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将北归。
为纪念过去8年的峥嵘岁月，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千字碑文，其中言及南迁之艰辛：
痛南渡，辞宫阙。
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
望中原，遍洒血。
回首当年，中国的知识分子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怀揣着中华文明的火种，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横跨几千公里，完成了一次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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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战火由卢沟桥一路蔓延至整个华北。驻守华北的29军与日寇展开血战，国民政府紧急调拨300万发子弹和大批武器支援。为保卫平津，爱国将士前仆后继，血洒疆场，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及所部3000余人壮烈殉国。
▲卢沟桥事变。
血肉铸成的长城，一时难敌日寇的凶悍攻势。7月29日，北平沦陷。曾在卢沟桥打响第一枪的110旅旅长何基沣，满怀悲愤奉命向南撤退。
军队撤离之际，北大、清华等高校的1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高高举起横幅，送别这些英勇的将士。
“抗战到底！”“北平不能丢！”“我们要从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句句标语，字字泣血。
满城萧索，神州陆沉，书生意气，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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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沦陷次日，天津也被攻陷。一个日本指挥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今天，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位于天津城南的南开大学，惨遭日军毁灭性轰炸。顷刻间，弹如雨下，南开大学校园多处建筑被毁，几十万册文献典籍灰飞烟灭。
日军轰炸之后，派士兵带着稻草和煤油四处纵火焚烧，美丽的校园化为一片废墟。
▲日本随军记者在被轰炸后的南开大学。
身在南京的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闻讯，不禁老泪纵横，静默地坐着，久久未能起身。
当天下午，他强忍悲痛，面对记者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
随后，蒋介石在会见张伯苓时表示：“南开为中国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南开大学的悲剧并非个例。
抗战期间，日寇一方面以“东亚文化共荣圈”为名，竭力拉拢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破坏。
据统计，到1938年8月底，我国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其中10所完全被毁，25所被迫停办，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锐减50%。华北之大，真的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民族存亡之际，为挽救中国教育，各界精英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名发表声明，请国民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将部分高校内迁。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宣布，在长沙和西安设立临时大学，其中，北大、清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并要求各校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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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离别，不知何时归来。
每个人心中，都带着深深的忧虑与不舍。清华大学的学生查良铮，即诗人穆旦，在南下途中写下一首《在秋天》：
在秋天，我们走出家乡，
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
我们、我们是群无家的孩子，
等待由秋天走进严冬和死亡。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同南下。路过郑州，冯友兰建议去吃一顿黄河鲤鱼。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以后可能就很难吃上这道菜了。两人在去饭馆的路上，又偶遇同在赶路的北大教授、剧作家熊佛西。
熊佛西喜欢养狗，此时只能把心爱的宠物留在北平。他面带愁容对冯、吴二人说：“北平有许多人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
冯友兰一听，感慨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啊！”
▲冯友兰。
城中的人纷纷逃亡，物理学家赵忠尧却在此时折返北平。
原来，他想起还有50毫克放射性镭，锁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这是全世界都禁运的高能物理材料，在蹒跚学步的中国物理学界弥足珍贵。
回到北平，赵忠尧将装有镭的铅筒藏在一个咸菜坛子里，一直带在身边。
前往长沙的路上，日军设下重重关卡，南下的师生常要扮作农民或商人，以躲避搜捕。赵忠尧费尽心思，甚至连行李都丢了，一路翻山越岭，只有那个咸菜坛子形影不离，被紧紧抱在胸前，他的手上磨出了几道血印。
▲赵忠尧。
当赵忠尧到达长沙临时大学报到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没认出来，还以为是哪里来的乞丐。
