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园人的记忆里，张自忠一向很尊重几位兄长。每次回家都亲自登门看望已经“分家”出去的大哥、三哥和四哥。“几位伯母都说：五叔好，他同在家时一样，一点没变。”
在张廉云的记忆里，父亲对待乡亲们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年，我堂哥结婚，我们全家一起回临清老家。村里有个70多岁的老乡王长法，有一天，父亲从家中出来，看见他正背着粪筐从粪坑里往上爬，因年龄大、粪筐满，爬着十分吃力。父亲见状，急忙把他挟了上来。
我们有一个本族的八姑，家境很艰难。我堂哥结婚时，八姑也来了，大家都不把她当回事，父亲却热情地把她让到上座，和他话聊常。不管亲疏、远近、贫富，父亲都亲切地打招呼。家里有困难的，都会送点钱接济。
童年的张廉云意识里，父亲有点重女轻男。“我有两个哥哥，他对哥哥们说话都很严肃，常常教训他们不要做‘家里蹲’、‘衣架子’。他对男孩子很严厉，遇到有空的时候，把子侄们一块叫过来训一顿，说你们不要依靠老人、不要依靠着我，你们要自立，应该努力。”
“但父亲对女孩子都比较喜欢，我姐姐廉瑜是我叔叔的女儿。10岁就跟着我父母出来了，一直到她结婚。堂姐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她在我父母面前有点撒娇。父亲很喜欢她，在家里就叫她‘二妮’。有时堂姐顽皮，父亲就点着她的头说‘你个傻二妮’。”
廉瑜比廉云大5岁，1996年在北京过世。“有一次喜峰口打仗后，我父亲从前方回来，我们也从天津回来了。一敲门，我姐姐开门。我父亲看着她就说，‘你怎么来了？’我姐姐就说：‘你怎么来了？’她可以很随便。”
“我父亲没了以后，我姐姐非常难过。我们老家的习惯是丧父母后，子、媳、女要戴孝三年。我姐姐为伯父母也戴了三年孝。后来，她在北京同仁医院工作，1947年底，来北京参加了创办北京自忠小学。”
廉云的大哥叫廉珍，二哥叫廉静。“父亲非常喜欢二哥廉静。”
父亲回到家里，有时候会喊：“张廉静”。
小廉静就高声回应：“有”。
“唱段戏！”
廉静就盘着腿，就唱起来，“恨杨广，斩忠良……”
可惜的是，二哥廉静不到17岁就因伤寒在山东老家早逝。“父亲喜欢廉静，所以对父母的打击挺大的。但是父亲和母亲的性格，都是感情极不外露的。他们俩见面以后知道廉静没有了，都比较沉默。母亲就坐在屋子里流泪，父亲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心情很沉重。”
张廉云说：“大哥廉珍比我大12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得病去世的，大哥生有7个男孩，现分别在美国、上海、天津、成都等地工作。”
以前，曾有人自称是张自忠的“遗孤”。张廉云强调说，她只有两个哥哥，现均已去世，有7个侄子庆宜、庆安、庆隆、纪祖、庆范、庆成和庆新，并没有其他“孩子”了。
父亲牺牲后，廉云在叔叔的照顾下，继续在上海求学，后来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学校和医院工作。“我是交叉党员。我先入的中国共产党，后加入的‘民革’。”在“民革”工作了18年的张廉云，一直做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3年至1998年)、全国政协委员。
张廉云老人说：“‘文革’差点过不来，家庭包袱背了很久。我的家庭出身是军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民政部追认我父亲为革命烈士，这个包袱才去掉了。”
如今，张廉云的两个儿子车晴和车临分别在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央电视台工作。
74岁退休后，张廉云闲暇时与老朋友通通电话，她说：“前几天，我和素我大姐通电话，大姐说前几天她刚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