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父亲从春天开始，就把那个消息隐瞒了起来，直到元旦之后，他终于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想来上海转转。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就这几天。我听到消息，感觉非常意外，在上海晃荡十几年，年年都劝他来看看，但是他总有一堆的理由，一会儿要收庄稼呀，一会儿要杀猪呀。我说，你怎么突然想开了呢？父亲说，眼看着都到年末了，村子里连一片雪花也不下，真是太无聊了。
我认可了父亲的理由，因为不下雪的冬天真不好过。
2
三天之后，父亲一出虹桥火车站，就被我带到了地下停车场。有辆油光发亮的黑色小轿车已经等在那儿，因为没有熄火，像匹小马驹一样，发出突突的喘息声。留着长头发的小叶，小跑着接过行李，麻利地放到了后备箱，然后绕到车子旁，殷勤地拉开后门，并且说了一声：“伯伯，您请。”
父亲坐上车，摸了摸屁股底下的真皮坐垫，悄悄地问这车是什么牌子。我说，五环是奥运会，四环是奥迪，你这辈子还没有坐过这么高级的车子吧？父亲说，原来坐过两次吉普，这奥迪不是你的吧？我说，当然不是，不过是我们单位的。父亲说，那他呢？是单位给你配的司机？我说，当然不是，他是我们同事小叶，行政办公室的，算我的顶头上司。
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笑呵呵地看着后视镜说，伯伯，报社听说你来视察工作，所以非常重视，专门派我为你服务，这几天你要去哪里，随时招呼我就是了。
接到父亲要来上海的消息，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终于可以让父亲见识一下，什么叫人多，什么叫高楼，什么叫城市，似乎上海就是自己的，每一座大厦都是自己得到的奖杯，每一束霓虹都是自己头顶的光环，要把它们统统端出来，给父亲好好炫耀一番，证明他的儿子能在上海立足，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担心的是，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我在报社工作，以为我是牛气哄哄的记者，父亲更加自豪，似乎他儿子就是天空飘过的一朵白云，他经常指着门前的山顶说，我儿子呀，整天坐在半空，是写写画画的见官大一级的记者。更为关键的是，我已经过了三十，竟然还是光棍一个，父亲十分操心我的终身大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问，你谈恋爱了没有啊？你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回家啊？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最近大半年，父亲催得最紧的一句话是，你赶紧结婚吧，不然我都死不瞑目。久而久之，为了应付父亲，我就给他形成了一个印象，我谈了一个女朋友，比自己小两岁，是报社的会计，长得非常漂亮，具体一点说，像叽叽喳喳的小燕子赵薇，而且我已经在郊区那边购买了婚房，只等着交房之后就正式领证结婚了。
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感觉自己和骗子没有什么差别。
第一，我确实在报社上班，不过是一名发行员而已。我们是一家小型的机关报，在十几年前市场化转制的时候，被北京一家公司收购了，变成了自负盈亏的企业。开始报纸比较火爆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带着报纸在火车站、书城、广场和地铁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叫卖。这几年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报纸非常不景气，报摊纷纷被拆除了，没有什么人买报纸了，于是由零售转成了订阅，而且九成订户都是机关单位。我主要负责把报纸从印刷厂送到一些客户手中，同时再负责一些订户的投诉，比如报纸送迟了啊，或者某一期报纸没有收到啊。最近几年，报社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急速下滑，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不仅负债累累，拖欠印刷费不说，连员工工资也已经很难支撑了。所以报社正在进行融媒体改革，报纸向新媒体转型，版面被大幅缩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裁员，影响最大的就是发行员，我便是面临下岗的对象之一。第二，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如果说有女朋友的话，那么她还在丈母娘的肚子里，或者存在于梦中。在工作还比较顺利的时候，我确实想好好地谈谈恋爱，不仅是婚姻方面的需要，也是生理方面的需要。我在心里确实有一个喜欢的女孩，这女孩也确实在报社发行部当过几年会计，不过后来跳槽去了一家公司。她确实长得像小燕子赵薇，甚至比赵薇还要漂亮，起码身材比赵薇苗条，脸没有赵薇那么大，不会像赵薇那样喜欢瞪眼睛。但是这种感情一直处在我的幻想之中，并没有付诸行动。因为我非常自卑，自己一个小小的发行员，一个连自己生活都勉强维持的外来工，那是不配谈恋爱的，尤其不配和漂亮的女孩谈恋爱，更不配和这样的女孩结婚。第三，在上海，结婚必备条件，不是女朋友，而是房子，我的这种处境，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呢？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哪怕是最最偏僻的金山和崇明，均价已经两三万了，凭着我每个月六七千块钱的工资，怎么交得起几十万的首付，怎么还得起每月七八千的银行贷款呢？最为关键的，根据相关的限购政策，我这样的外来单身狗，根本没有买房的资格。
车子缓缓地驶出了地下车库，开上了延安高架，此时是下午四点多，还不是高峰时段，高架已经拥堵成了一条红色的蚯蚓。我问小叶，你是不是走错了？小叶说，没有啊，我怎么会走错呢。我说，回宿舍不是这条路吧？
我住在比较偏僻的桃浦地区，房租相对比较低，为了降低租房成本，我与小叶合租了一套一室一厅。小叶说，我们不回宿舍，报社领导交代过了，说伯伯是贵宾，来一次上海不容易，所以被安排在城市酒店里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你还是调头吧，我爸住酒店会不习惯的。父亲也说，就是的，家里不住，住酒店，花冤枉钱干什么？小叶说，伯伯，你们就别管了，反正单位报销的。
顺着延安高架一路朝东，来到城市酒店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霓虹灯已经亮了，整个城市像被熔化成铁水一样瞬间就沸腾了。
城市酒店位于延安路与陕西路交叉口，属于四星级豪华酒店，朝北走几百米就是南京路，朝南走几百米就是淮海路。我紧跟着小叶来到酒店前台，看到墙上挂着的价目表就被吓了一跳，最便宜的房间也要八百多块。我把小叶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是不是疯了？住酒店可不在我们的计划里啊。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呵呵一笑，说你爸这次来，我们商量好了，由我全权负责接待，你什么都不用管。我说，你说得轻巧，钱也不用我管吗？被你这么一折腾，我估计就要破产了。小叶说，他可是你爸，你自己都说过了，这辈子恐怕是最后一次，人生有多少最后一次？反正你就放心吧，超出预算的部分我自然会有办法的。我说，你有什么办法？你是大款吗？
小叶是安徽人，原来和我一样，也是发行员，风里来雨里去以卖报纸为生。有一次，小叶卖完报纸坐地铁回发行站的时候，看见小偷正在偷一位女生的手机，他便上前紧紧揪住了小偷的衣服。小偷恼羞成怒，掏出刀子朝着他的手砍了下去，但是他不仅没有放手，而且抓得更死了，最终在大家的帮助下，把小偷给抓获了。他成了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报社为了表彰他，为他解决了正式编制，从发行部调到了办公室当了一名办事员。
我对小叶自作主张的行为很感动，也很生气。父亲接近八十岁了，最近大半年，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张口闭口就是死。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身体挺好的，就是天天做梦，梦见我去世的母亲来抓他。如今主动要来上海，格外让人觉得奇怪，或者真的老了，人生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和小叶密谋了很久，为让父亲放心，最后制订下来的计划是，租一辆车接送一下父亲，由小叶假冒一下报社的总编辑，出面请父亲好好地吃顿饭，以显示自己在外边混得有模有样，总预算是两三千元，由小叶全额垫付，以后到我这里实报实销。
小叶当时从箱子底翻出一套西服、一双内增高皮鞋，还有一条红色的领带，把自己好好武装了一番，然后对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报社总编？我说，这派头，太像了，别说像总编，简直像总理。小叶说，像个屁！你见过这么矮的总理？而且还是一个小白脸？小叶对着镜子照了半天，很沮丧地说，算了，搞不好就穿帮了，还是花钱去建材市场雇一个肥头大耳的吧。我说，我爸见到的大领导估计就是村主任，应该是很好哄的，别花冤枉钱了。
小叶把房卡塞入我的手中，说伯伯坐了一天车已经很累了，你陪着上去洗个澡好好休息吧。
房间里有台大屏幕电视机，有一对浅黄色沙发，尤其有两张大床，床上铺着雪白雪白的被褥，两个枕头像浮云一样，柔软得像棉花糖一样，茶几上插着三枝花，我用“识花君”一查，原来就叫康乃馨。茶几上还摆着一盘子水果，有香蕉、苹果和葡萄。