这时，赵忠尧恰好看到梅贻琦出来，走到身边，叫了一声“梅校长”。梅贻琦仔细一看，发现眼前的人竟是赵忠尧，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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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如期开学，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教育部联系人杨振声主持大局。
当时到校的教师共有148人，其中，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
▲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到校的学生1452人，来自全国各地，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从五湖四海会聚长沙。开学典礼上，为避免日军轰炸，校方特意在草地上铺了一大面英国国旗，可还是抵挡不住日机“前来敬意”。
战乱中，临时大学经费紧张，教育部从中英庚款基金中筹借50万元，可实际到账还未到一半，校园设施大都捉襟见肘，学生们一度只能靠吃红薯度日。
尽管条件简陋，南下的师生依旧孜孜不倦。冯友兰回忆：“我们遭遇了与南宋同样的命运，被异族驱逐到南方。但我们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哲人、作家和学者济济一堂。”
很多教师南下时书籍都落在学校，他们就凭借记忆重新组织讲稿，所讲授的内容分毫不差。他们在三尺讲台辛苦耕耘，在陋室中奋笔直书，在长沙的数月间，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创作了《论道》，冯友兰写成了《新理学》。
经济的窘迫没有浇灭读书人对学问的热情，真正让他们担忧的，是日益逼近的日军。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
1937年11月12日，在淞沪战场苦撑三个月的国军伤亡惨重，被迫撤离，上海沦陷。之后，日军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步步紧逼。前线战场的形势不容乐观，隆隆的警报声和从沦陷区潮水般涌来的难民，给长沙带来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11月24日，大批日机突袭长沙，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住宅被击中。日军轰炸时，他们抱起年幼的儿女向门外奔去。整栋房屋崩塌瓦解，火焰升腾，浓烟滚滚，街上满目疮痍，遍地瓦砾。一家人死里逃生。
▲梁、林伉俪。
据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回忆，当他们回到倒塌的房屋前，发现墙上有一块人形的血迹，留下死者被炸弹重创而死的惨状。此次空袭，造成200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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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机的持续轰炸，让长沙全城动荡不安。1937年底，临大领导提出将学校继续向西南转移，大部分人将校址选在偏远的云南昆明。
为此，蒋梦麟亲赴武汉，请求蒋介石批准临时大学搬迁。
蒋梦麟对蒋介石晓之以理，虽没有直言武汉失守、长沙危急的可能性，只说云南群山阻隔，易守难攻，又有滇越铁路与外界相连，可直通海外，但蒋介石心知肚明，知晓其中利害。
▲蒋梦麟。
即便国难当头，有些人也不忘勾心斗角。临时大学搬迁的最大阻力来自湖南当局，他们对清华、北大、南开的到来倍感自豪，想牢牢掌握这一宝贵的教育资源，将这些优秀的师生留在当地。
湖南主席张治中甚至在临时大学发表演讲，言语之中带着讥讽：“我个人有守土之责，坚决的要维持长沙。假如有人感觉身处险境，那最好投江自尽。”
张治中的激将法卓有成效，一些学生担心被人骂作叛徒、懦夫，跟着瞎起哄，不愿去云南。他们发表题为《反对文化逃避政策》的文章，对临大领导迁往昆明的想法进行批判，认为迁往云南是背叛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爱国精神，他们宣称，“一·二九运动之后的英雄儿女不会退缩，也不会逃避”。
反对去昆明的学生或许没有意识到，一旦长沙临时大学被毁，中国将会损失多少宝贵财富。
此时，陈诚代表国民政府对学生的告诫，道出了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的必要性。他对学生说，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人，“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1938年1月，国民政府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1月19日，距离第一学期期末考还有5天，校方公布迁往昆明的决定。五分之三的学生同意南迁，决定随校前往云南继续求学。剩下的600多名学生，或退学北上抗战，或转学，或回到家乡，无问西东，只求问心无愧。
▲梅贻琦呼吁学生：保持镇静，坚守本业，为国家将来的复兴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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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临时大学的“长征”还在继续。
1938年1月底，师生分三批前往昆明。
第一批走海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等教授带队，成员主要是教师和家属，还有所有女生，以及部分体弱的男生。他们经粤汉铁路前往广州，再取道香港、越南，最后从滇越铁路进入云南。
第二批走陆路。由陈岱孙、冯友兰、朱自清、钱穆等17名教授带队，乘汽车经过广西，取道越南，再从河内换乘火车进入昆明。
这两条路线都比较安全，除了冯友兰在路上一时兴起将手伸出车窗外，在穿过拱门时不幸撞伤，其余人基本都安全抵达。冯教授的手也只是挫伤，学校留下两名同事在河内照顾他。
▲联大中文系部分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而最传奇的当属第三批，由290名身强力壮的男生，以及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等11名教师组成，行程3500里，徒步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名为“湘黔滇旅行团”。
这一路气候恶劣，湘黔边境还有土匪横行，有些土匪多达数千人之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年轻人大多热爱冒险，男生们踊跃报名参加旅行团。一些身材瘦小的男生为了通过体检，还往衣服里塞了几本书以求体重达标。
