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读后感

《李鸿章传读后感》

引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工作之余偶尔读读史书，也是件惬意的事儿。如果问我喜欢读哪个朝代，我无法给你答案；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我最不喜欢读的是1840年后的清史，充满了屈辱。
读《李鸿章传》极其偶然，这个想法来自于读《曾国藩家书》，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弟子，书中记载了二人的书信往来。众所周知，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非常欣赏和敬佩曾国藩的。想必，作为得意弟子的李鸿章也差不到哪儿去，故想对李鸿章多一些了解，这才读了《李鸿章传》，也算是爱屋及乌吧。
我从不敢轻易提笔对历史人物做评述，因为我可能无法准确的捕捉当时的历史背景,任何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和时代交融在一起的，脱离开时代背景的评述本身就具有历史局限的，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但是，读完《李鸿章传》，内心一直有一种想对其做评述的冲动，可能是我们又处在了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里，国虽大，但列强环顾，亡我中华之心不死！

自开始写《李鸿章传》读后感，脑子里总会闪现出一些零星的片段：既有其少不得志的彷徨，又于其中年的意气风发；既有其晚年的心力憔悴，又有其临终前的壮志未酬。

李鸿章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该传记中不乏古今中外、社会名流对其一生的评价，褒贬不一。其长处与不足也都加以阐述，但整体来说对其一生之贡献，以及才能予以肯定。

众多评价之中，我尤为推崇梁启超先生对其一生的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李鸿章最大的功劳，我认为是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尽力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基本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了一份坚实的基础。同时积极开展洋务运动，努力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为今后的国家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

客观来说，李鸿章的一生是辉煌的，也是屈辱的。为了挽救大清，他力挽狂澜，强势镇压太平军，捻军，从而维护了大清朝的相对安定。他效法西洋，出访欧美各国，开展洋务运动，办学堂，造船厂，志在强大中国。他与众列强唇枪舌战，以一人之力周旋于列强之间，虽签众多不平等条约，实则力不从心，无奈之举。我甚至认为，李鸿章无丝毫利己之心，处处以江山社稷为重，其一生矜矜业业，不辞辛苦，至死不渝。

既然其位高权重，又一心为公，为何却壮志未酬，反而国力日趋衰退呢？为何能击溃占据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捻军，而无力驱逐列强呢？为何被世界公认的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却总是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呢？

他的思想是狭隘的，是典型的儒臣，严格恪守儒臣的纲常伦理规范。他爱国，更忠君，甚至到了愚君的地步。尽管他打破了部分旧思想，接受了新鲜事物，推崇洋务运动，但是他却无法跳出封建思维的禁锢。

一个儒家文化的饱学之士，他哪里知道，生产技术的变革会推动思想的变革，思想的变革会更好的推动技术的进步。他也不知道，西洋的火车已经冲破了西方君主的特权而走上了君主立宪，而洋人的大炮居然没有打破大清皇帝的封建专制。他更不可能知道，引进西洋的先进技术不仅仅是要提升大清的工业实力，还承担了冲击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重担。

开展洋务运动，与其说是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不如说是用西方已开化的思维对抗中国千年的封建，并且是以一个李鸿章式半开化的思想，对抗几千年来万万人的禁锢，因此其成败或许早已是注定的。尽管洋务运动失败了，但在如此官僚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中国也算是了不得的尝试了，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也仅有李鸿章一人敢尝试而已。

他以铁腕手段，不计一切代价的镇压农民起义。他的“成功”确实和他的努力分不开，可是为什么他却打不过任何一个瓜分中国的列强呢，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战，当时的整个北洋舰队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最后却落的个溃败，甚至有临战而逃的战舰。农民起义军的武器装备不如列强，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不是能二者的关键区别。我认为二者的关键区别是，农民起义军和当时的清政府军都是当时的封建思想指导的，甚至不知道在为什么而战。似乎在战争的前期，农民起义军比清政府军更清楚战争的目的，至少起义军能第一时间获得战争回报。尽管这是一个狭隘的指导思想，但是在起义初期，起义军因此也较快占据一定的优势。而当起义军获取到战争回报后，就会和清政府一样安享于现状。当战争进入到胶着状态时，才是战争指导思想较量的开始。最终作为当时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又开始作祟了。起义军内部由于没有系统思想的指导，军纪涣散，甚至会隐隐约约的感受到叛军、逆臣、逆党这些儒家思想所不齿行为的谴责。而反过来在有号召力的李鸿章鼓动下，这种思想恰恰能提升清政府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当时整个清廷的所有幕僚对于镇压起义军基本保持一致的态度，因为起义军和清政府是不能共容了，二者必有一死，所以，从利己的角度分析，清政府内部给予李鸿章镇压起义军的阻力会很小。

