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度公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更名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这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遗产”名录或“清单”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在中国更是形成全民性话题，成为连续多年的社会文化热点。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包括了各式各样的民间的、口头的、手工的、技艺的、游艺的、表演的、世俗的、民俗的文艺娱乐俗信技术，这些一向被认为是价值不高、意义不大、技艺不精、形式不雅的文化遗产被重新定位。这种价值再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颠倒或价值颠覆。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全世界人民一起合力请进或抬进到人类文化的宝库和艺术的殿堂中来了。从本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宝库和艺术殿堂中新添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种和样式。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观念变革，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006年，福建湄州妈祖祭典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天津妈祖祭典（天津皇会）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成为“妈祖文化”的补充名录；2009年，中国申报的“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俗称的妈祖文化在全球和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中经历过的这几次大的“入遗”进程，包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投影。
2006年，福建湄州妈祖祭典进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具有极大突破性和示范性。这是我国国家级名录中较早出现的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项目。在此之前，民间信仰由于其内容驳杂、形式复杂、意义繁杂通常被置于谨慎对待的境地，它们本身也与民间俗信、迷信、信仰、宗教、祭祀、崇信有着多样的关系和关联。要把这样的文化对象列为文化遗产保护对象，首先要从过去的破“四旧”的文化价值观中跳将出来；其次要改变横扫一切“封建迷信”的文化立场；再次要清醒地辨析文化对象的“主体”“主流”“主要”的文化意义；复次要深刻地意识到文化对象的传统价值、现代意义、普适内涵和永恒人性。“妈祖文化”从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始，到随即成为我国进入“世界非遗”项目中唯一俗信类代表作，显示了国家的文化选择、文化判断、文化价值和文化立场，也展示了国家的文明姿态、文化观念和文化态度。这里面最大的变化是国家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珍惜，对民间民众文化的尊重，对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自信，对文化传统复杂关系的清醒，对传承继承、批判继承、判断选择、弘扬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的坚守。
妈祖文化受到国家和世界尊崇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这一事件在以后数年产生了许多重大的社会效益、效应和文化象征。妈祖文化源发自福建湄州，宋代以降不断传播，影响深远。首先是向我国南北海岸线传播，中国大陆沿海各城市乡村几乎没有不见妈祖传播遗迹的，往北抵达天津时，更沿袭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天津皇会。往南越过南海抵达“南洋”诸国诸岛。只要是有中国渔民、渔船、渔人和远航远洋及远迁华人踪迹的地方，妈祖信仰和妈祖文化就在那里生根开花。其次，妈祖文化向东传播几乎覆盖台湾及诸岛，成为两岸同心同文同信同宗的最有说服力的文化表征。妈祖信俗在成为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前，两岸同胞，乃至香港、澳门同胞就多年坚持以民间的、自发的方式在大陆福建、广东多地举办妈祖祭典活动。妈祖文化成为国家级非遗名录后，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民祭大多升格为公祭，在两岸民众中产生了共鸣和深刻影响。妈祖文化进入“世遗”，更是让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以及广大海外华侨欢欣鼓舞，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事件。2014年，澳门妈祖信俗也成功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再次，妈祖文化向内地的广泛传播。这一传播路径，是随着沿海地区人们在经商、从军、事功等各种迁徙带来的妈祖文化传播。在云南、在湖南、在新疆等等地方，妈祖文化从海洋传入广阔的内陆。
妈祖文化是中国海洋文明最重要的精神支撑。它与我国舟船发明、罗盘指南、天文天象观测一样，为远洋远航的人们带来精神寄托和情感依托。有宋以来，历朝历代帝王对妈祖女神多有封赐和加冕，使妈祖海洋女神的地位更加庄重庄严更加深入人心。这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盛、海洋文明更加高度发达的一种精神力量和精神保障。这是中国海洋文明的一种个性表达、个性塑造、个性特征。从这些历史现象和文化立场来看，妈祖文化的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妈祖文化成为国家级遗产乃至世界级遗产也是理所当然、当之无愧的。这就是妈祖文化作为一种俗信进入世界遗产的当下视角和当代价值。