我正犹豫着呢，收到了小叶的微信，问酒店怎么样？我说，什么怎么样？他奶奶的简直就是天堂。小叶说，你是第一次进天堂对吧？不瞒你，我也没有去过天堂，快说说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说，简单一句话，死了也不见得能去的地方！要不，你也别回咱们狗窝了，过来体验一晚上如何？小叶说，算了，我还是下地狱吧。
我推开窗子，可以俯视楼下的马勒别墅，平时只能仰视的那美妙的尖顶和奇幻的灯光，确实让人暂时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似乎自己就像刚刚修成正果的神仙一样，有些飘飘然了。我说，爸，你看看，这酒店怎么样？
父亲自从进了房子，几乎都不敢迈步，一直静静地站在房子中间。他感觉是那么不切实际，不说有多豪华和陌生吧，仅仅是那种色调——雪白雪白的色调，在他七八十年的生活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他进入房间之后，他的脑海里出现过冬天的雪地，也出现过春天的梨花，还出现过瓦罐里的盐巴，但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白得这么耀眼，白得这么不可思议。
父亲说，这应该花很多钱吧？我说，是啊，每天好几百块。父亲张大了嘴，半天才问，你说多少？好几百块一天？我说，这还是凭报社的关系打了折的。父亲说，妈呀，睡一晚上一头大肥猪都没有了。你每个月拿多少钱，经得住这样花吗？赶紧给我拿着东西回家！我说，爸你别急啊，又不用自己支付，都是单位报销的。
本来有两张床，可以各睡一张，我还是挤到父亲的床上，抱着他的脚入睡了。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变成一只老鹰，长出了两只翅膀，突然飞了起来，他飞过了村子，飞过了门前的大山，飞过了江河湖海，飞到了上海。我像他叼着的一只小鸡，紧紧地抱着他的脚，也跟着飞起来了。我们飞过了楼顶，飞上了白云……他突然化为一颗流星不见了，而我一下子从天上坠落下来了。
我被吓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天已经亮了。父亲已经起床，坐在床边奇怪地盯着我看。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直直地看过我，似乎我是他刚刚才滴血相认的儿子一般，是那么陌生，又那么爱怜，还有几分歉疚。
我把自己的梦告诉了父亲。父亲说，看来阎王爷抓我来了。我说，你又梦见我妈了吗？父亲说，奇怪了，昨天晚上没有。我说，所以啊，你身体这么好，起码再活二十年。父亲说，人老了，脆得很，别说二十年了，能再活二十天就满足了，刚来就坐了那么高级的车，又住上了这么好的酒店，看你在上海混得不错，我也就放心了。
父亲从怀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个塑料袋，恐怕已经非常久远，所以已经发黄，而且油光发亮。父亲一层层地打开，数了数，又包了起来，然后放在我的手心。我知道里边装着的存折是父亲一辈子的积蓄，总放在父亲最贴身的地方，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财富，而是父亲生命的存在方式，它的分量超过了活着本身。所以我把塑料袋塞回了父亲的怀里。
父亲说，应该是时候交给你了。
他说着，就开始咳嗽了起来。
3
上海天气晴朗，天蓝得让人陶醉，感觉不在冬天，倒像春天已经来了，加上许多腊梅花开了，空气中像撒了调料似的，弥漫着一股香味。
早上九点半，当我带着父亲走出酒店，那辆油光发亮的小轿车早就停靠在门前。小叶甩了一下他的长头发，小跑着为我们打开了车门。我悄悄地问，怎么还不把车子还回去？我可没有多余的钱付给你！小叶说，单位派来的，要什么钱？我说，你就继续瞎编吧。小叶说，反正你别管了。
小叶提高了声音说，我们出发吧，去东方明珠，来上海不去东方明珠，那不是等于白来吗？父亲嘟哝着说，算了吧，我是来看儿子的，又不是看景色的。小叶说，伯伯啊，那你更要去东方明珠了，你知道吧，东方明珠就是你儿子盖起来的。我说，你小心把牛皮吹破了，我到上海的时候，人家东方明珠已经盖好了。小叶说，但是，你经常去采访，刚刚还采访过擦玻璃的蜘蛛人对不？父亲说，小叶说得也对，你是记者嘛。
车子还没有开呢，小叶已经像导游一样开始讲解起来。他告诉父亲，酒店门前的这条路叫陕西路，上海还有丹凤路，就是你们丹凤县的丹凤；也有商洛路，就是你们商洛市的商洛。我说，有这些路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小叶说，当然有，我专门查过地图，我们报社旁边，还有一条叫长安路。父亲突然问，有没有塔尔坪路？我说，应该没有，乡呀村呀，在上海是没有名字的，起码是县级以上的地方，才有资格成为上海人的马路。
小叶指了指对面的马勒别墅，说我去买几瓶矿泉水，你们先进去看看吧。父亲说，你们在里边上班吗？我说，不是的，刚解放的时候报社在里边办过公，不过现在是一家饭店。父亲说，不是你们单位有什么好看的。我说，里边像童话世界一样，你一辈子还没有听过童话呢，在童话里，鱼会变成女人，南瓜会变成汽车，兔子是会说话的，树是会走路的。父亲说，都是哄人的，别看了。
车子缓缓地开上了延安高架，小叶继续兴奋地介绍着说，左边是人民广场，那座四方形的火柴盒是市政府，市长就在里边上班，外表破旧了一点儿，但是里边到处都铺着软绵绵的红地毯，每一个水龙头随时一拧都有热水，洗完手往烘干机下边一伸，风就自动把手吹干了；大门口站着岗哨，腰上别着手枪，是二十四小时的，你进去出来呀，他都会立正，啪的一声，敬个礼给你。我说，你进去过吗？小叶说，你忘记了，都是你告诉我的，你不是进去开过会吗？我说，你又在吹牛了。小叶说，我什么时候吹牛了？上海世博会开幕前，那天早上十点，我没有记错吧？
小叶确实没有记错，那天早晨我卖完报纸，刚刚回到位于苏州河边的发行部，突然接到了发行部主任的电话，让我立即准备一百份报纸送到市政府去。那里正在召开一个会议，是关于世博志愿者服务的，而我们报社当天出版了一百版的专刊，不仅刊登了世博场馆分布图，而且还刊登了各场馆的观看亮点。因为服务信息特别详细，得到了市领导的点名表扬，要求参会人员人手一份带回去学习。我问具体送到哪里？主任说，市政府啊。我说，那里有哨兵把守，我怎么进得去啊？主任说，你送到大门口，自然会有人接你的。
我开始卖报纸的时候，负责黄浦区这一片，不管在南京东路福州路，收工之后，总喜欢绕道人民大道，从市政府门前溜达一圈。一是我喜欢那条铺着毛糙的青石板路面，走在上边不会打滑，又十分有力，尤其下过毛毛雨，路面像用芝麻油刷过一样；二是我把脚步尽量放得从容一些，表现得可以自由出入的样子，似乎随随便便就能从哨兵的鼻子下通过，拐进那威严而高耸的大门，进入到上海市的心脏部位，来主宰这座城市。但是多少年来，我只能远远地走开，连靠近一点、看清楚哨兵的勇气都没有。接到主任的电话之后，我是无比激动的。我欢呼着骑上自行车，带着报纸，吹着口哨，来到市政府大门口，真想向全世界宣告，我是来市政府上班的。当我扛着报纸，正要通过哨兵的时候，哨兵啪地敬了个礼，然后伸出机器人一样硬邦邦的手臂挡住了我。十分幸运的是，前来接收报纸的是个瘦弱无力的女人，她经过一番登记之后，让我带着报纸送入了大楼。也就是说，我沾了报纸的光，我的分量还不如一张报纸。
那座不太显眼的大楼给我留下了无法形容的印象——无处不在的红地毯，那悠长的永远没有尽头的通道，最令人震撼的是厕所。也许有些激动，放下报纸之后，我一时有些尿急，却半天找不到厕所，原因是人家不叫厕所，而叫盥洗室。最后冒死而入，又不敢撒尿，撒完尿去洗手，水龙头一拧，放出来的水竟然是热的，真把自己吓了个半死，以为自己走错了，进入了人家的厨房。
我指着市政府西边的大剧院告诉父亲，那里边天天都在演戏，可惜从来不演他喜欢的《卷席筒》；那八根白色大理石柱子，都是从希腊空运过来的，知道希腊是什么地方吗？它是一个国家，北京奥运会的火把就是从那里传过来的。父亲问，离我们多远？我说，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竟然用飞机运石头，你觉得是不是笑话？我们村里到处都是石头，而且还有大理石，你用它们铺过台阶，也砌过猪圈对不对？
父亲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
车子开进了延安东路隧道，小叶继续介绍说，伯伯，你知道我们头顶是什么吗？是黄浦江！江水是从我们头顶流过去的，船也是从我们头顶开过去的。
父亲精神状态有些不好，不仅一直在咳嗽，而且有些迷迷瞪瞪，淡淡地闭上了眼睛。我问他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父亲说那么好的酒店，是几个月来睡得最香的，估计是晕车的毛病犯了。
到达东方明珠下边的时候，有个女孩对着我们招手，她就是我用来对付父亲的“女朋友”小青。父亲问，她是谁？我说，是朋友。父亲说，是女朋友对吗？我说，爸你就别瞎问了。父亲说，我怎么瞎问了，我认识她。我说，人家千金大小姐，你怎么认识她？父亲说，你忘记了，前年你回家，让我看过她的照片，这丫头长得细皮嫩肉的，和我儿子交朋友，真是吃大亏了。小叶也跟着起哄说，也不算吃亏，你儿子上辈子是积过德的。
小青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我去买票吧？需要买几张呢？小叶说，你们当会计的，是不是钱多啊？东方明珠都是我们修的，我们记者来了，上东方明珠还需要买票吗？小叶说得不假，报社记者平时进公园，掏出记者证就行。虽然东方明珠不认记者证，但是报社经常在这里搞活动，和里边的经理非常熟悉，只要记者打个招呼，亲戚朋友就可以进去了。
小叶似乎有备而来，他仅仅打了一个电话，旁边一道栅栏就徐徐地打开了。小叶顺着弯弯曲曲的通道，把车子直接开上了观景平台。有一名穿着红色礼服的小姐，走过来鞠了个躬，便把我们带上了贵宾通道。上海仍然属于旅游旺季，此时外边的栅栏里，正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据工作人员介绍，如果正常排队的话，起码需要三个小时，而我们几十秒后就登上了几百米的高空。父亲说，到了？我说，是啊。父亲说，真快啊，我眼睛眨了一下。
