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12日农历新年，《新女性》电影的原型艾霞自杀身亡，时年22岁。

193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新女性》电影主演阮玲玉自杀身亡，时年25岁。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这部中国电影史上默片时代最出色的一部电影之一，两位旧时代中的新女性以他们生命的遽然陨落为代价，给这部电影添加了一种迷幻的传奇色彩。剧中的女主角韦明以及的她的原型和扮演者三人之间的命运轨迹的走向，那种说不出的痛，在流光碎影中清晰可辨。在扮演者阮玲玉步剧终人物和原型的后尘而撒手西去之后，面对甚嚣尘上的流言蜚语，该电影的编剧孙师毅悲愤之余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多多，志节攸亏，廉耻售尽，良心抹杀，正义偷藏，反自鸣卫道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

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怕她致死的！请只看啰啰唣唣，是非倒置，泾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称是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

而孙师毅的夫人蓝馥清更是悲悯不已，挽联也言简意赅，将这三个人物的悲剧命运深切地表露出来：

韦明之前，尚存万难。

艾霞之后，此又一人！

一部电影的戏里戏外，引发的社会的广泛关切和讨论，最终定格在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复制粘贴上，至今依然令人唏嘘不已。而回归这部电影本身的艺术特色和价值而言，在民国电影史上以其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关切和批判，通过影像呈现在观众面前，却有着一种常看常新的魅力，余音不绝，发人深省，得以窥见历史深处那段满目疮痍的浮世百态。

角色设定：新女性的面面观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繁华与落后并存，新潮与旧韵兼具。

在这样的乱世之中，纸醉金迷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主要格调。这部电影将整个背景设定在这样的大都市中，并将镜头聚焦与当时知识女性的命运不同走向，从而书写了一曲新女性人生之路跌宕沉浮的断章残曲。

电影中一主两辅三个女性，通俗易懂地隐喻着大时代中女性个体那种三种有分有合的命运选择，从而将新女性的面面观呈现在银幕之上：

主角韦明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她由于不幸的破裂婚姻而只身逃到上海，并在这里以教书写作聊以糊口，这种看起来光鲜的生活背后，有着一种充满危机的朝不保夕的惶恐感。而她在现实的步步紧逼之下，由于女儿生病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救治，在经过艰苦的内心挣扎后决定放弃自尊而选择了做“一夜的奴隶”，而正好阴差阳错地遇见自己不愿意委身校董王博士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于是韦明一怒之下抽了王博士一个耳光而讨了出来，但此时山穷水复的境地使她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走上了自杀这条绝路。

韦明的同学——也就是王博士的太太张秀贞，则是那种上流社会中失去自我和人格独立的女子的代表。电影以几个场面表明了她的空虚和无聊，只是作为王博士的附属物而存在，她骨子里带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通过丈夫愿意在她身上花多少钱来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但在骨子里又瞧不起韦明这样的知识女性，狐假虎威地时时保持着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上等女子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象，在发现韦明“勾引”自己的丈夫之后，气急败坏地苛责韦明“你这种下等人，还要假充上等女子，真实丢尽了上等女子的脸。”这样的女子无疑只是行尸走肉地活在自己想象中的上等社会中，就像华美的睡袍下的蚤子一样，其命运无疑有一种让人唾弃的可悲与鄙视。

韦明的朋友李阿英则是时代进步女性的写照。这个女子很显然与上述两类女子形象迥异，她的衣着打扮乃至行事风格，有一种风风火火的巾帼气质，她敢于仗义执言打抱不平，最后临死之际的韦明在她的劝导下发出了要活下去的呼喊，但为时已晚还是香消玉殒。李阿英这样的女性也许才是导演眼中新女性正面价值的代表，但脸谱化的形象似乎对女性特质的挖掘与表达上过于单薄片面了，这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影片中这三类女性来看，她们之间有着交集，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似乎都不是导演心目中最理想的新女性代表。而从电影中李阿英邀请韦明为《黄浦江》《新女性》歌词谱曲，以及电影中韦明买的“不倒女性”的玩偶等场景来看，导演心目的新女性是韦明和李阿英的结合体，是那种柔中带刚，即使蹒跚但绝不倒下的“不倒女性”。

现实架构：旧时代的声声叹

这部电影对新女性命运的阐释的同时，更是不动声色中饱含着对旧时代的鲜明批判。

在电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殖民时期十里洋场上海滩的繁华带有一种鲜明的西方色彩的象征，那新古典主义的西方建筑、汇丰银行前的铜狮、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等，以强势的高高在上的外来者的形象突兀在画面之中，寓意着当时旧中国那种身不由己的沉沦和破败。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之中，除了三个典型的“新女性”之外，各种人物的粉墨登场更是将当时的社会方方面面展现在银幕之中，让人百感交集中不由喟然长叹。

在这样的旧秩序中既得利益者王博士是一个典型的反面角色。在影片中他一直以一种自命不凡的姿态享受着这样的繁华，他放荡的生活与当时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直到最后他依然还是以这样的姿态在这样的繁华梦境中醉生梦死着，而这样的生活对他这个阶层而言似乎还可以继续这样一劳永逸下去，尽管饱受批判和鄙视，但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他这个阶层的生活基础。

