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制图史的大家——裴秀

在我国制图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地图学家是西晋的裴秀。裴秀是河东郡闻喜（今山西运城）人，曹魏时期裴秀就在宫中担任要职，西晋时官至司空，后来裴秀开始专心于地图绘制。

《晋书·裴秀传》载：“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藏于秘府。”文献有明确记载，裴秀曾制作了《禹贡地域图》，经过上奏而“藏于秘府”，而这种地图只有文臣或者帝王贵族们才有机会阅览。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部《禹贡地域图》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裴秀

虽然《禹贡地域图》已经遗失，但它却是目前我国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而其中最珍贵的是裴秀在序言中（序言被保留在《晋书·裴秀传》与《艺文类聚》中）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项基本原则，这就是中国古地图史上著名的“制图六体”。制图六体为道里、准望、高下、方邪、迂直等，是传统绘制地图的六个基本原则，翻译成今天的地图术语就是比例尺、高程、距离、方位与地形坡度的起伏等，这六项制度原则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中国传统地图的绘制，也为中国传统地图制图理论奠定了基础。

裴秀的故里——山西闻喜县（笔者所摄）

裴秀所制作的地图，也属于帛图的一种，其样式与马王堆帛图相近，尽管裴秀将地图交到了宫廷禁地得以保存，但正是因为地图藏于这种无法让更多人看到的禁地之中，所以很难留存于世，而原图以外也没有详细的说明与记述。关于裴秀的制图理论与实践，我们只能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马王堆帛书舆图局部

裴秀的地图理论影响了后世很大一批地理学家与地图学家，他也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一位为后人所推崇的制图家。在裴秀以前的历史上虽然也出现了像马王堆、放马滩等地图，但是缺少关于它们来历的记载与资料，更不知它们为谁所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裴秀是我国地图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名家。

二、《元和郡县图志》与贾耽

到了隋唐时期，由于中国结束了自东汉以来近三百年之久分裂割据的局面，迎来了新一轮的稳定与发展，这为后期地图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时代环境，从唐开始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唐代的全国地方总志《元和郡县图志》，作者李吉甫在制作此书时，曾每写一郡，就为其作图一张，图的绘制量可想一般，也能想象出当时唐代的制图水平。但《元和郡县图志》却因年久而致此书地图散失。虽然李吉甫无法使他所编制的地图流传于世，但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通过书中的文字想象到当时绘图水平的高超技艺。

《元和郡县图志》书影

唐代另一位影响较大的地图学家应属贾耽，贾耽不但善于撰写地理志，并且善于绘制地图。他曾在自己的著作《陇右山南图》的表文中提到了裴秀的制图六体，并且在其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贾耽影响最大的应属《海内华夷图》，他用了整整17年才完成了此图的绘制，成图时他已年近五旬。《海内华夷图》中曾提出了比例一寸折百里，并在地图上用不同的颜色注记不同的地名，这两种制图方法称为“计里画方”与“古今朱墨”，这是在裴秀制图六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地图的绘制提出新了要求。

《海内华夷图》是唐代的全国性巨幅地图，虽然后来也因战乱而散失，但却影响了宋代地图的绘制。

贾耽像

三、《禹迹图》与《华夷图》

到了宋代，地图的制作相较于唐更加多样化，且应用范围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最能代表宋代制图水平的就是《禹迹图》与《华夷图》，据两幅图上的碑记记载，两图成图于阜昌七年（1136年），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两幅图从制图原则上沿用了裴秀和贾耽的制图原则，《华夷图》的底本则是贾耽所做的《海内华夷图》。由于两图为碑刻地图，经历了近9个世纪的风雨后，还是可以从这两幅图的拓片中了解到地图的内容。

《华夷图》

《华夷图》所包括的地理范围很广，图中虽未采用计里画方的原则，但却表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图中将宋代全国的河流、山川、道路，以及各个州所在的地理位置都表现了出来。

而《禹迹图》则采用了从贾耽所继承的计里画方的制图原则，每方折地百里，其中横方有71，竖方73，总共5110方，这种制图也大大提高了地图绘制的精度。《禹迹图》中“禹迹”二字代指“大禹的足迹”，此图显然受到了《尚书·禹贡》的影响。它包括《禹贡》中所记述的九州、河流与山川的名字，其中还与当地的地理进行了古今对照。根据学者所推，《禹迹图》的作者极有可能是宋代大学者沈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