我们来到二百五十九米处的悬空观光廊。过去，我不敢明目张胆地踏上去，总担心脚下的透明玻璃一旦碎裂，就会坠入万丈深渊。我问，爸你怕不怕？父亲说，不怕，也怕。我说，有我在你怕什么？父亲说，我都忘记了，你已经长翅膀了。父亲从从容容地走上去，坐在了悬空玻璃上。悬空玻璃下边是上海最发达的陆家嘴，形形色色的车子在大转盘上跑着，像个滚动的大铁环。我说，爸你看看下边，那些车子像不像花大姐？那些人像不像洋辣子？小青问，花大姐和洋辣子是谁？不会是你的童养媳吧？小叶起哄说，快点交代吧，不然有人要吃醋了。
父亲说，我儿子从小就勤快，不到十岁就帮忙种庄稼，十几岁就挖药材赚钱，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小富翁，有好多姑娘要订娃娃亲，他却问找媳妇有什么用，我说可以绣花，可以做饭，还可以生孩子，但是被他拒绝了，说这些他自己都会，不需要。
小青说，你自己把孩子生出来了吗？
小叶说，你现在明白要媳妇有什么用了吧？
几个人哈哈大笑起来。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花大姐和洋辣子的名字是我爸起的，它们是庄稼上常见的两种虫子而已。
我扶着父亲来到二百六十三米处，面对着外滩，指了指其中的海关大楼问他，大钟表看到了吧？小时候有一张年画贴在我的床头。父亲说，我当时以为是画呢，原来真有这么个钟表，比磨盘还大呀。正说着，伴随着一曲《东方红》的旋律，钟声当当地敲响了十一下。小叶说，伯伯你听见了吧，响了十一下，说明中午十一点了。
小青指着南京东路说，那就是十里洋场，原来是跑马的；小叶指着外白渡桥说，原来洋人过桥是免费的，中国人过桥是要收费的。我指着陈毅的雕像说，记得了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听说有一个大元帅叫陈毅，于是我把名字改成了陈元帅。父亲说，你在上海还叫陈元帅？我说，当时叫了十几天，早就改回来了，现在叫陈元你忘记了吗？小叶说，人家陈云的儿子叫陈元，我觉得你叫陈元帅更酷一些。小青就拍着手说，对呀对呀，你改名字吧，你如果叫陈元帅的话，我就……
我说，你就怎么样？
小叶说，你就以身相许对吧？
小青噘着嘴，抓住父亲的胳膊摇了摇说，伯伯你看看，他们欺负我，你也不管吗？
父亲就咧着嘴笑。
我还指着黄浦江说，水朝哪里流看不清对吧？实际上它是从外滩朝外白渡桥的方向流的，再流十几公里就是长江。我拉起父亲的手，指着一道伤疤说，当年，我们一起砍柴，你砍破了自己的手，流了好多血，你知道你的血都流到哪里去了吗？都顺着我们家的那条小河流到上海来了。父亲似乎已经不记得了，说我们一起砍过柴？我说，当然，不仅一起砍过柴，还一起烧过炭的。
小青提到了汤臣一品，说是上海最贵的房子，十五六万一平方米。小叶说，你是不是还没有长大啊？那是十几年前的价钱了，现在早就涨到三十万了。父亲说，多少钱？小叶说，超过三十万了，而且有钱还买不到呢。父亲说，你们吓唬我的吧？我熬了一辈子，攒了六万块，才能买两个巴掌大的地方？
父亲为了攒钱，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几年不添衣服，遇到大毛小病尽量扛着，几乎不吃药也不打针，不仅戒掉了烟，而且把我们孝敬他的烟酒，都寄放在小卖部里让人家代卖，每次积累到一个整数，比如五十块，或者一百块，就拿到信用社存起来。父亲的钱是有去无回的，只要一存起来，就永远不会取出来了，有些钱已经存了四十年。
我说，爸你别听他们瞎显摆，你这六万块血汗钱是城市好比的吗？在村子里可以盖一座别墅了。父亲说，是啊，在农村可以买六十头小牛犊子了。小青说，我们的意思是房子再贵有什么用，听说里边都是空的。
父亲盯着我说，你的房子呢？你的房子在哪里？我说，我买的是期房，还没有建好。父亲说，在哪里？不会在这么贵的地方吧？我说，这里是少数大老板住的，我们都是拿工资的，哪里买得起呀。小叶说，你的房子在青浦那边，估计是不是快要交房了？
小叶知道我去青浦那边看过几次房子，不过，我的房子是虚构的，当初告诉父亲也是为了哄哄他，让他不要操心而已。
正好转到了国际会议中心前边，我赶紧岔开了话题，指着两个蓝色的玻璃球说，这叫国际会议中心，美国的克林顿，俄国的普京，都在这里开过会。小叶说，我也在里边开过会。小叶当发行员的时候，是负责陆家嘴这一片的，我估计他和我一样，仅仅是给里边送过报纸。我说，你又说假话了。小叶连甩了两下长头发，有些生气地说，我不仅在里边开过会，还和副市长握过手，人家副市长的手，我估计呀，比小青的手还软，摸起来太舒服了。
小叶抬起左手手腕，亮了亮他的伤疤，说伯伯你看到了吧，这道伤疤可以证明。父亲说，这是被谁砍的吧？小叶说，我抓小偷的时候被小偷砍的。父亲说，真是好孩子，现在还痛吗？小叶说，不痛了，除了大拇指有些麻木，其他地方都好了，挨这一刀挺值的，不然不可能进去开会，而且还见到了副市长。
小叶是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他说的那次应该是表彰大会和先进事迹报告会。
小青欢快地说，我决定了，以后就在那里结婚！小叶说，这想法不错。我说，什么不错啊，她这是想结婚吗？她是要接见外国总统！在那里摆酒席多少钱一桌子，你们知道不？起码需要上万块，谁要是新郎官啊，把自己杀掉也拿不出那么多。小青说，拿不出这么多，就休想娶到我，谁想娶我的话，首要条件就是答应我，在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婚礼，而且还要高唱国际歌。
父亲笑了笑说，人家小青这么好的姑娘，想放在哪里结婚都不过分。父亲又从怀里掏出那个塑料袋，一层层地打开，数了数，又包了起来，然后递给小青说，我这点钱，买不了房子，办三五桌子酒席应该可以，你先替他保管着吧。小青说，伯伯你这是干什么呀？小叶打圆场说，应该是伯伯的积蓄，你不是会计吗？意思是先存在你这里。小青说，伯伯原来是大款呀，存在我这里要不要付利息啊？小叶说，当然要利息了！恭喜你发财了。
我感觉有些尴尬，于是接过存折，替父亲装回了怀里。
经过望远镜的时候，小青投入了一枚硬币，说今天天气不错，伯伯你用望远镜看看吧，也许能看到我家，旁边拉着高压电线，外墙贴着红色瓷砖，楼顶上一闪一闪的，那是避雷针。来到陕西省西安市的箭头前，我指着远方说，顺着这个方向一直朝前走就是咱们村，从村子再往前走两三百公里就是西安。上海回家一千多公里，人走路的话需要一个月，燕子需要飞半个月，风需要吹十天，开车需要一天半，如果是阳光的话，不需要一秒。
我们花了四十秒，返回地面，返回零米的高度。
在返回的路上，小叶讲了一个故事，报社有一个记者叫小吴。小吴专门跑旅游那条线的，所以东方明珠就像他家一样。有一天半夜，东方明珠已经停止售票了，小吴有一位诗人朋友急匆匆地打电话，说想上东方明珠,让一定想想办法。小吴以为诗人激情来了，要寻找灵感，所以很快找到了蔡经理，专门开了一次电梯。诗人爬上东方明珠，向一台望远镜里接连投了十几个硬币，像机关枪一样移动着，经过十几分钟来回扫射，把目光停在一座大厦身上。诗人高兴地告诉小吴，他的女朋友就在前边那座大厦工作，窗子里边的灯还亮着，说明她并没有骗他，她真的还在加班。还有一次，小吴自己心血来潮，在东方明珠上边睡了一个晚上，想体验一下在那么高的地方睡觉是什么感觉。他独自一个人躺在悬空玻璃上，果然做出了不同于平常的梦——平常无论做什么梦，背景全部都在老家的院子里，或者在那块庄稼地里。但是，那天晚上，他终于梦见了上海，梦见自己曾经丢失的黑色皮包，皮包里边的身份证、记者证、银行卡、信用卡，以及手机和电话号码，全部都找到了，去世好多年的爷爷奶奶都回来了，而且发了一笔大财，足够他买房子和车子了……他失去的身份恢复了，失去的人都联系上了，包括东方明珠的蔡经理……那种高高在上的状态，像一只飞舞的风筝，没有压迫，没有茫然，没有虚无，感觉人生是那么饱满而富有意义。最后，当小吴笑醒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夜色从悬空玻璃下边散去，那种离地万丈的光芒更加值得人们仰视。小吴个子很矮，每次有朋友来的时候，东方明珠是必到的地方，他想告诉朋友们一个道理，他个子虽然矮，但是有东方明珠垫底，他照样是个巨人——小吴说，你长得像姚明一样有什么用处呢？你上不了东方明珠其实都是渺小的。
小青说，还是你们当记者的牛啊！
小叶看了看我，不怀好意地说，当记者的女朋友就更牛了。
父亲问，门票是多少钱一张？小叶说，成人二百二十块，你已经过了七十岁，可以享受六折优惠。父亲咕咕叨叨地算了一笔账，跟着大家说，当记者确实不错，我们今天省了八百块，差不多是他一年的油盐。
已经到了午饭时间，在经过云南路美食一条街的时候，我们进去各自吃了一碗臊子面，而父亲是滴水未进的。按照他的意思，早上在酒店吃多了，三碗面条还没有消化。我说，不是三碗，也不是面条，你仅仅喝了半碗粥。父亲嘟哝着说，那不是一样的吗？
小青说下午还要去外边办事，在消失的时候，担心地回过头说，伯伯，你们小心一点，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给你接风。
4
这种冬天的晴朗是上海特有的，大片大片的白云堆在天上。有时候堆在低处，比天空低，比楼房低，甚至比地面还低，似乎已经堆到了地下，所以猛然看上去，整个城市就很高，比白云高，比天空高，不仅仅楼房之间夹着白云，人都是走在白云上边的。这种样子应该很美，很多人都觉得很美，不停地拿起手机拍照。但是，我有一种住在天空之中的不真实，甚至隐隐地感到了一些恐惧。
父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我估计是不是要午睡了，建议先回酒店休息一会儿。而父亲闭着眼睛说，在车上眯瞪一下就行了，赶紧去你们单位吧。小叶也跟着说，伯伯这次来视察工作，当然要去报社参观参观了。我使劲地盯着小叶，希望提醒他不要再做傻事，父亲一旦进了报社，谎言都要被戳穿了。我们发行部在外边办公，偶尔向报社送一些样报，都要进行层层登记，何况父亲这样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即使父亲顺利进入了报社，他问我坐在哪里办公怎么办？他拿起报纸要找儿子的名字怎么办？他遇见了同事问起自己的情况怎么办？
