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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媒》:旗人穷姑娘嫁豪门,书写另类“父母爱情”的故园春梦

一个女子,在结婚当日才看清楚丈夫的长相,这样开始的婚姻,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一个女子,在结婚前一日才发现,丈夫不是比自己大6岁,而是整整大18岁,这样开始的婚姻,几乎注定是悲剧的悲剧了。

可《状元媒》中的女子陈美珍,坐了花轿过了门,才发现,前房的子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只能说是一群;而偏房,还住着一位夫人,新过门的新娘子,只是三房之一……

新婚不是喜庆,而是灾难。

《状元媒》固然有它的辉煌:清朝最后一位状元保媒;有它的满足:浩大而体面的婚礼。只是,这个婚礼有个小尾巴:新娘闹得厉害,新郎连夜逃跑……

《状元媒》:旗人穷姑娘嫁豪门,书写另类“父母爱情”的故园春梦

《状元媒》这部小说,是满族作家叶广芩家族系列作品最精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主要讲出身于南营房的穷苦丫头陈美珍(即后来的我母亲),由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做媒,促成了和皇室后裔父亲金瑞祓的婚姻,成为一时佳话。

在叶广芩笔下的家族历史演变中,《状元媒》中陈美珍和金瑞祓的婚姻,是平民和贵族的联姻,进入金家大宅门的陈美珍,也是作者书写的唯一一位清末平民女性,此后围绕“小格格”所发生的故事和人物,都打上了“贵族”或“奴隶”的标签,只有陈美珍,她不是男性形象的陪衬,而是平等地拥有独立性格的个体。

叶广芩对“母亲”陈美珍的塑造,可以划分为婚前和婚后两个阶段。

婚前,她是典型的小户人家的女儿,具有满族女性特有的大方和独立;婚后,她进入贵族金家,被男权文化的阴影笼罩,在阴影下小心翼翼地活着,展示了被男性权力压抑的生存境况。

《状元媒》:旗人穷姑娘嫁豪门,书写另类“父母爱情”的故园春梦

01. 对传统的继承:养育幼弟;接受婚姻

陈美珍是满族姑娘,她生活的南营房曾是正白旗的兵营,最主要的特征是“穷杂”。

她有一个没有担当的父亲,在她10岁时,卖杂货的父亲和伙计,因为东安市场一场火灾,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从此人间蒸发,无影无踪。

后来母亲再嫁,过了几年,又给她生了弟弟。

父母去世后,南营房姑娘陈美珍, 主动以“长姐如母”的传统伦理规约要求自己,靠做手工补花,承担起照顾同母异父弟弟的重担。

美丽的母亲一直待字闺中,到了三十岁才出阁。这样的老姑娘别说在八十年前,就是在今天也属于‘老大难’范畴了。我问过母亲为何不嫁,母亲说,你姥姥、姥爷都去世了,你舅舅还没成年,我嫁了,他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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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讽刺的是,陈美珍结婚的时候,这个弟弟18岁了,依旧是想得多做的少,想做的多,能做的少,一事无成,成为姐姐的心病。

陈美珍甘愿放弃自己最美的年华,在家里劳作成为老姑娘,这里面,有她对传统道德和亲情的坚守,其实也包含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训和约束。

南营房姑娘和皇族金四爷的联姻,两个毫不相干、没有丝毫交集的人能够走到一起,缘于状元刘春霖的做媒。

状元的保媒,亲戚七舅爷的朋友,陈美珍最终接受了金四爷这桩婚事,无私地担负起抚养金家众多子女的责任,主持金家事务,在成为金家的主心骨。

小门小户的出身,使母亲身上多了一份亲切与随和,少了一点规矩和礼制。无论对哪房的孩子都视如己出,事无巨细,尽职尽责。她将传统母亲应有的慈爱、善良倾注在了每一个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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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陈美珍身上,承载着女性的温柔天性,善良无私,爱孩子,重家庭。她习惯以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去面对现实的挑战,她的选择也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

面对传统,南营房母亲满足于作为一名妻子、母亲应有的家庭地位,珍惜家庭男性给予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是她与传统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南营房母亲又不像中国传统母亲那样,只知一味为父权社会服务,她也有自主独立的一面。

02.对传统的反叛:不完全的独立自主

从未婚、订婚、结婚到婚后,南营房母亲大部分表现为传统女性柔弱、归顺的一面,但她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抗和斗争,来争取自己的主体地位

受时代的影响,在“母亲”与男权文化斗争时,她的主观意识是模糊的,仍然把自己摆在从属地位,摆在为大家庭服务的地位,本质还是被符号、形象、意义所代表,作为人格主体,她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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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娘家时,因为父母早亡,弟弟年幼,“母亲”陈美珍有机会为自己做主,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年近三十,她还坚持“绝不嫁给有婆婆的人家儿”的信念,依靠做补活儿,养活自己和幼弟,直到弟弟成年,这可以看作陈美珍内心的第一次微弱发声。

