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9日,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
这天晚上,南洋家中的客厅里,郁达夫正在会见几位朋友,大约八点时,门口出现了一位当地土著青年,请其出去说了几句话后,郁达夫返回客厅,与朋友交代称暂时离开一会,因此他连睡衣都没换,消失在了夜色中……
此后便是“坠叶飘花难再复,生死离别更无穷”
几年后,隐居于富春江畔老宅多年的孙荃,收到了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至此,那夺眶几年而不出的泪水,才突破了防线,潺潺流出。
此前,她一直不肯相信自己夫君遇难的事实,即使他曾因为一位名唤王映霞女子,将自己置于寒窟冷洞二十几年。
郁达夫的一生有三位妻子,在与王映霞演了十二年的悲喜闹剧后,他又娶了一位资质平庸的印尼华侨何丽有。但最后有资格接受那张烈士证书的,唯有孙荃一人。
只是,这一纸证书,与其积攒了二十几年的苦恨相比,到底太轻了些。
在嫁给郁达夫之前,孙荃的名字还叫做孙兰坡。
在浙江富阳大青乡的肖井村,孙家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孙荃的父亲孙孝贞,不仅继承了偌大祖业,还开厂营造纸业。因为家底殷实,索性将自家的一部分宅屋用于开办书塾。孙兰坡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生长的。
除了自幼熏陶于翰墨书香之中,孙荃还接受女红的培训,她有灵巧的双手,干净的面庞和满腹的诗书,加上富有的家境,这样的姑娘,想要娶进家门,真是旁人想也不敢想的。
人人都在等着看谁能有这个福气娶回孙家姑娘时,谁也没料到,最终是远在日本的一个穷小子捡了漏。
因为孙家与郁家世代交好,加上郁家书香门第,三个儿子都求学奋进,所以即便眼前郁家生活困窘,但孙孝贞仍将郁达夫视为了东床快婿。
1917年8月,尚在日本求学的郁达夫趁暑假回来与孙荃订婚。这一年,他22岁,孙荃21岁。
匆匆返回日本后,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在一众新文学学者中,郁达夫的旧体诗是首屈一指的,而虽然同属包办婚姻的旧式女子,但孙荃显然不同于朱安、江冬秀、曾正蓉等人,她的文采更是一般读书女子难以望其项背的。她做的旧体诗与郁达夫所作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三年里,他们更多时候都在写诗唱和。在诗里,郁达夫将其比作《裴航》中的仙女云英,《陌上桑》里的美人罗敷;在诗里,他跟她频频诉说思念,表明衷心。
郁达夫感到很庆幸,在那个绝大多数女子知识匮乏的时代,他竟然捡到一个能与自己唱和的人,他惊叹于她的才学,称其文才可“压倒晚清一众老秀才。”
彼时的孙荃哪里知道,在与她信里情意绵绵的同时,郁达夫的宿舍里正住着一个离过婚的日本女子。自古文人多情,而郁达夫的情更是汪洋恣意,泛滥成灾的地步,堪称“情天情海”。她几年后的悲剧,在这里就已经能窥到一角了。
1920年7月,在母亲的催促下,郁达夫从日本回来后,马不停蹄与孙荃完婚。
孙荃嫁入郁家,在旁人看来是非常委屈的。孙孝贞思想开明,对郁家开出的苛刻条件一一接受,譬如大喜当天,孙家自己将女儿送入郁家的大门,而聘礼一概全无。
当然,如此一来孙家也不好再为女儿准备嫁妆。
所以这一天,虽然是大喜日子,但郁家和孙家都没有鞭炮齐鸣,高朋满座的喜庆场景。
反而因为新娘正好染上疟疾,为这一天蒙上了灰色的阴影。
因为身患疟疾,使得孙荃一脸苍白,浑身无力。揭开盖头后郁达夫便没了兴致。
原本该红宵帐里困鸳鸯,最后却只剩烛光中枯坐的两个身影。
斯情斯景,似乎冥冥中注定,他们的婚姻,将走得异常艰难。当然,更多是相对于孙荃而言。
不过,这只是一个不太愉快的插曲,因为婚前有过三年的书信往来、诗词唱和,所以婚后,他们也过了一段神仙日子的。
自1920年至1926年,无论是在富春江畔还是奔走于安庆、上海与北平等地,于孙荃而言都是最甜蜜的时光,而这快乐甜蜜的几年,将成为后五十多年她孤苦生活中的下酒菜。
这六年,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他为一家生计奔走各地,而孙荃则成为他后面的守护神,她养育孩子,侍奉婆婆。当他连出行的路费都拿不出来时,她二话不说便拿出首饰奔去当铺。她自幼养在罗绮之中,却毫无金娇之气,纵然生活清苦,她却甘之如饴,只因她甘愿为他牺牲一切。
