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是真的不太喜欢张爱玲的。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她的作品读来总有一种写出刺骨的现实还不够，还时不时会冷不丁泼你一盆“真相”的冷水，让你彻底失去躲进美好幻想的可能。
最可怕的“巴掌”是——她写的“故事”是对的。
但近来的社会随着“即时媒体”的日益高速传播，那些轰动的人性丑恶事件也越发“平常”。
于是反而会去找前辈们的“真相故事”来看，不求给予“安慰”，但至少也让自己得到一些“应该”明白的前车之鉴与警示。
就像在张爱玲的《传奇》中，透露的“过来人”看尽一切的偏执（洞见）一样。夏先生说：
“《传奇》里的人物都是地道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地道地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
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张爱玲，是真真正正蜗旋于旧中国与新中国社会里的亲历者，更重要的是她的出生和之后的生活，也历经着不休的大起大落，于是对于拥有“文人特质”的她，对“时局”与人的洞察，不免过度敏感。
但这种“特质”既好也坏，好则好，让她有了一技傍身，在那个时代和那种家庭里，得以“挺直腰杆”有说不的权利与自由；
但坏也坏，看似一生骄傲，敢爱敢恨，实则依然逃不过那个时代里女性们“特有”的命运之轮，虽然人生滋味终究“冷暖自知”，但于曝光在世人眼中的“公众人物”来看，总不免为此唏嘘……
1943年到1945年这三年，算是张爱玲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了。
从43年的五月到45年的六月，一口气几乎写出了她人生中“大部分”的传世作品，随便细数就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沉香屑》的“两炉香”，超越时代“真相”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让人欲罢不能的《倾城之恋》等等。
当然还有这个不起眼的短篇《琉璃瓦》，它夹在“大名鼎鼎”的《倾城之恋》和“小家碧玉”《金锁记》中间，却因为太过“平实”，经常被人忽略，甚至从未被印上封面过。
我想，原因有二：
一则，它的故事太过“平常”，既不激烈也不尖锐，甚至里面的情节也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家事”，读起来，除了会感慨一句“这不就是父对女的婚姻矛盾嘛。”其他就只剩一些不上不下的“生活日常”了；
二则，它不“先进”，不同于其他“张氏”作品里，每每总有“出格”的道理或者人生真相，在这个故事里的“真相”显得太过常见，不震撼就算了，还会觉得同情的成分大过无情讽刺。
但如今重读，却发现《琉璃瓦》的“真”和平常才是它最难得的地方。
因为在这个故事，可能是张爱玲“首次”直面自己的亲子关系，亦或可以说，是她试图去理解从旧社会过度到新社会里的“地道中国人”，在“父权”家庭中的亲子关系。
“地道中国人”之“父亲”：“旧”人的新思潮
“我们的瓦，是美丽的瓦，不能跟寻常的瓦一概而论。我们是琉璃瓦。”
《琉璃瓦》讲的是姚先生与女儿们的亲子故事，准确来说是聚焦姚家父亲与几个女儿多样婚姻的故事。
生活在那个新旧社会（文化）相交时代里的人，注定是摇摆的：
一面被传统旧文化裹挟着，不知不觉会按照既定的轨迹，选择和成长，过着“一模一样”的人生；
但另一面，又时时刻刻被颠覆性的新文化牵引着，时不时会产生一种“破茧成蝶”的向往，去试图尝试，去试图挣扎，过着要么登顶，要么深渊的极致人生。
就像姚家女儿们被“骄傲”（叹息）地形容成“琉璃瓦”一样，泥做的瓦，偏偏因为被上了琉璃釉，平生出一股“骄傲”，因为“琉璃瓦”是如此不寻常，美丽、通透，代表着“高贵”。
然而，既是形容女儿的，那就是“弄瓦”，一个“弄”字，就像一种预见，一种被拘束的价值体现。（旧时重男轻女，于是儿子出生叫“弄璋”，如玉般宝贵；女儿出生则为“弄瓦”，意为瓦片般不值钱。）
象征着那个时代的“女儿”们的出路，注定还是只有“嫁人”一条，唯有好的婚姻才是一个美丽的“琉璃瓦”最好的“保护”（出路、价值）。
于是在故事里，作为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父亲姚先生对女儿们的教养与未来出路的规划，可谓是煞费苦心，似乎丝毫没有沾染上一点“旧传统”中重男轻女的“偏执”。
所以在外人看来：“姚家的模范美人，永远没有落伍的危险，亦步亦趋，适合时代的需要，真是秀气所钟，天人感应。”
作为父亲的姚先生，培养起自家的“七朵金花”，那是不遗余力，为了让女儿们成为那美丽的“琉璃瓦”，还因材“打造”，或“送”女儿去大机关工作，或咬紧牙关供女儿们接受高等教育，让她们“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此种种其实都是都是一种“上釉”的苦心，只为了让她们的“未来归宿”至少顺遂如意。
最终自然得偿所愿，七个女儿皆长成远近驰名的貌美如花，风姿各异的“琉璃瓦”。
短短几句，就勾勒出一个身处新旧交替的“家庭”的亲子图。