但是小叶对我的警告充耳不闻。他把车子转向了延安路立交，继续介绍说，架在半空的路就叫高架，穿过上海市区的高架主要有三条，外地牌子的车子在早上和晚上是不能上来的，一上来就要被罚款两百。小叶嘚瑟地说，所以上海的车牌比黄金还贵，上个月拍卖价已经接近九万了，如果不限价啊，早就超过十万了，是不是挺坑人的？我说，不控制怎么行呀，车子越来越多，不仅仅堵车，再污染下去，别说PM2.5了，恐怕PM250都会出现了。小叶说，你不愧是记者，境界比我们高啊。
以前，我也觉得这个社会是不可理喻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看法突然改变了。我不是境界高，也不想用宽容的方法安慰父亲，更不是想给他一个美好的假象，而是把这个世界放在这个老人走向终点的坐标系中，原本一直存在着的美，就会立即呈现出来。有的是无奈美，有的是反差美，有的是冷静美，有的是火热美，有的是高贵美，有的是朴素美，比如现在小叶为父亲安排的，就是欺骗美。在过去，这所有的美，只不过被卑微的生活一再地曲解了。
车子很快停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厦前。这样的大厦放在上海，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也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它与其他大部分高楼一样，有许许多多的数也数不清的窗户，窗户上边安装着蓝色的玻璃，被阳光照射到的时候都有更加刺眼的反光。但是，这座大厦又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的名字叫上海人才中心，是专门为世界各地的人才服务的，进进出出的都是高级白领和社会精英，他们大部分是硕士或者博士，他们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而我，当然也包括小叶，仅仅是打杂的而已，这座城市不会因为我们停滞不前，或者说玻璃幕墙上的每一束反光几乎和我们是毫不相干的。
父亲下了车子，抬起头看着大厦，恐怕因为反光太强烈，让他有些头晕目眩，所以他揉了揉眼睛，险些摔倒在地。父亲说，我儿子就在上边上班？小叶说，是啊，他在二十层，我在二十一层。父亲说，好高啊，比我预想的高多了，我说儿子上班的时候坐在半空中，伸手就能抓到白云，他们竟然都不信。我说，我也不信！小叶说，我信，别说白云了，差不多可以抓到嫦娥了。父亲说，以前只晓得我儿子上班的地方很高，但是不晓得具体在哪里，具体是什么样子，这下踏实了。小叶说，伯伯，我扶你去办公室吧。父亲说，从下边看看就行了，上去人家会笑话他的。小叶说，笑话他什么？父亲说，笑话他爸是土农民呀。小叶说，没有农民的话，这世上的每个人吃什么？总不能直接吃钢筋水泥吧？
小叶停车去了，父亲自己走进了大堂。大堂里是熟悉的两名保安，大家都叫他们肥嘟嘟和瘦溜溜。有一次来报社的时候，我没有携带身份证，他们又不认暂住证，说暂住证只能证明乡下人暂时住在这里，不能证明一个人的身份，而被死死地拦在楼下了。
肥嘟嘟看见我，笑眯眯地迎上来了，说我还以为是上访的呢，他是你爸对吧？我说，他是我爹。瘦溜溜也迎上来，扶着父亲说，你老家是香港的？香港人才叫爹地。我说，我们乡下人，哪能叫爹地，只能叫爹。瘦溜溜说，我们小时候也叫爹，后来全改掉了，叫爸爸。肥嘟嘟问父亲，大爷今天来，是视察儿子工作的吧？不瞒你说，你儿子名气可大了，上管天气下管油盐，没有什么是他管不了的。
我想，肯定又是小叶提前设计好的。我把身份证递了过去，说我就管不了你，麻烦让我登记一下吧。肥嘟嘟摆摆手说，你还在生气吗？今年春节，上班第一天，不是我们有意要拦着你，是过年期间上边有交代，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加上我们两个也是第一天上班，当时还不认识你。我说，当然理解了，万一放上去一个破坏分子那还了得？肥嘟嘟说，现在也有规定，必须填写会客单，但是大爷一把年纪，你们赶紧请吧。
他们冲在前边，替我们按好了电梯。
小叶已经停好车赶了过来。他甩了甩长头发，笑嘻嘻地说，伯伯，你儿子人缘不错吧？父亲说，你也一样，在外边混呀，心地好就什么都不怕了。
报社在大厦里整整占据了两层，二十层是编辑记者办公的地方，二十一层是广告、财务以及行政后勤部门。整个办公室全是敞开式的，用透明玻璃隔起了几个通透的小房间，平时记者白天上班，编辑晚上上班，持续到凌晨两点，然后就是我们发行员开始上班，把报纸从印刷厂发散到四面八方，让读者在八点起床之后，第一时间能够看到五花八门的新闻。
小叶扶着父亲来到二十层，发现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才明白当天正好是周日，编辑记者都休息了。
父亲一走进办公室，似乎又精神起来了，津津有味地看着墙上的一块展板。展板上贴着的，有一份要求大家正确用水用电防火防寒的通知，有一份组织大家进行免费体检的注意事项，有一份关于员工去青岛疗养的报名表，有一份优秀稿件评选结果的通报，另外还贴着几张参观活动的剪影和一封宣传部门写来的表扬信。旁边挂着好几面锦旗，锦旗上书写的都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父亲说，怎么没有你？
小叶说，伯伯，你别急，马上就能看到他的表扬信了。
小叶把我们带进了相对封闭的办公室，玻璃门上贴着“综合新闻部”的字样，有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上贴着我的名字。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小叶说，领导听说伯伯来视察，昨天专门给你换了个大点的位子。我的“新位子”靠着落地窗，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气势磅礴的中国画——近处是南北高架像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中间是苏州河和黄浦江像两条缀满钻石的飘带，远处是浦东陆家嘴的高楼大厦，被下午的阳光照射得无比辉煌。坐在位子上，也可以清楚地俯视楼下——楼下有一大片石库门的老房子，陈旧而古朴的弄堂里，洗衣服晾衣服的，下棋打牌的，洗头理发的，都一目了然，还有成群的鸽子在红色的屋顶上盘旋着。
小叶让父亲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几封信放在他的面前。小叶说，伯伯你看看这些吧。父亲说，是信，谁写的？小叶说，陈元的女儿。父亲说，我有孙女了？小叶说，是啊，而且有两个。父亲说，你们在哄我，他都没有结婚，哪里来的孩子？小叶说，是干女儿，名字叫大大与小小。父亲说，我就说嘛。
父亲把信掏出来看了看，有一封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果园，稠稠地结满了金黄色的枇杷，两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笑得十分灿烂。父亲笑着说，两个丫头一模一样。小叶说，她们是双胞胎呀。父亲说，信是写给我儿子的？小叶说，每年好几封，都是感谢信，她们生病住院的时候，陈元写了好几篇文章登在报上，发动大家捐款，救了她们的命。
这些信是真的，是报社拿来张贴在展板上供大家学习的；发动捐款也是真的，只不过我不是记者，我没有资格写文章。事情的基本经过是，那天我正在地铁口卖报纸，有一个男人牵着两个小姑娘一下子跪在我的面前，说你是报社的对吗？我说，是呀。他们说，那你救救我们吧。我说，我不是记者，但是我可以帮忙联系联系记者。原来，他们是福建泉州的，两个小姑娘一个叫大大一个叫小小，都得了白血病，家里把房子卖掉也只能救一个人，大大让救小小，小小让救大大，两个孩子让来让去，最后决定，如果没有钱，那就谁也不活了。当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把他们带到了报社，经过记者报道之后，我配合发动了一场卖报救人的活动，那些天，整个大街上都是卖报的志愿者，很快就筹集到了六十多万元的捐款，把大大小小一起送进了医院，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她们双双痊愈出院。出院的那天，他们又找到了我，跪在我的面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喊了一声“爸爸”，意思是要拜我为干爸。
父亲说，这是积德，以后多积德吧。
小叶说，他以后就要坐在这里写文章了，伯伯你坐在上边有什么感觉？父亲说，椅子像弹簧，舒服得很。小叶说，还有呢？父亲说，墙都是白色的。小叶说，你再看看窗子。父亲说，窗子和墙一样大，而且好高。父亲指着下边说，那边飞的是什么？野鸡不像野鸡，老鸹不像老鸹。我说，那是人家养的鸽子。父亲说，养鸽子干什么？我说，可以送信呀。父亲说，难怪飞得那么快，一转身影子都没有了。
小叶给父亲倒了一杯水。
父亲说，我儿子是真的出息了。
小叶指着桌子上的一部黑色电话机说，伯伯你最想给谁打电话呀？父亲说，最想给他妈他哥还有他叔叔打电话。小叶说，那就打吧，想给谁打就给谁打。我说，这些人都死了。
我不知道怎么给死人打电话。我说，你给我姐打个电话吧，你不想我姐吗？父亲说，其实，我一辈子最对不起你姐，说她是被人拐跑的，其实是我放跑的，当时没有东西吃，好多人都饿死了，人贩子说河南那边家家都有十几亩庄稼地，还有好多苹果园，每年粮食吃不完，摘下来的苹果也吃不完。我心想你姐嫁到那边去就不会挨饿了，后来在河南卢氏找到你姐的时候，发现她嫁了一个瘸子，家里一棵苹果树都没有，人贩子是哄人的。
这是父亲第一次提起这些。我说，趁机给我姐打个电话吧。父亲说，你姐家有电话了吗？我说，没有。父亲说，算了。我说，你应该给我表姐打一个电话。表姐一接电话就哭了，说舅舅你在哪里？父亲说，我还能在哪里？在儿子的报社。表姐问，他的单位怎么样？父亲说，亮堂堂的，白生生的，像天上一样，鸽子在脚底下飞，外边就是东方明珠。表姐说，我怎么感觉像天堂啊？你的身体怎么样了？父亲说，身体啊，好着呀。表姐说，你可不能瞒着儿子。父亲说，我哪里瞒着他了，那是医院误诊。
父亲放下电话，意识到我的疑虑，笑着解释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医院检查，花了好几百块，结果是肠胃炎，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
