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生于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金国人。

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31岁的元好问进士及第。正大元年（1224年），又以宏词科登第，授权国史院编修，官至知制诰。在金国与南宋对峙时期，元好问是北方文学的代表、文坛盟主。

1234年，金国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下覆亡，元好问也被蒙古人囚禁。

对一个爱国志士而言，国破后最好的、最令人敬仰的结局，应该就是以身殉国吧。就像南宋将领文天祥那样，宁死不向元朝屈降，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风骨和气节。

但元好问选择了活着，也自然而然地担起了骂名。可是千百年后，当我们回看元好问的选择，却不由地想发出一声感叹——壮哉元好问！原来，并非只有”杀身”才能”成仁”！

以降求存拯救生灵

元好问对待生死，有自己的原则，他说过：”死生之际大矣! 可以死，可以无死。一失其当，不以之伤勇，则以之害仁。”（《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

这段话，是理解元好问金亡不死的关钥。他认为：在需要牺牲的时候选择了苟活，是失了勇气；而在需要活下去的时候选择了死亡，是违背了仁心。

什么是需要活下去的时候？什么又是”仁心”？

时间回溯到1233年正月，蒙古军围住了金国都城汴京，金哀宗出逃，汴京百姓人心惶惶。当时汴京人口有一百多万，按照蒙古人”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的国策，这百万人的性命都危在旦夕。

民众危亡之际，”议者以为上既去国，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灵……朝士皆知，莫敢言。”（刘祁《归潜志》）

此时，是元好问站出来，向守城将领完颜奴申建言，他说：”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明确地将”安社稷、救生灵”置于个人命运之上。

同年四月，元好问写下《寄中书耶律公书》，向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推荐了五十四名中原名士，请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使他们”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

1252年，元好问又觐见元世祖忽必烈，请忽必烈做”儒教大宗师”。他的种种行为受到世人非议，认为他是不忠于国、不忠于君。在《答中书令成仲书》中，元好问说自己被”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祢，下辱子孙。”

可元好问明白，他只有与蒙古权贵结交，才能有机会觐见最高元首，才能去说服蒙古统治者信儒道、修佛心、行仁政，这是他为”救生灵”而做的努力。

在元好问觐见忽必烈之后，忽必烈于1257 年为京兆、河南之贫民代偿财赋；1259 年蒙古攻宋时，又”戒诸将毋妄杀”，”淮民被俘者众，悉纵之”；1261年”转米万石赈饥民”，”禁以俘掠妇女为娼。”（《元史·本纪》）尽管这一系列善政落实时会打折扣，但也大大遏制了蒙古军的屠戮。

而同时，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五十四位名士，也大多得到重用，在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生产、重兴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撰写碑铭祭奠忠烈

表面上看，元好问没有忠于他的金国。但在他的内心里，其实非常敬佩那些为金廷死节的忠臣义士。所以元好问为他们撰写碑文、墓志铭，不遗余力地对他们的事迹进行表彰，让历史将他们铭记。

他称赞被蒙古军俘获后投井自杀的刑部尚书冯延登，在碑铭中写道：”仁者之勇兮决以刚，身已灭兮名益光。”（《国子祭酒权刑部尚书内翰冯君神道碑铭》）

他将被蒙古军俘获后绝食而死的耶律贞比喻为中流砥柱，为他写墓志铭道：”殆天以后死者，为金石无穷之传。铭以表之，慰彼下泉。”（《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

对于战败后赴蒙古大营当众求死的金国名将完颜良佐，元好问更是大书特书。在《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中，元好问用庄重的笔墨记录了完颜良佐以身殉国的情境：”北人欲降之，斫其胫，不为屈……噀血而呼，至死不绝。北人义之，有以马酒酹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

但同时，元好问也对一些忠臣义士的牺牲，表达了惋惜之情。在《聂元吉墓志铭》中，对于聂元吉被崔立党羽刺伤后坚持不治而死的结局，元好问叹息道：”惜其有志于世，世亦望焉，而卒之无所就也。”在《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中，他惋惜耶律善才宁死不入元军、投水而亡，说道：”死之日，朝贤多嗟惜之。”

从这些碑文、墓志铭中，我们也能窥见元好问的生死观。他认为当自己无可作为时，应当舍生取义；仍有希望”救生灵”时，就不该”杀身以成仁”。他自己在金亡之后的选择，正是后一种情况。他所说的”死生之际大矣”，大就大在生命的意义。如有希望”救生灵”，就不可一死了之。

再说回到这些碑文、墓志铭本身。在姚奠中本《元好问全集》中，共收录元好问为他人所做的墓志铭99篇。碑文、墓志铭属于金石类文献，这类石刻文及各种拓本的流传，对于后世研究金代历史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元好问利用为他人作碑文、墓志铭的机会，通过墓主人的生平来记史，以达到他”国亡史作”、”以碑存史”的目的——

比如在《雷希颜墓铭》中，他就描述了蒙金之间的战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回谷，势甚张。平章芮公逆击之，突骑退走，填压溪谷间，不可胜算。乘势席卷，则当有谢玄淝水之胜……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纵敌，为当国者之恨。”

而在《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中，元好问还明确提出了他”国亡史作”、”以碑存史”的意愿：”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

元好问所作的碑文、墓志铭，其中有宗室皇族、文臣武将，也有释者道家、孝女贤妇，包含社会的各个阶层。它们不仅是墓碑主人一个人的历史，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以文存史流传后世

元好问前半生致力于文学，尤其是诗歌。但金亡之后，在文学和史学的抉择之间，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后者身上。“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金史·文艺传》）

作为金朝遗老，元好问以存史为己任，广泛搜集历史资料，编成《金源君臣言行录》、《壬辰杂编》，以及志怪小说《续夷坚志》。《续夷坚志》虽为小说，却以小说存史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宋、金、蒙交战的实况。

还有《中州集》，它渗透了元好问”以诗存史”的思想。因为《中州集》不仅收录了大部分金朝诗人的作品，元好问还在诗作前缀上诗人小传，在保存诗人作品的同时，也记录下了与他们相关的历史事件，以另一种形式保留下部分金史。

元好问为查找资料、撰写金史，耗尽一生心血。在他六十一岁那年，听说顺天道张万户府中存有《金实录》，便想前往一观。而当时，元好问已身患足痿症，”赖医者急救之，仅免偏废，今臂痛全免，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与枢判白兄书》）尽管如此，他仍想着要亲去查阅《金实录》，然后打算用数月功夫将金朝的大政事、大善恶、废兴存亡编为一书，并说：”此书成，虽溘死道边无恨矣。”

虽然最终，元好问没能亲自完成编修金史的夙愿，但他所撰写的碑文志铭、他所编写的著作、他所整理的诗集，都成为元人修《金史》时重要的参考。《四库全书〈遗山集〉提要》中说：”好问才雄学瞻，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今《壬辰杂编》诸书虽已无传，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故于三史中，独称完善。亦可知其著述之有裨实用矣。”

元人脱脱主修了《辽史》、《金史》、《宋史》，其中以《金史》得到的评价最高，就是有赖于元好问留下的丰富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