可是,诗人的本性总是风流的,在为柴米油盐发愁一段时间后,他的本性又暴露了出来,他渐渐流连于一些烟花女子身边,无论美丑姸蚩。
而这一切,他似乎嫌不够热闹,还将其写入他的作品中,或许在他看来这是至情至性,抑或是炫耀自己的魅力,但是每每孙荃一看,都要心凉如水。
这时的孙荃哪里知道,这些烟花女子于郁达夫的人生而言,不过是开胃小菜,真正的饕餮盛宴王映霞,很快到达他们的婚姻现场,并搅弄出一番风云来。
1926年冬底,郁达夫受托至上海创造社工作。次年一月,孙荃给他寄来一件羊皮袍子,令郁达夫感动不已,当夜将其写入日记。
生活就是这么有戏剧性,次日穿着妻子寄来的袍子显摆的郁达夫,就这么邂逅了让他魂牵梦萦的女子——王映霞。
这一天,郁达夫至好友孙百刚家做客,见到了丰满健美、青春昂扬的女子,经介绍,才知对方乃杭州四大美女之首王映霞。当时被爱神之箭射中。他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开始对王映霞展开狂热的爱情攻势。
彼时的郁达夫年已32岁,而王映霞方才19岁。
在此之前,接受新式教育的王映霞,早已耳闻过郁达夫的大名,并且对他的才华十分倾倒。
所以在接到偶像发来的爱情信号时,王映霞很快就动心了,只是她还有一个疑虑,那就是郁达夫是有家室之人,而如果只能做个小妾,于自幼长于富贵之家的她,是难以接受的。
在她犹豫的同时,郁达夫除了柔情蜜意的情书纷沓而来,还有他的挥金如土,他与她吃饭,一定是在最高级的饭店,他们会一起看好莱坞电影,为她置办最时尚摩登的服饰……
郁达夫到底是懂女人心的,这个年纪的王映霞,正是虚荣心爆棚的年纪,花前月下于她是穷酸作派,只有一掷千金才让她心花怒放。
她终于不再矜持。这一天,她与他在上海江南饭店一房间长谈,提出若要结婚,必须明媒正娶。意思只有一个:郁达夫必须离婚!
也不知郁达夫是如何巧舌如簧,总之后来他俩举办订婚仪式时,孙荃还是郁达夫的妻子。
1927年6月5日,当郁达夫与王映霞喜气洋洋在风光下互相倾诉爱意时,远在北平的孙荃正躺在产床上痛苦呻吟着,这一天,她与郁达夫最小的一个孩子出世。
订完婚后,郁达夫才给孙荃发去一封信告知此事。月子中的孙荃虽曾以死抗争,但最后却无可奈何接受了现实,她还有几个孩子需要他,而且她爱他,就得接受他爱的王映霞。
郁达夫订婚回到北平后,见到瘦得不成人样的孙荃,动了恻隐之心。他让她继续住在北平,而且不会与她离婚。孙荃却一口回绝,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回到富春江畔的老宅,一住就是五十载。
自此,郁达夫和王映霞开始了同居生活,次年2月,两人正式结婚,这一场婚礼还因文人柳亚子赠的“富春江上神仙侣”,一时传为佳话。
婚后两人如烟火神仙,那段时期,他们一家每月花销两百元,吃得比鲁迅家还好。随着孩子们陆续出生,开支日渐增加。郁达夫也渐渐感觉到身心疲惫,与此同时,他与王映霞的矛盾也日渐显露。
郁达夫多情,但并非绝情,虽然他爱王映霞的朝气蓬勃,但对于孙荃的贤良亦念念不忘。
而这正是王映霞所忌讳的。两人为此多次争吵后,郁达夫于某一天,取走家中一张五百元的存折,跑回来老家。
只是孙荃以视他为外人,不愿与之攀谈,但仍旧做出他最喜欢吃的家乡菜。
而此举彻底激怒了王映霞,她觉得郁达夫“回富阳与孙荃同居,是对我感情的倒退,比起嫖娼更不可原谅。”
王映霞的眼中,原配孙荃连外面的烟花女都不如,想来在她的人生字典里,是没有“先来后到”这种词语的吧。
随后她作出了反应,她请来律师和自己娘家人,逼着郁达夫写下赠与版权的法律文书。如此一来,郁达夫的经济权便旁落这位新欢之手,以至他每月给发妻寄去的生活费,都要经过王映霞之手。而每每因此,他都要跟她赔尽了笑脸。
当王映霞还在因掌握经济大权沾沾自喜时,一个人很快给她“一巴掌”,为孙荃狠狠出了一口气,这个人就是郁达夫的母亲。
郁达夫母亲七十大寿,自认为于郁家有“开枝散叶”之功、且光明正大嫁入郁家的王映霞,非要与郁达夫回去拜寿不可,她打定了主意,这一次一定要好好争一个名分。
郁母生有三个儿子。按规矩,给老人拜寿,先长后幼,先男后女,依次进堂跪拜寿星。
所以排行老三的郁达夫,他的媳妇是最后一个拜寿的人。
有趣的一幕出现了。
当郁达夫拜完起身时,王映霞准备要抢先进入时,孙荃先从旁边插入,抢在了她前面。而孙荃一拜完,郁母马上起身,宣布拜寿结束。
这让王映霞又恼又羞,又气又恨。显然,虽然她是和郁达夫举行了婚礼,但是郁家人根本没有将她视为一份子,就连小妾都有资格拜寿呢,她却连小妾都不如。
而郁达夫呢?仅仅是敷衍的安慰。她甚至怀疑这是郁母与郁达夫商量好的,不然为何当时一句话也没有?