下楼离开的时候，小叶说，伯伯，你这次考察儿子，初步给他打多少分？父亲说，九十九分。我说，为什么缺一分？父亲说，你自己想吧。
5
给父亲接风的晚宴，时间定在晚上六点，地点是梅陇镇酒家，开在南京路的石库门老弄堂里。小叶把我们送回酒店，让父亲先好好休息一会儿。我追出去告诉小叶，晚宴还是算了吧，我爸没有什么胃口。小叶说，怎么能算了呢？包厢已经定好了，人已经约好了，你是不是又担心钱？我们已经说好了，这顿饭由我解决。我说，你的钱不是钱吗？据说这梅陇镇酒家贵得出奇，一桌子没有上千块下不来。小叶说，你好歹也是记者，怎么还是农民意识，格局能不能大一点啊？我说，是假记者好不好！小叶说，你比真记者水平高多了，报社现在正在改革，你也许可以转岗。我说，转岗？转记者？那是不可能的，发行员不被炒鱿鱼的话，我一定去玉佛寺烧香。小叶说，求你有点出息好不好？有些信息我不能吐露，这是要保密的。
我说，你非要请客也行，就别找人冒充总编了，你把气球吹得太大了，我心里飘飘然，适应不了。小叶说，总编已经安排好了，我就明白告诉你吧，这顿饭不用我们买单。我说，那谁买单？天上会掉馅饼吗？小叶说，天上会下雨下雪，掉个馅饼也属正常，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爸似乎有些不太正常？
我说，会不会是太累了？毕竟快八十岁的人了。小叶说，我从后视镜里观察了，他不停地打盹，似乎稍不注意，就会睡过去醒不来了，中午吃饭，你去上厕所的时候，他竟然咳出了一团血。我很吃惊地问，你确定不是辣椒吗？小叶说，我又不是傻瓜，难道连血都不认识？他用餐巾纸捂着，害怕我看见了。我说，他说是肠胃炎。小叶说，你要有点常识，什么病会吐血，而且是黑色的血？退一步讲，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多久啊，所以他这次来，你别考虑钱的事情，好好尽尽孝吧，不然以后要后悔的。
小叶有些伤感地说，当年我妈一直想来上海看看，我总觉得自己混得不好，等自己混得像模像样的时候再把她接来不迟，但是谁会想到啊，她说走就走了，在弥留之际，她拉着我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没有机会去上海了，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我妈连上海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现在看到上海的每一个景点，像看到一把把刀子在捅我一样难受。
小叶说着说着，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我说，等有机会，咱把她带来好好转一圈。
小叶说，怎么带？！我说了她已经不在了。
我说，我知道不在了，咱把她的灵骨带过来。
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破涕为笑地说，你这个办法不错，春节前我就回安徽，把她带到上海来过年，到时候你可别忘记给她接风。
我说，到时候，我来冒充你的司机或者总编，也许可以以假乱真吧？
离吃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回到酒店房间的时候，父亲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坐在他的身边，仔细地打量着他，他比上次瘦多了，皱纹深多了，脸色也一片蜡黄。父亲其实也没有睡，仅仅是闭着眼睛，从眼角流下两滴浑浊的泪水。父亲说，儿子，你也躺会儿吧。我说，我不累，爸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他说，是啊，我没有告诉你，我已经把墓修起来了。我说，还有呢？他说，我把棺材也打好了，老衣也准备好了，都放在我们家的阁楼上，我到时候死了，你就省心了。我说，就这些吗？你的身体呢？他说，我的身体好着呢。我说，那吐血是怎么回事？他说，小叶告诉你的？那是我把舌头咬破了。
父亲勉强张开嘴，说你看看我的舌头。
他的舌头是黑色的，确实像瘀血结痂的样子。
我说，你想让我省心的话，我们不管怎么样，这几天就去医院，系统检查一下，以防万一，这么大个世界，我只有爸你一个人了，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怎么办啊？我就变成孤儿了，就无家可归了，过年过节就没有地方去了，关键是没有人催我结婚了。父亲说，人哪有不死的，早一天晚一天而已，所以你赶紧结婚吧，再早点抱个孩子，就不会孤单了，在外边混得再风光，肯定也吃了不少苦头，你以为我不知道呀，像这样豪华的宾馆，估计你也没有住过吧？
我说，爸，你别说了。
我像装满委屈的塑料袋被父亲轻轻一下就捅破了，两个人忍不住都哭了起来。
是的，这么多年，自己像什么？像薄薄的塑料袋里边灌满了水，看上去是饱满的，是丰富的，是风光的，实际上压力无限，又无比脆弱，连透气的机会都没有。你今天不上班了，明天就会露宿街头，身边没有亲人，天黑了没有家，荣耀没有人分享，委屈没有人分担，你只能强颜欢笑，强装成功。也就是说，你的虚荣心，你的荣誉感，你的自尊心，包括你的快感，都必须在你自己身上去获得和体现。
从这个角度看，父亲来上海的意义是非凡的。自己之所以要精心准备一场演出，因为父亲是唯一一个可以成为观众的人，而且这极有可能是最后一场谢幕演出。
天慢慢地黑了，路灯全部亮了起来。尤其对面的马勒别墅像海市蜃楼一样，把它的光和影投射在我们的窗户上，再从窗户反射到房间里，像无数的幽灵在跳动着。尤其父亲的脸，像被怪物入侵一样，青一块，红一块，绿一块，魔性立即就会发作似的。
接近六点的时候，小叶再次把车子黑油油地开到酒店下边，拉上我们十几分钟就到了。梅陇镇酒家已经亮了，是一幢三层的赭红色西式洋楼，在夜色之中被彩灯投射之后，通体都是透明的，像一尊古老的烹饪美食的青铜器，正被架在大火之上。门楼上的瓦当是绿色的，两边的四根柱子是金色的，几条巨龙在蜿蜒游动着；旁边还有一幅壁画，静静地诠释着这家百年老店的来历……父亲站在大门前边，第一句话就问，这是皇宫吗？我说，差不多吧，人家1938年就开业了。父亲说，比我还大一岁，难怪这么漂亮。小叶说，法国总统来吃过一顿，就不想走了，非要留下来拜师学艺。我说，你又开始吹牛了。小叶说，不信你问服务员，周总理也来过，当时他在上海视察工作，请几位劳模吃过一顿午饭，走的时候还和这里的服务员一一握手。
有一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服务员，早就毕恭毕敬地站在旁边，笑眯眯地说，这是真的，那是1958年7月，当天下着毛毛雨，和总理握过手的一位同事，几年前才刚刚退休。
小青也来了，她的身边还有一位男人。他长得黑不溜秋的，却有一脸灿烂的微笑，这让他显得并不怎么黑，像即将烧红的煤块。小青说，伯伯，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报社的总编辑焦大业。
焦大业上前要握父亲的手。父亲赶紧把手放在棉袄上搓了搓，然后拉住焦大业说，你就是总编？焦大业说，是的，伯伯，是不是不像？父亲说，太像了，看面相就是当大官的。焦大业拉着父亲的手朝里走，说伯伯我们进去边吃边聊吧。
我在上楼的时候，悄悄地问小叶，你从哪里弄来这么一个怪物，长得像焦炭就算了，竟然还姓焦，我们的总编真的姓焦、叫焦大业吗？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嘿嘿一笑，说你别管了，不过提醒你一句，对他还是客气一点。
我陪着父亲上厕所的时候，父亲迷茫地问我，总编是干什么的？我说，专门管编辑记者的。父亲说，官不小吧？我说，和县长一样大。父亲说，和我们丹凤县县长一样大？我说，是啊。父亲说，我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县长。我说，在上海，县长像流浪猫一样，随便一吆喝一群，有什么了不起的，天天都在眼皮子底下已经习惯了。父亲说，看来我儿子混得不错，我的心更踏实了。我说，人家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父亲说，我一个农民有什么面子？如果不是你，住酒店能报销？小叶会跑前跑后开车？保安能帮忙开电梯？小青这么漂亮的孩子能和你谈朋友？人家一个县长能来陪我们吃饭？
如果不是父亲的面子，会是谁的面子呢？自己一个小小的发行员，一个不能再边缘的边缘人，也许马上就要失业的打工仔，能有什么面子呢？所以这面子，其实不是父亲的，也不是我的，而是上海的，或者上海给人的面子，就像玻璃幕墙上的反光。
我们的包厢叫养心殿，位于二楼最里边，紧靠着天井。父亲说，订这么好的地方，让你们费心了，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吃顿饭，尤其能见到总编，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这么个农民，也没有什么报答，事先和大家打个招呼，这顿饭必须由我来请。我说，爸，早就说好了，我来请。父亲说，你是我儿子，按说你请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有总编在，必须我来出钱。小青说，你们别争了，我来请。小叶说，凭什么你来请？除非你是人家的儿媳妇！小青拉着父亲的胳膊撒娇说，伯伯，你看看，他们老是欺负我，你就让他们买单吧，我们好好地宰他们一顿多好啊。
小叶说，大家都别争了，我们焦总编早就安排好了。
焦大业拿出菜单，问父亲牙齿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忌口。父亲说牙齿落光了，不过前几年儿子孝顺，给他镶了一口新牙，除石头咬不动，其他什么都可以。于是，焦大业凉菜点了海蜇皮、四喜烤麸、特色熏鱼、糟香鹅肝、红油肚片和花雕醉鸡，热菜点了咕咾肉、河虾仁、生爆扇贝、黑椒牛排、油焖春笋、蟹粉狮子头、汽锅甲鱼、清蒸鳜鱼，汤水点了一个浓汤干丝和一个酒酿圆子，点心要了两笼蟹粉小笼、一份细沙锅饼、一份肉松麻饼。