1938年2月20日，由学校精心选拔的师生从长沙启程。他们身着土黄色制服和黑棉大衣，腰带上系着碗筷、军用水壶和干粮袋，人手一把长沙人最爱的油纸伞，在黄师岳中将的率领下，一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如同一支正规军队。
时年40岁的闻一多不顾体弱，坚持参加徒步旅行。同事调侃他说，闻一多要参加旅行团，须带一副棺材同行。
闻一多却说：“现在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他蓄须明志，自称不驱逐鞑虏绝不剃须。
一路上，闻一多意气风发，指导学生收集各地民歌、民谣，访问少数民族村寨，沿途还画了50多幅写生画，闲暇时就蹲在路边抽着长烟斗。
▲闻一多。
有别于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化学家曾昭抡的徒步旅行就是理科直男思维，相当硬核。这位曾国藩家族的后代，在跋涉中从不抄近道，宁愿绕行著名的“二十四盘”，也不走小道捷径，还随身携带着防毒面具。
在旅途中，曾昭抡写日记最勤。每次休息，不管当天走得多远多累，他都要借着烛光写日记。
据化学系的学生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公路边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
▲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部分教师。
若论学习毅力，已是大三学生的查良铮与曾昭抡不相上下，从长沙出发前，查良铮在行李中放了一本英汉字典，一路上每背一页单词，就把这页撕下来，表示已牢记在心。到昆明时，这本字典就剩下个封面。
▲查良铮。
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终于来到昆明城外，从其他路线先行到达的师生拉横幅欢迎。
带队的黄师岳对梅贻琦说：“我在长沙从你手里带走了两百多人，现在我把他们还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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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旅行团到达昆明时，学校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红军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而西南联大的“长征”开启了联大精神，之后八年艰苦卓绝、患难与共的岁月，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
▲湘黔滇旅行团入城。
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初到昆明时，西南联大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甚至也没有经费筹建校舍。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校舍设计稿屡次被驳回，由原来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为二层，之后又改为平房，最后，除了部分教室用铁皮屋顶，其余全部建成茅草房。
▲西南联大教室。
每改一次稿，林徽因都不禁潸然泪下，悲愤的梁思成甚至亲自找梅贻琦理论，可迫于时局，也只能无奈接受。西南联大穷得揭不开锅，但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散落在各地的爱国学生仍毅然奔向西南，加入这场追求知识和真理的“长征”。
北平沦陷时，日后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正读高中，他的父亲、清华哲学教授邓以蛰因身患肺病，未能携家人南下。
1940年，邓以蛰想尽办法送邓稼先出城，临别时再三叮嘱：“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为国家！”
逃出北平后，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先后受业于赵忠尧等名师，就此开始自己的科研之路。
和邓稼先一样从沦陷区逃亡的，还有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李政道当时不到20岁，在前往昆明的路上九死一生，同时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
李政道回忆：
当时日本飞机每隔三四个钟点来一次，茶馆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老板说我给你打扫茶馆，你只管逃跑隐退，一切由我负责。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东西让我吃。老板听了很高兴，后来其它茶馆也让我去打扫，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为别人打扫茶馆来维持。
历经3年颠沛流离，李政道才进入西南联大，拜入物理学大师吴大猷门下，并在恩师的推荐下赴美留学。
▲李政道与杨振宁。
还有无数如他们一样执著的学子，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前往昆明，薪火相传，承载千年文脉，筚路蓝缕，引领中华学术。
战争，并没有阻绝中国文化，反而让更多有志青年在困境中奋起。长夜漫漫，正是西南联大点亮一盏孤灯，联大的师生，就是中国的守夜人。
在其存在的短短八年里，西南联大培养了8000余名学生，走出了3800多名毕业生，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
弦歌不辍，刚毅坚卓。
当年今日，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用一次跨越数千公里的“长征”，成就了这座中国教育史上的珠峰。
▲西南联大校训。
- 参考文献：
- 1.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 2.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3.苏智良等：《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4.岳南：《南渡北归：南渡》，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 5.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三联书店，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