三十未嫁,在旧时代,无疑是有违世俗礼教的,陈美珍却能不顾世俗观念,做出自我的人生选择,这无疑打破了传统女性静默无声的境地。

结婚前一天,当知道自己成婚的金家四爷比自己大十八岁而不是六岁时,陈美珍有了第二次发声。

她要求舅舅去和媒人讨说法,摔打新房里的东西,拒绝开脸,可是媒人说“一切以帖子为准”,帖子就像契约,将一切定死,母亲无法继续抗争,最终上了花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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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花烛夜是母亲的第三次抗争。

得知偏院还住着一位夫人,她要求见媒人刘春霖,还张嘴咬了新郎金四爷,闹得新郎连夜逃窜。

陈美珍无畏、不屈、刚烈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示,表明了下层旗人姑娘对于婚姻的向往和要求。

不幸的是,在当时的观念笼罩下,这些声音最后都以妥协告终。在娘家优先考虑弟弟,在夫家接受比自己大十八岁的丈夫,女性在社会上,仍旧处于弱势、从属地位。

在金家,表面上南营房母亲有持家的权利,实质是在为父亲代表的男权文化服务。而在主流文化的熏陶中,金家的父亲经常是“缺席”的,母亲则为金四爷在整个家庭中树立权威,维护父权社会的伦理道德,在父亲行使家长职权时,母亲只能退居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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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营房姑娘陈美珍,带着母性情怀照顾幼弟,也懂得适时放手,操持自己的婚姻;成婚后,在金家大宅门做女主人,怀着博爱的母性哺育下一代,巩固人伦亲情。

在她身上展示的,是传统女性道德标准的典范,无论是身为女儿,人妻,还是人母,都得到了作者的歌颂与赞扬。

03.矛盾的统一:妥协与坚守

南营房姑娘陈美珍身上,有着旗人姑奶奶的特性:麻利泼辣,敢作敢当;也有着旗人的弱点:虚荣。

当姑娘时做补花养活自己和弟弟,可嫁入豪门后,陈美珍回娘家,再也不曾靠近过那些针线,她认为自己是有身份的人的太太,要随时保持“太太”的清醒和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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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妥协与委屈,在满腹经纶的金四爷——“父亲”眼里,她始终是那个目不识丁的南营房姑娘。

金四爷从未到过南营房的岳家,对陈美珍喜欢的评戏嗤之以鼻。

在精神世界里,“母亲”和“父亲”,从来都是不平等的。金四爷再婚,只是为金家找一个女主人,一群孩子的保姆。

在成年的女儿面前,南营房母亲对这桩婚姻的感受是“”。

我说,真的很好?

母亲说,真的很好。有什么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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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好”的理解,透过“我”对母亲纯粹生活理念的分析而展开。为衣食无忧而满足的母亲思想简单,她在意的是日子,因此面对自己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时,她有着简洁而坚定的回答。陈美珍不在乎文化差异,她在乎的是日子,只有一天天的日子,在她眼里是实实在在的。

“恩爱”的含义,“恩”在先,是责任和义务;“爱”在后,是基础和铺垫。

在这种日常温情的叙述性话语中,刻画出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离的母亲形象,传统的道德规范,始终在要求她,无法忘记社会和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曾经自己当家作主培养出来的自我需求,又让她小心翼翼地寻求着,试图在复杂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主体”地位。

《状元媒》:旗人穷姑娘嫁豪门,书写另类“父母爱情”的故园春梦

该如何评价南营房姑娘陈美珍呢?她毕竟离不开那个时代,在当时,她也算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抗争,而身为女性,在做女儿和做母亲这两方面,她也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

做女儿,她也天真烂漫,为父母分忧,自食其力抚养弟弟;做母亲,她用自己的无私奉献,为金四爷照顾一大群子女,不偏心不携私,赢得了儿女们的尊重和爱戴;唯有做妻子,她没有办法按自己的意愿去争取。这是时代使然。

《状元媒》:旗人穷姑娘嫁豪门,书写另类“父母爱情”的故园春梦

叶广芩在《状元媒》中,用生动、真实的笔触,塑造了善良美丽的南营房姑娘陈美珍的形象。她用一种不聒不燥的语调,展示了以金家为主的旗人世界,这里有生活的精致与无奈,也有人世的变迁与孤寂,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旗人社会的民俗风情。

作家以她那温婉的笔触,传递出“我”对于北京城与满族世家的独特感受和体悟,以诗性的语言传达着一种淡淡的落寞之感。

叶广芩写道:

假如宇宙有支点,让我们跳离时间的长河,远远地观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滚滚尘嚣中,那里存在过的一片片整齐划一的平房和演绎在其中的贫穷市民的酸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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