包括妈祖文化在内的我国众多的民间文化遗产，是整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化传统还有它自己的独特特性。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民间文化有许多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有些甚至是传自于史前，传自于文明诞生之前，传自于文字产生之前的文化，这种时间的久远性和远古性，使民间文化弥足珍贵。二是民间文化往往都是具有广泛的民众性，是民众集体创造、集体使用、集体传承的，也是民众人人喜欢、代代相传的。至少从这两点来说，民间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重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很重要。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在数十年时间里迅速在经济上崛起，有很多问题要深入思考和准确定位。我们在经济上强盛起来，文化上一定要相应匹配，有硬实力也应有软实力。我们的社会经济成就首先归功和来自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另一方面它一定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作用，我以为这就是我们传承不绝的几千年的文明和数万年的文化传统。此外，我们要在全球化的时代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扩大交往、深化交流，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面貌、自己的姿态，而伟大悠久的中华文明正是我们的“天然”优势，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也是我们确立基本身份、话语、面貌、姿态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骨血。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有“文化自觉”的深远意义正在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近年来一系列国际交往中强调文明对话、交流、和谐、和平、和睦的外交实践及其取得的重大国际影响和积极反响，也证明这是正确的文明选择和文化判断。
中国学术文化研究近来借鉴西方说法有将传统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无非是将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进行区分。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中一直也有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别。现在人们的共识是：大小传统都是传统的互补性结构，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是文化传统的一纸两面。所以，当我们叙述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我们不能将“文明”、“传统”只做片面、局部的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叙述弘扬中华文化传统时，特别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博物馆里的文物、田野中的遗产、古籍中的文字（思想与哲学等）这三种形态的传统构成中华文化传统整体架构和面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对其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也是必不可少和迫在眉睫。
在提及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四个讲清楚”的要求，即：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要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这四个“讲清楚”的任务，在我看来，首先应该是学术界的任务。要完成这四个“讲清楚”，学术界任重道远。同样，在非遗研究领域，“四个讲清楚”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艰难的。
以天津皇会为例，作为妈祖文化的重要样本，天津皇会是传统文化典型样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鼎盛时期，天津皇会曾经多达七百余道，可以想见它曾经的红火。虽然它至今余存不过百余道皇会，但是一当它搬演之时，天津举城狂欢、万人空巷，依然显示出它与这个城市的深厚深刻的历史关联。天津皇会呈现出的竞技性、竟赛性、绝技绝活，也透露出天津这个水陆码头的城市性格：身怀绝技、闯荡世界、争强好胜、天不怕地不怕。这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城市，是一个崇尚狂欢式自由精神的城市。妈祖文化传至天津，不仅伴随着天津城市化的历史进程，而且由于其拱卫京畿的城市地理位置，沾上了“皇家气象”，一方面崇敬皇权，一方面视京城帝王的称誉为崇高荣誉，妈祖文化披戴上了“皇会”的霞帔。虽然福建妈祖作为“始祖”也在历朝历代多有皇帝赐封，但是天津皇会只记住了帝王对自己花会的特别赞誉，他们为自己的光荣而光荣，为自己的独门绝技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天津皇会是妈祖文化中的独特景观。天津皇会是天津历史、现在、未来都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和存在。所以，无论是就妈祖而言，还是就天津而言，“讲清楚”天津皇会种种社会情状就是一个重大、严肃、必要的学术课题。
与许多大城市或中小城市一样，由于我们的科学的遗产观确立得太晚，所以大多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毁掉了自己的“古”“旧”风貌，结果导致了“千城一面”。千城一面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偏执、滑稽、失误。但这个事情已经既成事实，并且不能因此否定我们的城市依然需要建立、保持、完善它的文化个性和文化丰富性。这种多样化的文化建设思路、文化资源、文化现实的可能性在哪里？出路就是每个城市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曾经留意日本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以为他们在“千城一面”、现代西方文明的外表下或空间中，用时间交替中的民俗、节日、祭祀、表演等等保持着城市的个性和不同。这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我们许多城市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独特传说、风俗、表演、技艺、形象、建造、符号等等，像天津皇会一样，既有妈祖文化共性又有天津皇会个性，各个皇会又争奇斗艳。这些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资源。如果把它们再丢失掉了，其后果就不仅是“千城一面”，还要加上“千人一面”，那时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态就真正是危机四伏，走入穷途末路了。由此而论，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事情。希望我们的国家、政府、学界、百姓都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学术界而且要做得更多一些，把这些遗产“讲清楚”，再把这种“讲清楚”传播出去，让人们普遍接受与理解，最终形成全民的“文化自觉”。
向云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报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