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杰。图/受访者提供
李忠杰，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成员等职。
建国70周年前夕，李忠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回应社会关切，对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的30年历史、如何正确看待“文革”和改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澄清。
中国新闻周刊：回顾改革开放前的30年历史，如果历数其中关键性的成长节点，你认为主要有哪些？
李忠杰：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史的分期，从1949年到1978年分为四个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和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其中的节点，首要的当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是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完成“一五”计划。
再往后就比较复杂了，《历史决议》有明确的结论。1976年粉碎“四人帮”，挽救了中国。到1978年，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国新闻周刊：是否可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的工业化起了怎样的作用？
李忠杰：“一五”计划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张蓝图。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冶金、矿山设备、重型机械、精密仪器制造，以及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制造、基本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均已建立，填补了重工业建设的很多空白，开始形成了工业布局的新框架。
“一五”计划是改革开放前完成得最好的五年计划，“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一五”计划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
苏联对中国援建了156个项目，但实际还有“二五”期间的很多项目，一共应是304个。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时，这304项中全部建成的有120项，基本建成的29项，废止合同的89项，由中国自行续建的66项。即最后完成和由中国接续完成的一共215项。此外，中国还与东欧各国签订协定，引进成套设备116项，完成和基本完成108项。
中苏关系曲折复杂，中苏友谊也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但无论怎样纠结，当时援建的这些项目，还是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60年代，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钱学森回忆，有段时间，一些人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你认为，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它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
李忠杰：发展生产和研制“两弹一星”，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只要路线正确、战略正确，两者是可以兼顾的。当年中国的经济困难，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按刘少奇的说法，有天灾，有人祸。个别地方可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困难并不是因为把钱花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上而造成的。
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尖端科技，不仅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成就，而且带动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填补了许多学科空白，为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当代中国的很多科技成果，都与当年打下的基础有关。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新闻周刊：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否可以说是中国外交领域的一个重大战略调整？当时还实施了从西方引进技术的“四三方案”。这里面是否有对苏联模式局限的觉察和反思？
李忠杰：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是20世纪国际外交史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标志着曾经长期尖锐对立的中美两国从此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也改变了中美苏之间的大三角关系，形成了新的国际格局，保障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联合公报》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精神和双方展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从1972年初起，周恩来着手打开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1973年确定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之后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51.4亿美元。这是继“一五”计划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一次，而且主要是面向西方国家。它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产物，为后来的对外开放作了初步的尝试，积累了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1976~1978年被称为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该怎样看待这两年的探索？
李忠杰：按照《历史决议》的界定，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所谓徘徊，就是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还没有转过来，对“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否定，拨乱反正的进程受到“两个凡是”的阻碍。所谓前进，就是已经开始抓现代化建设，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了高考，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以既有徘徊，又有前进，在徘徊中前进，在前进中徘徊。
这样的两年，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性阶段。在这两年中，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开始酝酿历史性转折。其中的一些重大措施，比如恢复高考、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初步尝试和重要措施。
中国新闻周刊：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新中国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次会议主要有哪些转折性因素？
李忠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历史决议》称其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强调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和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中国新闻周刊：当下如何认识和理解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李忠杰：对“文化大革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就做了明确的结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那么，前30年中积累的哪些重要因素，最终促成了这一关键抉择？
李忠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时代潮流、中国现实，都要求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不仅说过“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且还明确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这几个方面，就是促成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