我看他那么随意，便朝小叶使眼色，而小叶还不停地在旁边帮腔，非要给父亲单独再点一份冰糖燕窝和一份白汁鱼翅。父亲悄悄地问我，燕子窝是泥巴，这怎么吃啊？我说，这是海燕，不是咱们那里的燕子，所以不是泥巴的。父亲又问，那鱼翅又是什么？我说是鲨鱼的骨头。父亲说，很贵吧？我说，不贵，在城市里，最贵的是青菜。
焦大业从包里掏出一瓶酒，是飞天茅台十年陈酿。服务员上来说，我们这里不允许外带酒水，不然要收开瓶费的。焦大业说，开瓶费多少？服务员说，两百块一瓶。焦大业说，我计较的，不是开瓶费的问题，我计较的是道理，你们也算是百年老店了，不能这么坑害消费者，你把经理叫过来吧。服务员叫来一个西装革履的梳着一个大背头的男人。焦大业说，你是经理对吧？收开瓶费是违法的，不过，我不和你讲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讲感情问题，你猜猜这位老人高寿？经理说，估计有八十岁了。焦大业说，请问高堂多少岁了？经理说，我爸妈都去世了，如果在世也都八十多岁了。焦大业说，如果你双亲在世，你在外边请他吃顿饭，你忍心惹他不高兴吗？你收两百块，对我们是小数目，对这位老人来说，也是小数目，但是会伤害他的感情。
焦大业把瓶盖轻轻一揭，继续说，你看看，这么轻轻一下，酒瓶子就打开了，你们却要收两百块，这让他怎么想？他会以为上海人都是强盗，真他妈太坏了，这不是给上海抹黑丢脸吗？经理说，也不是坏，是店里有规定，不能自带酒水。焦大业倒了两杯酒，说你再看看，老人旁边坐的是谁？是他儿子！他儿子是谁？报社的记者！那么今天这顿饭请谁？是请记者的老子！你如果不怕记者，那你看看我是谁？经理说，你是谁？不会是市长吧？
小叶说，你怎么还拎不清啊？市长不可能长得这么黑，他是我们报社的总编辑，他手下管着六十多个记者，你今天晚上敢收开瓶费，你知道会怎么样吗？经理赔着笑脸，说对不起啊，不知道你们是报社的，我喝两杯酒算是赔罪吧。经理端起已经倒好的两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呆呆地看着杯子，咂巴了两下嘴，感慨地说，到底是茅台，真香啊，以后你们再来，开瓶费统统免收！
小插曲就这么被平息掉了。
父亲端起一杯酒，说我谢谢你们，尤其要谢谢焦总编，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一个当官的，也没有出一个有文化的，我儿子能在上海立足，不是他有本事，也不是老坟埋得好，主要是你们照顾得好。焦大业笑着说，你不要谢我们，是我们要谢谢你，给上海养了这么一个儿子，你今天在报社已经看到了，他太了不起了，媳妇都没有呢，就有人叫他爸爸了。父亲说，他再了不起，也归你管是不是？他哪里做得不对，你尽管骂他。焦大业说，我骂他？他不骂我就行了。父亲转身对我说，你敢骂领导？你的刀子嘴得改改了。我说，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骂他？父亲说，你不认娘老子可以，不能不认人家总编！焦大业说，伯伯，我们闹着玩的，他是什么样子的，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燕窝和鱼翅端上来之后，父亲说，你们都不吃，让我一个人搞特殊？焦大业说，这些东西只能老人吃，我们吃了会流鼻血的。父亲说，你们这些孩子，尽骗我，来来，小青帮忙。小青说，这是专门孝敬你的，我如果吃一口呀，他们会要我的命的。父亲尝了一勺子鱼翅，说看上去像粉丝，放到嘴里就不一样了。焦大业说，怎么不一样了？父亲说，像大鲨鱼游泳。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散场的时候，父亲从怀里掏出四百块，放在手上认认真真地数了两遍，似乎他数一数就会多出一张，然后放在焦大业的手中，说自己早就准备好了，今天不让他买单的话，他晚上会睡不着觉的。焦大业无奈，说伯伯既然这么诚心，这顿饭388块就由伯伯买单吧。
这是父亲这辈子，第一次为吃饭花了这么多钱。告别的时候，焦大业塞给父亲一条软中华，父亲说他已经戒烟了，焦大业说带回家给乡亲们抽，今天晚上本想着给你接风的，没有想到白白吃了你一顿。父亲说，应该的，我儿子以后还得让你费心呢。焦大业说，伯伯放心吧，这几天在上海，还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就是了。
回到酒店楼下，我偷偷问小叶，你雇焦大业这个托，花了多少钱？小叶说，你先说人家像不像总编吧？我说，长成那样，比咱还丑，不过，刚才为了开瓶费的事情，确实很像个懂新闻的总编。小叶说，那当然，人家也是大报记者出身。我说，他是同行？今天是友情出演？小叶说，估计都是上辈子欠你的。
我说，那瓶茅台和那条软中华是怎么回事？小叶说，这些是人家焦大业自带的。我说，他为了过一把官瘾，冒充一次总编，带这么高档的东西，要么他是傻瓜，要么你是骗子，还有这顿饭，怎么会是388块啊？估计那条鱼都不止这个数。小叶说，有鱼吗？我怎么只吃了几颗小虾米。我越想越生气，说你可以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反正我记得自己的老祖宗是农民，我们农民只适合吃萝卜土豆，吃鱼翅燕窝会消化不良的！小叶说，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你爸不配吃鱼翅燕窝对不对？你在羞辱你爸知道吗？归根到底是你自卑，是你舍不得花钱。我说，你很有钱吗？这叫装逼！
小叶也很生气，甩了一下长头发，扭头钻进了车里，临走的时候抛下一句话，请你不要再和我提钱，别整天只关心钱，赶紧关心关心你爸吧！
父亲从来不喝酒，被大家敬了两杯，又回敬了两杯，所以刚刚回到房间，就哇哇地吐了一地。我在清理呕吐物的时候，又看到了血。我吃惊地问，爸你怎么又吐血了？父亲说，今天高兴，我喝醉了。
我怎么叫他，他都一副烂醉如泥的样子。
夜，就这么沉静了下来。
6
早餐，父亲仍旧喝了半碗粥。我说上海不管什么菜都喜欢放糖，你是不是不太习惯？父亲说，好吃着呢，只是自己昨晚喝多了，又吃了什么鱼翅和燕窝，现在还没有消化。
正好小叶已经来了，我让父亲上车去瑞金医院。父亲说，去医院干什么？你们谁生病了吗？我说，你去检查一下。父亲说，要去你们去！小叶说，伯伯，你得听话，吐血不是闹着玩的。父亲说，是胃病，自然灾害那几年，吃草皮树根落下的老毛病。我说，我们去体检一下，然后让医生开点药，也花不了多少钱。父亲很生气，说你们两个孩子，如果不听话，那就送我去车站吧。我说，去车站干什么？父亲说，我回家！我说，回家可以，你能认清东南西北吗？
父亲拉开车门，还没有下车呢，险些一头栽倒在地。
我赶紧扶起父亲，说你上车吧，听你的还不行吗？
父亲重新坐上车，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地问，小青呢？你把小青给我叫来。我说，人家小青上班去了。父亲说，小青家都有什么人？我说，她爸原来是造纸厂的工人，前几年去世了，母亲原来是百货公司的出纳，已经退休了。父亲说，也是可怜的孩子，你知道她家住在哪里吧？我说，知道，替她搬家去过两次。父亲说，去过两次？你们的事情还没有向她妈提？小叶说，伯伯，这都什么年代了，年轻人是自由的。父亲说，再自由，礼节不能少，给小青打个电话，说我要去看看她妈。我说，这不合适吧？
父亲有些不耐烦地说，麻烦开车吧。
我给小青发了个微信，说我爸要去你家，你赶紧通知你妈出门躲一躲。小青说，他要去我家干什么？我说，干什么你不清楚吗？小青笑嘻嘻地说，那为什么要躲啊？他们两个不是挺好吗？我说，他们是谁？小青说，你爸和我妈呀，他们两个都是单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说，反正我爸是男的，再怎么样都不吃亏，我是怕你妈这个上海老太太，万一看不起我们乡下人，把我爸给赶出来了怎么办？小青说，这倒有可能。
小叶提醒说，上海老太太可不好惹，我可是领教过的，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小叶原来有个女朋友也是上海的，两个人谈了整整两年，和结婚应该都差不多了，女孩她妈看不起外地人，死活不答应，最后把他们拆散了。我说，爸呀，小叶当初还挨过丈母娘的耳光子。小叶说，没有那么夸张，但也差不多了，所以我提醒你们。
在路上，小叶讲起了他的经历。小叶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对着她妈就直接叫了一声妈。她妈被吓了一跳，很不高兴地问女儿，你让他这么叫的？女朋友也被吓了一跳，问小叶，你为什么这么叫？小叶说，你叫妈，我依着你肯定也要叫妈，她是你妈对吗？女朋友一下子乐了，问她妈，你是我妈吗？她妈说，带回来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就连你妈都不认识了？你和他是不是已经住在一起了？女朋友说，我们只是拉过手，拉手之前是经过批准的。她妈说，谁批准的？女朋友说，我爸批准的，我爸说不管干什么，得事先征求你们的意见。她妈说，你们如果仅仅拉了拉手，他哪来的胆子直接叫妈？
小叶又叫了一声，妈，你相信她，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她妈说，你帮帮忙行不？你们什么都没有，你凭什么叫我妈？你妈都死了，你在咒我对吧？小叶说，那我叫你什么？她妈说，我有名有姓的，你叫我名字就行了。小叶说，你叫什么名字？女朋友捂着嘴巴笑着问，妈呀，你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小叶不敢再叫“妈”了，只好叫了几声“阿姨”，她妈也不高兴，说像在支使家里的保姆；小叶又改叫姨娘，她妈更不高兴，说像是呼唤家里的小三。那次，小叶老老实实按照老家的规矩，准备了烟酒副食作为彩礼，但是她妈看也不看一眼，接过去直接扔到了门外，说你走吧，要想让我同意，除非我死了。小叶就这样，进门五分钟，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被未来的丈母娘给赶出门了。
小青家离我们的出租屋两公里左右，同样位于普陀区与嘉定区的交界线上，但是属于中高档的拆迁安置房，十几栋楼错落着，最低十几层，最高二十几层，都安装着电梯。小区里边有一条景观河，弯弯曲曲地从中间穿过，河上边架着几座木板桥，河的北边栽着一行柳树，河的南边铺着一条小路。小区中间有一个健身广场，上边有秋千、双杠和跑步机，也有几个大花圃和几条林荫道。小区外边的高压线下边，是一个大型绿化带，铺着一条长长的石板小路，两边是茂盛的香樟树与玉兰树。当时替小青搬家，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发现几个长满芦苇的小湖泊里还有几只野鸭子——也许是天鹅，在游来游去。
