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宋朝相距只有短短的53年，但恍若两个世界。唐时期社会活力旺盛，两宋虽商品经济繁荣，但跟唐朝相比表现出非常大的不同。仅从最能代表两朝的文学体裁，唐诗和宋词就能看出来，唐诗很多张扬个性，宋词很多充满哲思。相信大家也对这两个仅隔半个世纪，却表现出巨大差异的大一统王朝充满了好奇。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差异呢？

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

01.变法的遗产——党争

首当其冲就是党争，因为南宋的朱熹等人喜欢给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脸上贴金，可即便没有二程，理学家仍然可能发掘出其他人来填补二程的地位。但是如果没有王安石、司马光的争斗，就不会有理学产生的环境。

王和司马两人的争斗看上去是因为改革问题，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从北宋创建以来，随着文官的地位提高和稳固，文官之中就产生了一种复古主义的传统。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的混乱让北宋初年的文人开始反思：为什么会产生战乱？他们得到结论是：唐代的自由太多了。所谓自由太多，一是在意识形态上三教并立，人们的思想是分散的，缺乏合力。二是因为臣下对皇帝的不尊重，北宋太宗就曾经嘲笑过唐德宗。唐德宗时期由于藩镇割据，藩镇不听皇帝的话，皇帝也没有能力去教训藩镇，因为他没有钱，甚至只能朝着藩镇求爷爷告奶奶，请他们出钱。

而剥掉了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温情面纱的，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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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搁置王安石变法的功过对错和原因分析，仅仅说变法过程中政治斗争带来的不良影响。

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遗产反而不是变法本身，而是变法带来的党争。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改变了人才录取标准，并直接打击那些反对他的人。但新上台的这些人往往都是投机分子，他们之所以支持改革，是因为想上台而已。

改革失败后，司马光等人上台，王安石下台。由于此时已经没有了容忍的风气，于是又开始了另一轮斗争，改革派下台，保守主义者上台。事实证明，保守主义者并不比改革派好，甚至更糟糕，他们在打击政敌上同样不遗余力，同时还缺乏改变现状的精神。北宋的政治更加混乱，直到另一次反转。

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再次找到了改革派，把保守主义者打入禁区。双方的斗争最后耗尽了北宋王朝的元气，不仅无力解决经济问题，就在精神上也趋于分裂，无法抵抗更加凶猛的女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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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斗争逐渐白热化，而苏轼“两边不讨好”，他的结局注定悲惨。

02.实用主义的终结和余韵

在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另外有一类人，他们不肯依附于其中的任何一派，试图保持独立性和判断力，结果遭到了双方的打击。这一派人的代表叫苏轼。

苏轼的年纪比司马光和王安石小十几岁 ，却继承了更上一代的范仲淹的传统。他一方面不避讳改革，而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急功近利的聚敛式改革。在改革思路上，他也继承了范仲淹的想法，并不把为政府征税当作第一位，而是主张政府应该节用，把钱花在刀刃上。对于王安石改革中以敛财为目的的内容，他持反对态度，但对于改革中有助于理顺经济关系的部分，他又是支持的。

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本来应该是一个人所持的最正确立场，却在当时遭到了两派的反对。人们对于苏轼的文采大都非常赞赏，但他在仕途上却屡遭排挤，在中央闲差和地方小官之间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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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宋代最有文采，也有能力的人几乎在一辈子漂泊中死去。他本人对生活采取了一种豁达的态度，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既不表现出得意，也不表现出失意，只是当作一种生活状态接受下来。

虽然他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出最大的成就，但他的遭遇仍然说明了宋代的问题：在一个强调主义的环境中，任何试图撇开主义做实事的人都不会被容忍。苏轼之后，能够生存的，也只有过于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以及不着边际的复古主义者这两种人了。

苏轼的遭遇说明了夹杂在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中间派不可能有出路，北宋晚期的政治只能在这两大派别之间颠簸。在北宋后期，由于皇帝越来越缺钱，实用主义始终比复古主义领先一步，也更受宠。但也正因为实用主义更加受宠，随着北宋的灭亡，它也就成了替罪羊，受到了人们的鄙视，无形之间让复古主义者得了利，这也是为什么南宋成了道学先生乐园的原因。

可以说，实用主义的失败促成了复古主义的兴盛，而复古主义的兴盛，又锁死了中国摆脱封闭的最后机会。在王安石之后，两派的斗争继续。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死后，九岁的宋哲宗当上了皇帝，实际掌权的是宣仁太后（英宗的皇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司马光、范纯仁等反对变法的“旧党”重新上台，废除了新法。

那南宋呢？各位Kindler别着急，南宋有理学呢！

存天理，灭人欲

03.卫道士的到来

从谱系上，道学从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后来的张载、周敦颐，再到程氏兄弟，最后由南宋的朱熹集大成，完成了体系的构造。宋代的党争也随着道学的发展而出现，经过了两次党争之后，道学最终成了胜利者，在南宋末年成了社会的统治性思想。

南宋时期，在“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争论中脱颖而出的理学终于逐渐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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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后来成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其实命运多舛。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少正卯先例斩首。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党禁对朱熹学派打击极大，列入“伪学逆党籍”黑名单的无一幸免。扛不住压力的改换门庭，过门不入；立场坚定者也只能蛰伏山林，或者偷偷摸摸夜里来见朱熹。理学在南宋，其实有一阵子是地下党。

后来承继大统的赵昀（读如匀）推崇朱熹。这位因崇尚理学而被尊为“理宗”的皇帝，在朱熹去世二十四年之后由朱熹政敌的政敌拥戴即位。他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利的思想武器，于是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这当然尊贵之极，尽管由于政敌被暗杀，朱熹在宁宗后期已经恢复名誉，他注释的《论语》和《孟子》也成了官办大学的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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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伪学和妖术，现在变成官方哲学。

此后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无人能及。从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到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儒生必读，再到康熙帝极力拔高朱熹地位，三个不同民族建立之政权，观点居然惊人地一致，程朱理学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时间便长达七百年之久。各个学派轮流坐庄的事，再也没有。

04.从江湖到庙堂

宋代的政府控制力不强，如果宋朝不灭亡，那么道学还无法取得控制一切的权威。但宋代灭亡之后，上台的元朝在哲学和文化上是一个极端落后的政权，它对于南宋哲学和科举的画瓢，最终确立了道学在哲学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辽金元时代，科举仍然显得幼稚、时断时续。明代完整的考试体系以及僵化的课本，终于将隋代建立的科举制度，从唐代灵活的运用，变成了明清的八股文。

从受迫害到被尊崇，形势反转得如此之快，不管是道学家们，还是他们的对手，都没有料到。宋朝的灭亡对道学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如果宋朝仍在，其内部的斗争迟早还会激化，随着道学变得越来越无力改善政治和社会，道学说不定还有被废除的那一天，但宋代灭亡后，统治中国的蒙古人还没有能力辨别道学的优劣，只是一味地接受汉地的传统，这使得道学固化在了制度之中。明代这个保守的朝代为了控制社会，更是继承了元代的制度和统治思路，将道学神化成了统治哲学，并禁锢了中国七百年。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那时，皇权是受到制约的。宰相们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表示反对，实在不行还可以辞官不做。明清两代可没有这等好事，皇帝的权威和圣明跟朱子学一样不容置疑。也许，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至高无上专制独裁，才要把朱熹哄抬到吓人的地步吧？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