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河北兴隆的诗上庄去小住，在满眼的诗歌墙上，感知那些遥远而熟悉的诗与人。特别看到诗人李瑛、李小雨、雷抒雁、韩作荣以及刚刚去世不久的刘章先生的诗，不由得让我心情凝重。我对同行的军旅诗人王晋军说，这些人都曾经辉煌过，我很骄傲的是，他们在世的时候，我与他们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
我清楚地记得，在2002年，已经快80岁的李瑛先生，在一个夏季的上午，他竟然骑着自行车给我送来他刚出版的诗集。我到单位门口迎接他，邀请他到办公室小坐，喝一杯清茶。可李瑛先生摇着头说，不行呀，他还要再给其他几位朋友送诗集。我说，这么热的天，您让勤务员帮助送就行了。李瑛先生说，他身体还可以，骑上车转转，也可以放松一下。说完，他右腿很轻松地一蹁，就上了自行车。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流中，心中不由一阵感动。
李瑛先生的女儿李小雨在主政《诗刊》期间，我们交往很多。不过，我那时没在《诗刊》发表过一首诗。李小雨的诗在我主持的报纸副刊上发过几首，但更多的是她推荐的业余作者的作品。这倒不是说，她推荐的作品不够在《诗刊》发表水平，而是她那里的版面实在太拥挤。李小雨还经常为业余作者写评论，千方百计地推介。在我的印象里，她常年提着一个布兜子，里边放着许多业余作者的作品，得空就看看。一年，我们在什刹海南岸的《民族文学》杂志社，为一次征文进行散文和诗歌评选。那天，外边暑热，李小雨来的时候浑身大汗，我们那时已经就散文作品讨论完，有了基本意见，单等李小雨来听她对诗歌作品的评定。李小雨不慌不忙，把我们经常见到的那个布兜子打开，将一大摞诗稿打开，便一首一首地评述。不知不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她手中的作品还有一半未讲，这时有人提出，不必每一首都讲，挑重点的说。譬如，评10个人获奖，只谈自己认为好的前10名或前15名即可。可是，李小雨似乎没有听进去，她仍然按照她的节奏去讲。待都讲完后，她又对本次征文的整体印象做了一番阐述。看着她那一丝不苟的认真样子，那一刻我是由衷地服了，这当然包括她对诗歌的理论认识。
从李瑛父女，我不由想到我最初的文学创作。记得我萌发写诗是在1983年中考失败后，那同样是一个夏季，自知无法上重点高中了，上本校的高中也不可能考得上大学(在1981年到1983年，已经连续三年没有人考上大学)。我成天苦闷得不知自己往何处去。一天，我没事翻家里的《北京日报》《法制日报》，不经意间，从中看到副刊上发表的几首诗，我读了几遍，就觉得写那样的诗并不难，于是便有了我也试试的想法。
在小学二年级，我曾经模仿古诗写过绝句一类的诗，发表在学校的《三夏战报》上。如:东方升起红太阳，我们早早起了床，拿起工具上麦田，革命精神大发扬。前些日，我小学同学到城里来看我，他们还有人跟我提到这首诗。我说，这哪是什么诗啊，不过顺口溜而已。或许，这顺口溜里确实蕴藏着我写诗的潜质，虽然六七年没有再写所谓的诗了，可现在面对作文纸写诗，我还是有些激动的。一连几天，我写了六七首。写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更不知道去找谁看。我母亲看我成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她说，他们果园里有个烧锅炉的刘师傅，喜欢写写画画，有时果园的广播喇叭还广播他写的广播稿，具体那稿里有没有诗她也不知道。
母亲基本不识字，她怎么能知道什么是诗呢?母亲说到刘师傅，她又有些犹豫。多年后，我从别的文友那里知道，刘师傅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女知青好过。那时，刘师傅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图书室亲热时被保卫科的人给抓住了。结果，他们俩双双受到行政处分。从此，刘师傅就像变了一个人，行为做事总是小心翼翼，而那个女知青我是见过多次的。记得有一年冬天，她被果园一个劳改释放回来的男工给打得遍体鳞伤，她不敢在职工宿舍住，就缠着我母亲，非到我家里借宿。我父亲当然知道这个女知青的遭遇，埋怨我母亲干嘛招惹这样的女人。母亲说，你没见那男人怎么打她，她惨叫得比黄鼠狼抓鸡还难听。我也是没办法呀，可怜可怜她吧，人都有个难处。
母亲最终还是下决心让我见了刘师傅。我去的时候，刘师傅正往锅炉里铲煤，那火焰红红的，夹杂着很多烟尘。刘师傅见到我很客气，他停下手中的活，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说五点下班后职工要洗澡，他必须把水烧热了。趁着锅炉里的煤正烧着，他抓紧给我看诗。锅炉房很暗，头顶上有个灯泡，也就15瓦，好在有炉中的火映照着，刘师傅很快把其中的三首诗看过。那一刻，我的心怦怦地跳，这是我第一次写诗给一个高人看哪!
刘师傅拿着我的诗半晌没说话，接着他又看了一遍，这才对我说:你这几首诗写得真不错，水平超过了我。这样吧，过几天我把你介绍给农场的其他几个朋友，他们比我有见地，听听他们怎样说。我问，这诗能发表吗?刘师傅说，应该差不多。
就这样，几天后我在农场见到了其他几位老师，他们那时都在机关当着宣传和工会部门的干部。对于我这个小孩儿的到来，他们没有嫌弃，把他们写作的心得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一年后，也就是我在上职业高中时，便正式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发表作品带给我的巨大喜悦，那一天，我比什么“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都要幸福得多。
在农场工作6年后，上世纪90年代初，我调到京城的报社工作。在担任编辑的二十几年中，我始终不敢对业余作者怠慢，每次看到他们的文稿，我都仿佛和久别的自己再一次相遇。如今，我已办理了病退手续，在家里我又回到了埋头创作的年代。不同的是，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令我十分遗憾的是，我昔日农场的文友，在我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人能走出农场，有的早已退休多年，有的甚至已经离世了。每当夜晚，回首自己的青春岁月，我常常会想到他们，想到那个无私而美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