、冒险家与资本打造的大都会。不过，在这些主角之外，王室和教会的影响虽然隐隐约约但却无处不在，正是这几股力量的合谋之下，伦敦在全球航海冒险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勇立潮头，最终成就了其不可撼动的中心地位。而随后的英国在欧洲争霸的战争中纵横排阖，连克法国和西班牙等强大的劲敌，最终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传奇。

题外之话却有着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中国的读者，当我们将眼光投向1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时，心中难免会泛起一丝莫名苦涩的滋味，面子终于敌不过里子，郑和下西洋就像大明王朝历史中一段意外的插曲，很快便偃旗息鼓，而伦敦的全球航海探险却是一曲让人心潮澎湃的交响曲，每一个音符都铿锵而激越。在伦敦崛起的交响曲中，大明王朝在伦敦“寻找中国”的航海探险中意外地置身事外，在当时的世界大变局中错过了难得机遇，假如大英帝国和大明王朝在这一时期能够历史性地正面接触的话，又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但历史没有如果，中国睁眼开世界的机会就这样延迟了足足近两个世纪，让人徒生无限唏嘘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