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完成于1987年11月，于1988年发表于《钟山》杂志第2期。彼时先锋文学运动如日中天，意识形态主体多元分化，被政治捆绑的旧式统一文学场域不复存在，该小说一经发表便以错综精巧的叙事迷宫蜚声文坛，曾被陈晓明称作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玄奥诡秘的文本”。尽管这个称号已经是过去时，但是如今再翻阅这部小说，仍然如同置身交错复杂的迷宫，而这种感觉的根源就在于文本中的时间不再是线性，而是一片断裂含混。我在本文中尝试剖析先锋小说的时间叙事特征，并与”十七年文学”进行对比。

一、文本中的”时间”

格非曾说”从感觉的意义上来说，瞬间所包含的时间长度并不是几秒钟，甚至几个小时，它是一个芳香四溢的巨大容器，它向过去回溯，也向未来延展，它无限敞开，一直通向未知的黑暗。在格非的小说世界里，不论是”时间出了毛病”的认知错位，还是”深陷时间窠臼无法自拔”的吊诡言说，时间以及时间性的主体经验都是他先锋小说创作前期的核心主题。

《褐色鸟群》的开头便是：”眼下，季节这条大船似乎已经搁浅了。”无感于时间嬗变的叙述者开启了第一层叙事，叙述者寓居的”水边”仿佛是一个与时间隔绝的真空地带，在这里，”我还能观察到一些奇异的天象，诸如流星作匀速四周运动，月亮成为不规则的樱桃形等等。我想如果不是我的记忆出现了梗阻，那一定是时间出了毛病。”叙事者自身察觉到科学经验与主体感知的矛盾之处，但仍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任时间悬置。在这一层叙事中，叙事者是一个被时间流放的孤独漫游者，他失去了感知时间的能力，百年与一瞬间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心理时间完全取代了世俗意义上的时间：”时间像是过去了很久””不知过去了几个寒暑春秋”……唯一能够指涉时间的是天天飞过、却从不停留的褐色飞鸟。

直到”棋”的出现，文本进入第二层叙事。与棋的第一次见面就使叙述者错过了日日可见的候鸟，并且带来了确切的时间标示，如：”一九八七年””三个月前”，确切的、可以依托的时间出现了，真实性的诱惑随之而来，并且此时借棋之口，场外的作者强势介入文本，叙述者与作者合二为一，心理时间被打破。

接着叙述者对棋讲述了自己的婚姻故事，文本进入了第三层叙事。第三层叙事的时间脉络清晰，”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九九二年的一个春天，”我”遇见了一个女人，七、八年后又重新遇见了她（尽管她对此进行了否认），”我”娶她为妻，她死于结婚当天，那天也是她的三十岁生日。在这一层叙事中，出现了”分钟”这样精确的、表达客观时间流逝的字眼，但是这里的时间却不带有任何客观真实性，因为作品写于一九八七年。小说的最后又回到了第一层叙事中，”我”在写书，还在等棋，然而却遇到了比第一次更早的棋。

在文本中，时间不再是客观的时距、时序，它是一场非逻辑的混乱，是构建迷宫的手段，它断裂含混，消解了故事的头与尾，它无所不包，在一点涵盖了过去与未来，它回环往复，历时性被心理感受取缔，使客观上的物理时间完全失去了意义。

另外在第二、三层的叙事中，都出现了”时间过去了很久”，而在第一层叙事中，则是”时间像是过去了很久”，主体感知的差异性显露。为此我想，或许可以把二、三层合为一层，无论是棋、还是妻，都是那部”类似圣约翰预言”里的人物——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遇见谁，也无人造访，只是”我”在写一部书，也许它的名字就叫《褐色鸟群》。