父亲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到了叫我，我先眯一会儿。
从武宁路进入曹安路，车子开到小区外边的时候，正巧遇到了提着蔬菜的小青她妈。小叶上前说，阿姨，你穿得这么漂亮，是要去哪里演出吗？她妈说，我又不是演员，退休了没有什么事情，本来和朋友们要去跳舞的，早晨舞厅便宜，人又少，但是小青刚刚打电话来，说你们要来玩，所以我就回来了。
我说，阿姨你还认识我吧？小青她妈说，怎么不认识你？小青她爸落葬的那天，去福寿园还是你开的车，你那一路上啊，眼泪哗哗啦啦的……我每次提起她爸呀，小青都要念叨你的好。我说，其实当时呀，我是想我爸了。她妈说，说你爸也来了，他人呢？我说，他累了，在车上休息。她妈说，你们赶紧跟我回家吧，我顺便买了一只散养鸡，午饭给你们熬汤喝。
小叶上楼的时候，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小子！隐藏得挺深啊，手段也挺高明的呀。我说，你闭嘴吧，我能有什么手段？小叶悄悄地说，搞定上海丈母娘啊，我可流不出鳄鱼的眼泪。
父亲不敢进小青家的门，伸脚朝门里试了试，又退了出去，说这么干净，都可以在地上擀面条了，我的脚踩在哪里呀？她妈扔给父亲一双拖鞋，说老头子你就把脚扛在肩膀上吧。父亲进了门，弯下腰，摸了摸地板，说地板是橡木的，我在山上砍掉那么多树，卖出去那么多木料，以为被人拉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它们躲到这里享福来了。她妈说，你也可以跟着儿子享福来呀。
她妈在床上铺上了一条紫红色床单，又拿出一条淡蓝色的被子，让父亲好好休息一会儿。被子十分柔软，不仅仅因为布料是纯棉的，更因为它经历了岁月的洗涤，已经没有鲜亮的颜色与粗糙的感觉。她妈解释说那还是几十年前结婚的时候添置的。我说，换一条吧。她妈说，你嫌弃它旧？我说，它太珍贵了。她妈说，你爸年纪大了，似乎又生病了，这条被子盖着舒服，小青她爸去世之前，最喜欢这条被子了，如今再也用不着了。
她妈进厨房烧水熬汤去了。她先拍了几个黄瓜，又切了一盘子香肠，剥了两个咸鸭蛋，又提出一瓶石库门老酒，让小叶和我先喝几杯。小叶咕咕嘟嘟地喝了几杯，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吼着莫名其妙的秦腔下楼了，说去车上眯瞪一会儿。因为是上班时间，小区的人基本都出门了。楼下偶尔传来了开门关门的声音，还有在脱衣服的时候抖落了几枚硬币，掉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真切的滚动声，让人误以为那些硬币滚呀滚呀就滚到了自己的脚边。她妈把厅里的电视打开了，电影频道正在播放一部电影，周星驰发出那声无厘头的大笑，反而把中午衬托得更加安静，安静得能够清晰地听到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吹动的声音。
我坐在父亲的床边看着窗外。整个下午的天气都是晴朗的，阳光温暖而寒冷地照着，堆在天边的云朵散掉了，蓝蓝的天空显得十分轻薄，整个城市的人、树和房子都放下了身段，低矮而真实起来。
父亲下半辈子总是剃着光头，把下巴和脸庞也刮得干干净净。记得有一次，我回村子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剃头师傅都去世了，他只能自己给自己剃光头了。我问他，后脑勺子自己怎么剃？父亲说，所以经常连皮带肉一起都刮破了。因此，他的后脑勺子、头顶和耳边，凡是自己看不见的地方，都布满了明明暗暗的伤痕，像一个纵横交错的地球仪，显得无比的沧桑而孤独。我曾经带他去过一次理发店，想让他体会一下城里人理发的那种感觉——先让理发师进行干洗，揉出一头的白色泡沫，然后敲敲背，捏捏肩膀，按摩十来分钟，再把头发胡子剃光。当时从理发店出来，父亲摸着光头问，剃一个头多少钱？我说，不贵，打五折，六十块。父亲说，多少钱？我说，六十块呀。父亲瞪着我说，你是钱多吗？六十块都可以买一个猪头了。
我摸了摸他的脸和下巴，手被狠狠地扎了一下。他的头发和胡子有些长，已经露出白色的部分，像结下了一层霜，似乎是在上海的两天时间里才长出来的。我说，晚上找地方给你泡个脚，再刮一下胡子剃个头吧。父亲也许没有睡着，也许已经醒了，嘟哝着说，头发又不长。我说，想扎辫子的话确实不长。
她妈听到我们的对话，于是打来一盆子水，找来一把剃须刀，还有一瓶泡沫，说你尽尽孝吧，你们这些孩子，长年不在身边，老头子哪里痒了，连帮忙挠挠的人都没有。
我把父亲的头抱在怀里，用温水浸润着，用泡沫涂抹着，但是他的头发与胡子并没有被软化，而像一根根坚硬的钢针，扎进了他的骨肉里。我想，这就是时光，时光已经从他的每一根毛孔侵入他的身体，将永远无法剥离，只会随着生命的消失而释放出来。
她妈递来一把剪子，让先剪一遍，就好剃一些。我把剪下来的头发，一撮撮地放在旁边。我说，要扔掉吗？父亲说，不扔掉干什么？又不是猪鬃。按照村子的习惯，在杀猪的时候要把猪鬃一根根地拔下来制作刷子。我说，那就留着。父亲没有问留着干什么，我也不明白留着能干什么。我向她妈要来一个存放蔬菜的保鲜袋，把那些剪下来的头发装进去，像装着一些害怕流逝的容易腐烂的东西。
她妈又打来一盆温水，让我给父亲泡脚。父亲说，哪有让儿子洗脚的？她妈说，不让儿子洗让谁洗？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洗？父亲说，那当然好了。她妈笑着说，你这个老头子是不是在做梦啊？父亲说，你是嫌我脚臭吗？她妈说，她爸倒是给我洗过半辈子的脚，但是我一辈子只给他洗过一次脚，差一点把我熏死了，当天晚上他就死了。
我确实闻到一股气味，也许是泥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经过发酵腐烂形成的，那种气味原来被层层地裹在衣服里边，或者是裹在身体里边，如今统统地释放出来了——这就是时光苍老的气息。父亲问，儿子你说真话，我的脚臭吗？我说，一点都不臭。父亲说，你骗我的，我感觉自己也差不多了。
小青发来微信，说自己眼睛一直在跳，你们会不会真的挨耳光了？我说，你想多了，你妈正在给我爸泡脚和洗头呢。小青说，我妈有这么贤惠吗？你不会是挖苦她吧？我说，不信你自己问你妈，我估计有戏了。小青说，有什么戏了？他们对上眼了？我说，我猜你妈的意思，应该不仅仅如此，她现在在熬鸡汤呢。小青说，我的妈呀,我得赶紧回来沾沾光，我们家半年没有熬鸡汤了。
她妈确实熬好了鸡汤，热气腾腾地舀了两碗。父亲推让着，要么说不饿，要么说太烫了。她妈说，这是大补的鸡汤，你以为是毒药吗？父亲说，你端过来的，是毒药我也愿意喝下去，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她妈说，喝完了我什么都答应你。父亲接过鸡汤勉强地喝了一碗，示意我回避一下，然后问她妈，我儿子怎么样？她妈说，不怎么样。他说，你嫌弃他哪里？她妈说，嫌弃他个子太矮了。他说，个子又不能当饭吃。她妈说，嫌他工作单位不好。他说，报社还不好？人家都想巴结他们。她妈说，如今报社不景气了。父亲说，我怎么觉得挺风光的呀？她妈说，关键他是乡下人。他说，乡下人怎么了？乡下人也是人。
她妈笑着说，你还知道和我讨价还价？你今天来呀，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清清楚楚。父亲说，不管你怎么看不起我们，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挺般配的。她妈说，长相、文凭、户口，最重要的是房子，你说说般配在哪里呢？父亲说，确实是我们高攀你们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我如果一死呀，他像不像孤儿？你等于白捡了一个儿子。她妈说，我才不稀罕呢，你生什么大病了吗？父亲说，最近就是肠胃不好。她妈说，我还以为什么大病呢，你就争取再活几年吧。父亲说，我也想活下去，但是阎王爷不听我的，不瞒你，我已经……
父亲欲言又止。
她妈说，它不听你的，你得听它的，好好吃饭，好好喝药，什么病都会好起来的。父亲说，你别打岔，刚才那碗鸡汤你不会让我白喝了吧？她妈笑着说，什么叫白喝了？你喝到自己肚子里去了，又不是喝到小狗肚子里去了。父亲说，你不要笑，你就听我一句，成全两个孩子吧。她妈说，她爸病重的时候，我们孤儿寡母的，去医院的时候，拖都拖不动，太绝望了，好在有你儿子经常过来帮忙。老实说吧，我原来也不喜欢外地人，但是从那时候起也就想开了，而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女儿想和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养几个孩子，我们这些父母已经管不了了，全由他们自己做主好了。父亲说，我恐怕看不到那一天了，不过，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小青回到家，看到父亲和她妈都在抹眼泪，嘻嘻哈哈地说，他们两个好缠绵啊。
我说，缠绵你个头，估计说到伤心事了。
她妈有点不好意思，说只顾着聊天，都忘记做饭了。她妈下了一锅鸡汤面，又简单炒了几个菜。小青又把小叶喊上来，大家暖暖和和地吃了。父亲说，喝了两碗鸡汤，力气又回来了，我们赶紧出发吧。小青说，干脆不回酒店了，在我们家住一晚上，自从我爸去世之后，家里还没有这么热闹过呢。父亲说，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个疙瘩，要去看看我儿子的家。小叶说，你要看我们的出租屋？父亲说，出租屋算什么家，我要看我儿子自己买的房子。
我说，我又不骗你，你到底想看什么？父亲说，想看看是什么样子。我说，城里的房子都是钢筋水泥的，都有窗子和门，还有草坪。小叶赶紧帮腔说，你的房子是期房，快交房了吧？小青说，估计差不多了，前些日子冬至，我去福寿园给我爸扫墓，从旁边经过的时候，看到绿化都建起来了。我说，还在建设当中，窗子和门都安好了，水电煤都还没有开通。
