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清平乐》以宋仁宗赵祯的一生为主线，中间不免贯穿着论证激烈的朝堂局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宋仁宗的朝堂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那些不仅在政坛上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是北宋文坛的旗帜性人物，词坛大家官居宰相的晏殊、为人耿直三次被贬的范仲淹、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欧阳修，还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苏舜钦，韩琦，富弼，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宋仁宗赵祯和他的文人智囊天团开始走入世人的视线，林语堂称之为”这是文人最好的时代 “。大宋以文立国，对士大夫文人格外优待，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在政坛上书写人生抱负，同时在文学上亦有突出的成就。文人辈出，文坛大家相继更迭出现，造就了大宋的一代文人盛世。

少年宰相词坛大家——晏殊

晏殊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5岁就被称为神童，十四岁经过巡抚的推简以神童入试，殿试过程中毫不畏惧表现极佳，得到宋神宗的赏识，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直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病逝于京中，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晏殊的一生，就政治成就来说，他无疑是成功的，达到了后世文人乃至当世文人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更令他为后世所知的是他的文学成就。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是晏殊《浣溪沙》中的名句，经过千年流传，耳熟能详，用来抒发景物依旧却物是人非的感慨，风韵天然，工巧而流丽，不失为词中精品。作为文学家，晏殊可谓是吸收了唐五代以来词作的精髓，尤其是南唐”花间派”和冯延巳的典雅流丽词风，开创北宋婉约词风，被称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众所周知，北宋初期词仍被当作”小流”文学，士大夫文人都写诗言志，词在他们眼中，仍不过是以红偎翠的附庸罢了。晏殊当时官居宰相，他大量填词。开表现生活的真实感受，他的词不用感情激烈的字眼，大多表现出一种情中有思的境界，传递出丝丝哲理性的意味，就比如他《蝶恋花》中被王国维引用阐释人生第一重境界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词中有思，亦有真情实感。就其对于宋词的发展来说，他可谓是宋初第一人。

为人耿直三次被贬——范仲淹

范仲淹，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推动引领了”庆历新政”，虽持续时间不到一年，但其却极大改变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晏殊顺风顺水的政治生涯相比，他的政坛生活可谓是一波三折，受党争牵连，多次被贬，也许正是这不同的人生经历，才得以造就他独特的文学风格。

明代周孔教为万历本《范文正公文集》作序推崇范仲淹为”一代斯文之主盟”。他的散文最为人知的就是那篇《岳阳楼记》，虽是为岳阳楼写记，但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了后世多少文人士大夫的人格信条，引起无数文人的敬仰；在诗歌方面，他敢于突破”宋初三体”的藩篱，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并将孟子的”浩然之气”与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捏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诗学思想，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推动北宋诗学的发展。再说他的词，现在虽仅存世5首，但是首首精品，脍炙人口，《渔家傲·秋思》描述的是战士戍边的场景，把边塞体裁引入词中，《苏幕遮·怀旧》同样表达了一种凄凉的美感。他的词为宋代词坛注入了一股清流，推动着宋词的转变与发展。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集散文、诗歌、词、诗学与一身，并且在当时文坛亦有重要影响。

唐宋八大家之首——欧阳修

欧阳修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死后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他的仕途崎岖，可谓是一波三折，但在文坛上，他可是”文坛盟主”，他的文学成就远高于他的政坛成就。

他继承唐代散文运动的余风，推动诗文改革，在散文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他详细论述文与道的关系，并且认为文有独立的作用，应该文道并重。总结由宋以来文人在散文创作上的总账，吸收利用其精华成果，并继承韩柳遗志，形成适合北宋古文发展的新道路，再次扛起了散文运动的大旗，给北宋古文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他的散文创作就是其散文思想的实践，政论文、记叙文、游记等都各有其特点。他的词注重对民间歌词的吸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词向着通俗化的方向发展。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他的《采桑子》十首。他提出”诗穷而后工”的理论，不仅在散文创作上受到韩愈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也受到其影响，诗歌议论化和使用散文手法比较突出。与此同时，他注重提携后辈文人，其最有成就的门生就是三苏之一的苏轼，欧阳修之后，成为下一代文坛盟主。更为重要的是在史学方面，欧阳修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

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这三位无疑都是是仁宗朝在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人，他们的苦苦探索，为有宋一代的文学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使得宋代的文学成为继唐代之后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宋仁宗朝，无疑是文人辈出的时代，而宋朝，无疑是对文人最宽容的时代，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