说到底,一如郁达夫诗中所言,她就是“下堂妾”。
王映霞将怒火吞回了肚子里,她在等,等一个爆发的时机。
1934年,为了满足王映霞的要求,郁达夫不顾鲁迅的劝阻,坚持回杭州买地盖房子。他们为这宅院取名“风雨茅庐”,“茅庐”产权归王映霞所有。而为了这“茅庐”,郁达夫不惜四处奔走,东挪西凑。谁知“茅庐”盖成后,不仅是经济上拮据不已,还让他遭受精神上的打击。
“风雨茅庐”的建成后,王映霞也接触到更多上层社会的人物,她开始与许绍棣、戴笠等人过从甚密。某日夜不归宿,郁达夫一怒之下登报“寻人”,闹得满城风雨。虽然后来在王映霞的要求下,郁达夫登报自认“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表示的歉意,但两人分开的因子也已经结下。
终于,在他又发现屋角有三封别人写给她的情书时,火冒三丈。于报上发表《毁家诗纪》,将家丑披露世人面前,震动了文坛。
此事一出,王映霞便单方面刊登了“离婚启事”,并明确表示三个孩子“统归郁君教养。”
自一见钟情到劳燕分飞,两人一共经历了十三年。
此后两人各奔前程,郁达夫一心投入抗日战争中,王映霞则趁着姿色还没消退,努力打扮自己。再次出现在交际场上她,仍旧美丽如初。
后来,她嫁了一公司高管钟贤道,他给她办盛大体面的婚礼,以至晚年,王映霞对那场婚礼仍念念不忘:
“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命运眷顾于她,在郁达夫去世后几十年,她仍能在西湖边听风观雨。但想起往事她仍不能释怀,她在回忆录中极尽为自己当初的行举辩解,笔尖所到之处,无不让人同情“这个女人真不容易”。
可是,纵观她的一生,哪有那么多不容易?三个儿子说丢下就丢下,某次二儿子郁云从人家跑出来,想见见这个妈妈,她却不让进钟家,只约他到知道邮局门口见面。她怕这个儿子会影响她和钟家的关系。
郁云后来与她一生没有往来,其他两个孩子与其也疏离得不像母子。
不仅是跟前夫的儿子,就连他与钟贤道生的女儿嘉利,后来想从乡下调回上海工作,她却说只想安静读过晚年,不想她回来。女儿要去看她,她却担心会被外孙吵到。然而如此追求清净 的她,后面几年还是靠女儿终日服侍左右,才得以体面度过。
晚年的她还记恨着郁家原配孙荃,称郁达夫遗嘱只提及她与第三个妻子何丽有,暗嘲孙荃被丈夫遗忘。而事实是因为终日与死神为伍,郁达夫每年都写一封遗嘱,内容却无人知晓。
再看孙荃的一生,一人起早贪黑抚养三个孩子,伺候家婆,苦守老宅。原本属于她的东西,还要经过第三者的同意才能得到,她却没有一句怨言,她将仇恨都埋进了心底,渐渐淡忘。每日听着富春江水的潺潺之音,看着门前的藿香花开,守着墙上郁达夫的遗像,静静走完了一生。
她活到了81岁,文采更是斐然,但她却没想过要写一本回忆录,诉说一世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