而当李鸿章怀着此种抱负用于对抗列强诸国时，却显现出了弊端。

第一、当时清廷效率低下、毫无建树的官僚体系与西洋高效、崇尚自由的君主立宪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整个中国封建思想系统与西洋的民主、自由也是无法抗衡的。当时的中国和西洋，就像是用藤条捆着四肢的羔羊遭遇到了自由、凶猛的野兽，更何况思想的禁锢比捆着四肢还要可怕，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清廷内部对待列强的态度与起义军不同。对待起义军，整个官僚系统几乎一致同意镇压，因为没有商量的余地。而对于列强的瓜分，清廷的官僚们却一直在幻想委曲求全或者通过妥协来换取片刻的苟且偷安。我甚至有必要怀疑，清廷的幕僚之所以对列强委曲求全，是因为他们能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历朝历代对待起义军的手段，而找不到对待列强的策略的缘故。在这样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历史赋予了李鸿章改变民族命运的使命，可惜李鸿章却没有突破常规思想，开拓创新的魄力。也正应了时势造英雄，而英雄没有造就时势的悲催啊！

对于一个处在世界剧烈变革，列强虎视眈眈的时代，支撑着一个破旧不堪，国力日益衰落的王朝，游走于列强之间，为国忍辱负重的老人来说，李鸿章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比李鸿章更煎熬，因为他为那个王朝肩负了太多的责备。他的一生也都在不断的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也在终其一生的实践着。

纵观李鸿章其一生，为国鞠躬尽瘁却终不能实现富国、强国之志。在他所处的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确实对这样一个在满洲清廷身为汉臣的他来说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是，纵观古今中外成就伟业的重臣，哪个的环境又会比他好的多呢？

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位高权重，能够执掌大权40余年。虽有高处不胜寒，却能游走于清廷各派之间；虽国力衰弱，却能周旋于众多列强之间，这足以体现其处事之智慧的高深。临终还能得到了朝廷的褒奖，最终能善始善终，他是幸运的。而这也正是他的不幸，身处一个动荡的年代，又执掌大权，朝野相倾，居然没有成就一番伟业，实属遗憾。他之所以演绎了一幕历史悲剧，其个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了强国，他效仿西洋，开展洋务运动，却只学得皮毛，不得精髓。在推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畏首畏尾，实行“官督民办”的策略。在一个官本位的封建时代，官大于天。层层官员贪腐，侵占民资。最终民资不敢进入，致使洋务运动釜底抽薪。

列强对其有所顾虑的北洋舰队，一场海战全军覆灭，更有其将领未战先逃，这不得不说是李鸿章的用人不善。

在外交上，李鸿章试图依靠一个列强去压制另一个列强，完全没有外交自由。弱国无外交，在其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在清廷内部游刃有余的处事之道完全不适用于国际外交。

英国军官查理·乔治·戈登，协助李鸿章打败太平军，李鸿章也对戈登的军事才能表示佩服。正值整个中国被列强瓜分，清廷已无力带领国家走出困局之际，戈登劝解其拥兵自重，重振国体，并承诺愿意追随其左右时，他却胆颤心惊，断然拒绝。

综其一生，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方面的才能来看，他都不够足以应对当时中国的困局。他始终恪守中庸之道，从不敢打破固有的平衡，其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在儒家的世界里，他堪称完美。他似乎也在追求一个自己完美的终结，而这个完美也仅仅是对他个人而言，对于国家，残缺不全。

尽管他有诸多的不足，但在当时众多的清廷官员之中却无望其项背者！

1901年11月7日晚晴一代明臣李鸿章病故，带着屈辱，终结了他的时代。

李鸿章的时代结束了，但晚清，风雨飘摇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还将在苦难中继续前行。

没有人能看清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这一点从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肺腑之言足可见当时的焦虑。

“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严重数倍，今天想要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再见到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我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结局”。

今日之改革者，远非昔日之李鸿章。今日之中国，远非昔日之中国。

重读李鸿章，希望我们能铭记历史，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