此外，青年编辑余海俦可以说与韦明相对应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男性代言。他有着一种出自本性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和天然的正义感，但在扭曲的现实面前却又有着一种力不从心的无力感，他内心中其实爱着韦明，但对韦明的境遇却又爱莫能助，只能在社长那里尽量为韦明争取合理的利益，但在拒绝之后他也只能选择默默地尽自己所能地帮助韦明，但最终还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面对韦明的自杀束手无策。这种小知识分子的形象在那个时代来说是最典型的一种群体像，他们善良、真挚而诚恳，但在无边的黑暗现实面前根本无法突围，甚至找不到突围的出路，只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低眉顺眼俯首称臣，无法排遣内心之中深深的失落和惆怅。

最令人深恶痛绝的就是那些小报记者这一群体，他们见风使舵和仰人鼻息的作风，不仅无耻地吹捧那些既得利益者以求分一杯残羹冷炙，同时更自以为是站在虚构的道德制高点上对韦明的去世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将那种卑微可怜的“话语权”发挥到极致，以求多挣点带着人血的碎银子。这样的堕落形象更是让人愤怒，但他们确实是当时社会中最冷漠无情的或许是一小撮落后分子的代表。而尤其叫人啼笑皆非的是，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竟然引发了当时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对电影中污蔑记者形象与电影出版仿联华公司提出了交涉，要求联华公司登报道歉，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一个花絮。而电影主演阮玲玉自杀身亡后当时的许多小报记者的表现可以说与电影中的表现并无二样。

这部电影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和时代趋势的判断无疑是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在这些斑驳的影像背后对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众生相的描绘有着入木三分的深刻，既烛照了时代的病灶，又映射了人性的苍凉，使那些深埋在旧时光的轻叹如今依旧有着若有若无的缕缕回响。

艺术特色：老影像的碎碎念

作为默片时代的一部经典之作，以观照女性的命运为切入口表达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但从艺术角度而言，其精巧的艺术构思和镜头展现让人耳目一新。

电影的一开头的镜头极具震撼性，以低机位拍摄当时上海的街景，从而是画面在向着远方延续的同时，更将接到两旁带有明显殖民风格的高耸的建筑展现在银幕之上，从而在强烈的立体感的画面上带有一种沉闷的压抑感，使整个画面流动的情绪与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之家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巧妙呼应，从而为整个电影的悲情基调构建了基本的坐标系。

在镜头语言的运用上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更好地充实了电影在叙事上的饱满度，也很好地将镜头中画面本身的画外之意很好地呈现出来，这样的技巧的运用在这部电影中表现出比较成合理。电影中关于回忆的片段的插入，要言不烦地对故事的背景作了很好的补充的同时也将剧中人的内心感触很好的表达出来，比如韦明坐在王博士的车中回忆与他除此相识的场景、余海俦在韦明家中回忆她出书的经过，还有关于韦明的第一段婚姻状态的补充说明，在不打断叙事脉络的同时将使整个情结更加完整，并很好的诠释了剧中人的内心那种情绪。而电影中关于繁华与破败、上等社会的纸醉金迷和底层民众的艰辛苦难之间的对比性呈现，使这部电影的整体上的批判性更具有扎实可信的基础。

还有镜头之中前景和后景景深之间的挖掘和利用，也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例子，通过前景和后景之间的对比以及相互烘托，在对前景人物细致入微的描绘的同时，并将后景人物那种神态模模糊糊地呈现出来，前景与后景人物的反差使画面产生一种鲜明的张力，使整个影像的具有更加真实可信的。比如那场余海俦劝社长出版韦明的小说那场戏中，就很好地将各色人等以及社长的内心情绪的波动很好地在镜头中站下出来。同时，对灯光的运用以此来表现剧中人物的内心情绪等，都有着耐人琢磨的艺术魅力。而电影中最后的场景中那种中韦明临时之前的发出的“您救救我”“我要活啊”的呼喊以字幕并配音的形式展现出来，带有一种向有声片过渡的特点，使整个画面具有一种极强的视觉震撼力。

此外，影片中隐喻物件和场景的展示也颇具匠心，比如在剧中一再出现贯穿始终的“不倒女性”的玩偶形象就有着明显的隐喻含义，还如电影中舞厅里上演的《玩偶之家》的舞剧，以及最后的结尾部分登载着韦明去世的报纸随风飘荡在游行的队伍之中的画面，这些隐喻的运用使整部电影在艺术表达上有着言近旨远的含蓄意味。

这部电影整体上的艺术风格体现着导演蔡楚生的精湛的艺术功力，对中外艺术手法的借鉴和融合上敢为人先，更值得点赞的是对现实的深刻洞悉之后的无畏勇气和真挚情怀，才使得这部影片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

剧中的主角韦明，以及她的原型艾霞和扮演者阮玲玉，她们戏里戏外生如夏花的一生，“我是这遥远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短暂而辉煌，寂寞而永生。而这部电影的本身的艺术高度以及剧里剧外主角人物命运阴差阳错的不谋而合，还有对当时殖民时代上海畸形繁华时代的假象和乱象的批判，使这部电影在批判殖民性的时代特征和呼唤现代性的意识觉醒中达成了一种和谐的平衡，尽管直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究竟何谓新女性这个问题一个四平八稳的标准答案，隐隐约约中具有一种正在进行时的时态特征，而这种不确定性的正是其永恒的艺术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