作为试图“参与”新思潮，与时俱进的“旧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能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与行动，似乎与“地道中国人”的形象有点不符，但这就是张爱玲的“布局之力”，只有“不符”才有冲突，才“好看”。
但问题就在于，姚先生作为“旧人”，即使表面上接受了新思潮，也在践行着“新思想”，既“尊重”女儿的意愿，也尽力为女儿挑选“最好”的丈夫人选。
比如为大女儿静静选的是“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
直到自己“管束不住她”，所以为性格强悍的二女儿曲曲安排大机关工作，只为让她自己“挑”喜欢的丈夫；
为性情柔顺的三女儿心心，精心挑选的是“杭州富室嫡派单传的青年”，甚至不惜费心布置座次，“不让两人对面坐着。看得既清晰，又没有谈话的必要。”好以让两人感觉舒服地“相亲”。
但其实骨子里，依然被“旧文化”根深蒂固地侵蚀着，为女儿选丈夫，看的是家世，是富贵，是“独生、嫡派”，而不会去考虑对方的人品、性情，以及“爱”。
以至于，这番“好父亲”的做派，在前面“铺垫”的反差之下就显得可笑，又“正常”，但可怕的正是这份照应现世的“正常”。
就像一种让人醍醐灌顶的“讽刺”，所谓“新时代”带给人们，仅仅只是表面的“新”，内里还是那个“旧”的根深蒂固，归到本质，不过是另一种“为你好”的人生强加。
如此才有真正的“地道中国人”的模样，即使穿越百年到现世依然如此，现代所谓“自由嫁娶”的择偶观，其实归到本质，也不过与百年前的“旧人”一般无二。
所以，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
或许是一种无奈的唏嘘吧……
“地道中国人”之“女儿”：“新”人的旧“根”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谈到：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可靠的道路；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想强调的其实是一种怒其不争的女性现状，亦是一种对女性人生的警示与揭露。
但在一个被“弄瓦”物化的时代里，性别的价值被“文化”（社会）逼到一个十分狭隘的境地，留给世人的选择似乎也只有唯一的“嫁人”路。
而张爱玲的“冰冷”之刺也体现于此，既为“父亲”打造了一个如此“新”的壳子，却依然狠狠把“女儿”打落“旧”的阴影里，不给她们一丝一毫的“独立”幻想，只为为世人写出一个真正的“地道中国人”的群体形象。
于是在《琉璃瓦》的故事里，“父亲”的角色居然是懦弱而悲哀的，“女儿”们的角色反而显得各异的强势，甚至通篇看下来，会显得“可恶”又可悲。
女儿们表面上是“新”人，实则被本质上是“旧”人的父亲教育着（宠溺着），也让她们内里实则充斥的是“旧根”。
或许是时代所限，如“破罐子破摔”一般的女儿们，习惯性地也把自己当物化的“瓦”，成长到成年也只“知道”嫁人这一条路，从不试图“独立”。
“天真”（认命）地以为那就是自己唯一的路，索性把自己的人生一切交给“父亲”兜底，过好了是应该，过不好就是父亲的错，从而彻底失去了“成人”的可能。
这是张爱玲多么讽刺的“预言”，她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却丝毫不为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动摇，依旧一以贯之地去揭开那个时代父与女婚姻矛盾的“真相”，亦是照应现世诸多“地道中国人”的亲子关系扭曲“真相”。
于是属于“父亲”的反噬也如约而来：
大女儿静静在婚姻生活中遇到变故就立刻回娘家，哭着把一切“悲惨遭遇”的责任都归于父亲的兜底，“反正是你们把我送到那儿去的，活活坑死了我！”
二女儿曲曲貌似自己选了“自由婚姻”，宣称“钱到底是假的，只有感情是真的。”却在婚后尝尽了“没钱”的苦，以至于让父亲“不忍”贴钱又是置办小家，又是补贴生活费，“只求她早日离了眼前，免得教坏了其他的孩子们，也不能计较这些了。”
最后落得个“赔钱货”的境遇，还理所当然地觉得这是父亲应该的，直到“吸干”最后一滴血依然不罢休。
说到底，或许是属于“时代”的无奈，被裹挟的注定是弱势和被千年传统旧文化禁锢的女性社会价值。
于是张爱玲想以此呈现的也不过是种真实而赤裸的“展示”，好以此或警示，或诉说而唏嘘着“平常”，好以凸显社会的“不公”与“残酷”。
最后：
其实，短短一篇片段式的《琉璃瓦》是写不尽真实而复杂的“地道中国人”的一切。
只能以小见大地以此窥见一丝新旧文化（社会）的矛盾，与真实的亲子代际“摩擦”。
于是张爱玲把讽刺也处理地平淡，试图以此表达严肃的揭示社会的“真相”，因为在评价一段关系时，尤其是“地道中国人”中最重要的“父权”亲子关系时，不应该是简单的所谓“尊老”的唯一标准，比如那个时代里诸多“反抗”顽固传统父亲的好孩子，以及与之相对的顺从父亲“安排”的可怜虫等等。
而应该是多元的，比如《琉璃瓦》里的“好父亲”与“坏女儿”。
当然，最终落在“根”上的还是一幅“地道中国人”的真实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