二、”时间”的背后

论及”玄奥”，鲁迅《野草》在前，后起幽深诡秘者，无出其右。格非写作《褐色鸟群》时不过二十四岁，还在迷恋着”一切的镜中之物”，时间只是他笔下的玩转之物，用以编织他的叙事迷宫。同是充满隐喻与象征，《野草》的复杂深刻是《褐色鸟群》难以企及的，究其原因，《褐色鸟群》里并不存在灵魂的挣扎以及对真实自我的拷问。它的结构是精巧的，语言是诗意的，内涵是难解的，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太刻意，重重叠嶂之后，是作家在竭力地打乱、挑选、重组、遮蔽。如果说鲁迅写作《野草》是因为自身的矛盾（希望与绝望的冲突）无法借助清晰明朗的逻辑语言表达，不得不寻求其他表述途径，最后造就了一个丰富复杂的隐喻世界，那么格非写作《褐色鸟群》就是在自己的叙事迷宫里步步为营，在这里截断时间，在那里虚化空间，通过视角的限制与遮蔽，造成叙事的空白缺漏，最后构成了一个充满召唤性的文本。格非深知：”在写作过程中，将初始的意图置于合适的位置，从而解放自己的想象力，恢复一种开放性的写作，将变得何等重要。”一旦作者的意图暴露，中心意义随之产生，这个充满召唤性的结构就会瓦解，重归于充满僵化教条的现实世界。所以尽管我认为《褐色鸟群》太着力于形式的修凿，缺少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以及一种整体关怀，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迷宫，这样一个意图被遮蔽、中心意义被消解的迷宫，评论的对象已然被取消。而读者永远对作者的”意图”孜孜以求，以期获得某种一劳永逸的阐释，当他们遭遇先锋小说的叙事迷宫，叙事规则与日常经验相悖，阅读过程势必快感与痛苦并存。

无论采取何种叙事手法，先锋作家们都在追求个人化的自由叙事，都是在构建自己的精神维度，都是以个体的身份对这个难解的世界做出回应。一个严格的先锋作家绝不止于对传统艺术规范的反抗，而是应该时刻保持内在精神的自由独立，对公众意识与世俗热流抱以高度警惕，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导向，对社会中某些共识性价值加以怀疑，故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中国的一些先锋作家，他们都在为灵魂的自由而战，不屈服于自身处境，并有意识地游离现实体制，在众声喧哗中独守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才是先锋的姿态。

“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

三、对比”十七年文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国内外形势依然严峻，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社会各界百废待兴。新中国文艺领导者周扬对《讲话》推崇备至，文学完全处于”为政治服务”的社会环境。在这十七年里，现实主义沦为一种僵化的政治话语，一种极端外向的表演形式，文学只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作家只是歌功颂德的帮闲之徒。赵树理在创作乡土文学时，自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视角，杨朔散文在此期间风靡大江南北，”台阁体”甚嚣尘上，作家们都在竭力编织了一幅尽善尽美的假想蓝图。

在”五四”传统里，小说就是开发民智和改革社会的重要工具，梁启超认为小说是”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鲁迅弃医从文，希望以此拯救国民灵魂。小说虽”起于休息”，却因其平白如话的特点易于为民众接受，成为现代文学重镇。现实主义小说曾在五四前后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作家们将个人体验与家国大事融于一端，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随后”左联”成立，文学写作逐渐成了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曾经在中国焕发异彩的现实主义小说，已经变得”伪现实”，邵荃麟曾言：”艺术的真实性事实上也就是政治的真理，文艺不是服务于政治，又从哪里去追求独立的文艺真实性呢？”在政治挂帅的历史现实面前，文学早已脱离了农村、城市生活的真实境况，仅仅是一只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赵树理的《老定额》、《套不住的手》等小说，曾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然而现在看来仍与当时真实的历史境况与时人心态相差甚远。

总之，”十七年文学”着力于”宏大叙事”，主体的真实感受被遮蔽，叙事方法完全服务于政治。事实上，当我们谈论先锋文学，事实上就是在谈论它的反叛性，即对于固有规则的打破。它的具体的特质是使用大量现代派叙事技巧和探索复杂的人性。由此在文本中具体展现出时间的迷宫，意义的不确定，真实性受质疑和人物非理性等诸多特点。故而先锋文学虽然消失，但先锋精神可以延续，这也是文学乃至人文复兴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