父亲意志很坚决地说，哪怕是空地，我看一眼也就心甘了。
7
下楼的时候，我悄悄地问小叶，这下怎么办？小叶说，你曾经看过一个小区，在青浦那边，带他去看看吧。
当年，我确实有意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跑遍了全上海，房子都贵得离谱，最后有人开玩笑，可以去殡仪馆和墓园周围看看。第一，埋人的地方都比较偏僻；第二，离墓园比较近，大家认为晦气；第三，那样的地方配套设施还不完善。综合起来房子价钱应该会比较低。果然不出所料，离福寿园三公里左右，有一个叫天梦家园的小区，被我发现了。当时的天梦家园除了盖着几间房子作为售楼处之外，大片大片的空地上都是垃圾和荒草。售楼小姐修着长指甲，涂成了紫红色。长指甲递来一张宣传单，说你知道我们这里的位置吗？我说，知道呀，朝西三公里就是福寿园。长指甲说，你怎么不说再朝西的话就是淀山湖，而朝东就是佘山，上海最高的山就是佘山，佘山那边有一个紫薇花园，你知道前几年是什么价格？我说，一亿两千万。长指甲说，那是多少年前了，如果顺着佘山再朝东走，就是大虹桥商圈。我说，你扯得太远了，照着你的说法，一直朝东就是外滩，过了黄浦江就是浦东陆家嘴。长指甲说，那我们不说地段，单独说说价格吧，你明白上海平均房价是多少吗？而我们天梦家园是多少吗？我们起价两万多！两万多一平方米，而且没有限购政策，你去福寿园里边看看，恐怕也不止这个价了。
我想，长指甲说得不假，往西走的苏州，往北走的南通，往南走的嘉兴，哪里都不会那么便宜，何况仍然在上海的地盘上。我咬了咬牙，交了一万元订金。选房的时候，户型好的，楼层高的，早被人抢光了，恐怕因为大家迷信，剩下一套在十四层。长指甲说，你去过朱总理家吗？他家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街，门牌号也是十四号，“十四”是什么意思？就是“实事求是”。在长指甲的强烈推荐下，我挑选了五十七号十四楼，七十多平方米，并非南北通透，次卧与厨房的两扇窗户朝北，主卧的一扇窗户朝西，客厅的半扇窗户朝南，厕所是没有窗户的。我后来专门去工地转过几次，每次都会围绕着那块工地转上一圈，跑到选定的那套房子可能所在的位置站一会儿，帮着建筑工人挖挖坑，搬搬砖头，和和水泥，即使如此，我依然不相信那块地方将会成为自己的家，将会在那里吃饭睡觉养猫养狗生儿育女，将会在那里把后半生消耗一空，甚至还要在那里死去。
在正式办理购房手续之前，我专门回了一次村子，希望把父亲的积蓄拿出来，再问朋友们借一些，勉强交一下首付。但是看见年迈的父亲，把我带回去孝敬他的两条红双喜香烟放在小卖部里寄卖的时候，我还是悄悄地离开了。加上那阵子报社已经不景气了，工资发发停停，根本没有办法保证未来的银行贷款能够按期偿还，最后还是沮丧地取消了原有的计划。
小叶因为喝过了酒，小青茫然地开上车，顺着祁连山路拐向曹安路，从曹安路拐上外环线，经过沪青平立交桥，进入沪青平高速。这条线路对她而言十分熟悉，因为从这里可以通往福寿园，那是埋葬她爸的地方。从佘山方向下了高速，沿着沈砖公路先朝南，然后向西，走出五六公里，终于看到几十栋房子拔地而起。
我最近一次来这块伤心之地的时候是春夏之交，大部分房子只盖到了一半，工地上长满了芦苇，甚至还有野鸭子，到处都是挖掘机与塔吊，没有一条正正经经的小路。但是如今，小区已经有了围墙，外边有一条柏油马路，两边栽上了梧桐树，直接通往小区的大门，大门并不成形，仅仅留着一个豁口。小区内的芦苇荡全部不见了，被铺成了草坪，有几名工人正在挖坑，准备往坑里栽树，有香樟也有合欢。房子全部都封顶了，上边安装着避雷针，也安上了玻璃窗户。这个险些成为家的地方，有一部分是长指甲那个售楼小姐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的，另一部分是从效果图上想象出来的，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具体过。小叶连连甩了几下长头发说，这个小区看上去不错啊，你当时怎么找到的？是不是小青参谋的？小青说，我和你一样，头发长见识短，要有这个远见，早就发大财了。
小青说车子没有油了，让小叶带着找加油站去了。小叶离开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似乎想说什么，但是张了张嘴，只说了一句，你带着伯伯赶紧去，我们马上回来，在这里会合。
我扶着父亲朝小区深处走去。父亲说，这么快就到了？我说，是呀。父亲说，这就是你的家？我说，我的家也是你的家。父亲说，我看一点都不远。我说，是的，一点都不远。父亲问，楼有几层？我数了数说，有的十八层，有的二十二层，有的二十六层。他说，他们在栽什么树？我说，我也不太清楚，也许有香樟树，也许有合欢树。他说，结果子吗？我说，城里的树是绿化用的，都不结果子。他说，为什么不种核桃树？
父亲的问题，曾经也是我的问题。我至今也想不明白，城里到处都是树，马路边有树，小区里有树，公园里有树，全部都是不结果子的。如果全部种成果树的话，那不是一举两得吗？是城里人不屑于收获那些果实呢，还是嫌弃那些果树们都长得太丑了，根本不能成为绿化？父亲说，人家房子盖得好。我说，比村里还好？父亲说，都一样好。我说，目前还没有完全建好，应该还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几座小桥，桥边有一条小路，路上铺的不是水泥，也不是石子，而是木板。父亲说，拿木板铺路？我说，应该是假木板，小区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上有秋千和滑梯，中间有一个喷泉，随着音乐喷出来的水都是彩色的。父亲说，你怎么这么清楚？我说，当时我和小叶一起来看过，是售楼员介绍的。父亲说，小叶买了吗？我说，他没有，所以后悔了。
父亲说，我有点累了。
父亲第一次主动地说，你能背背我吗？
我说，这辈子，你背过我，我还没有背过你呢。
我背着父亲，感觉他轻飘飘的，像被岁月掏空了似的。
我们终于找到了五十七号。楼前有一排绿色的邮箱标上了号码，它们将会接收亲戚朋友的来信，可惜我已经不是它们的主人了。楼下边的草坪没有完全铺好，有几棵碗口那么粗的树都不认识，被东倒西歪地扔在旁边，树根用绳子包扎着——那些树都是在外地培育好的，然后连根一起被拉到上海，准备移栽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它们的境遇与我们一模一样，我无法想象，如果真成了自己的家，每天从这里进进出出，从几棵树下经过再经过，而几棵树将永远地站在原地，守到我一去不复返的那一天，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楼下那扇门并没有锁，轻轻一推就吱咛一声开了，电梯还没有启用，过道上也没有安装路灯，显得暗淡而阴冷。我顺着台阶，把父亲背上三楼，说我们不上去了吧？父亲嘟哝着说，都到家门口了。
当我背着父亲站在十四楼的时候，发现靠西的那扇门是锁着的，而隔壁的门是虚掩着的，电工正在里边布置电线。我说，师傅你有钥匙吗？电工说，有钥匙也不能给你。我说，我想看看我家。电工说，目前还不是你家，何况空荡荡的，有什么看头呀。我说，我父亲从很远的地方跑来的。电工说，很远的地方是哪里？我说，陕西，我是陕西人。电工说，陕西人在上海买套房子不容易吧？我说，差不多一条命都要交给这里了。电工说，你算是幸运的，在上海呀，我们用十条命也换不了一套房子。
电工拿起一串钥匙，帮忙把门打开了。我像等待着真正的主人前来开门，犹豫地轻轻地敲了敲，整个楼道立即响起了奇妙的回声。
房子里确实空荡荡的，地面上有一堆火灰，恐怕是建筑工人留下的。墙壁没有刷上石灰，呈现着水泥的色调，各种各样的线头裸露着。我开始根据自己当初的想象，向父亲一间一间地介绍了起来。在客厅里，我说会买一台大电视，起码要三十二英寸的；我说要配一套布艺沙发，沙发前边要放一个茶几，上边摆一个茶壶和一个酒壶，茶壶应该是陶瓷的，酒壶应该是铜的；我说自己认识一个画家朋友，让他画几头猪或者几头牛，挂在沙发背后的墙壁上。在厕所里，我说除了抽水马桶和水盆之外，大浴缸就不安了，那东西太贵而且太占地方，只需要安一个淋浴器，洗澡既方便又痛快。在厨房里，我什么都没有说，因为我对城市的厨房是陌生的——农村是烧柴火的，城市是烧天然气的，农村的水是从河里挑的，城市是通过管子送的。我不明白城市的天然气与水都是从哪里流过来的，为什么能够流到那么高的地方。
在主卧室里，我说这间房子大，窗户也大，太阳晒的时间长，爸你以后再来就睡这里。父亲好久没有说话了，突然开口嘟哝着说，你睡在哪里？我说，还有一间小一点，我会放一个书架，摆一张书桌，买一台电脑，当成我的书房和卧室。
我们最后来到了阳台。阳台是落地窗式的，正面窗户朝西，侧面有半扇窗户朝南。我把父亲放下来，两个人靠着墙，并肩坐在了地上。我扭过头看了看他，问这个阳台大吧？他说，大。我说，有几个平方米，以后我给你买一些大花盆，就像在村里一样，你给我们种菜。他说，我种过菜？我说，在门前，你种过好多萝卜青菜，以后给我们种一些西红柿，我最爱吃西红柿鸡蛋面了。他说，西红柿是什么？我说，爸你装糊涂吧？
父亲轻轻地笑了笑，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想给父亲倒杯水，突然意识到并不在自己家里，而是处在一个无法确定具体位置的空空荡荡的地方。
天已经接近黄昏，西边的太阳像一个血红的气球在徐徐地降落，在穿过暮霭的时候不再是圆的。太阳即将比天低，比楼低，比树低，比草低，很快就会比大地低。太阳一旦低过了大地，感觉像是被埋了起来。我准备起身的时候，父亲仍然闭着眼睛问，那是塔吗？我朝着西边看去，确实能够看到一座塔似有似无地竖着。我说，你怎么看到的？父亲说，那塔上边是什么？我说，那上边是云。父亲死死地闭着眼睛，说怎么会是云呢？那是鬼。我说，你一辈子见过鬼吗？这世上哪里有鬼呀？父亲说，那是你妈……
我认识那座塔，白天的时候是金黄色的，显得无比的壮观，让许多人误以为是什么景点，其实它是福寿园的壁葬塔，在那座塔里的墙壁上，安葬着无数穷苦的人。我想把另一座塔指给他，但这是一套窗户朝西的房子，而另一座塔在房子的东边，它就是东亚第一大教堂，高高地耸立在佘山之上，此时也许有人正在祷告着，祈求上天的保佑。
我的手机响了，号码是表姐的。表姐说，我舅舅呢？还在你们单位吗？我说，他现在在我新买的房子里。表姐说，房子高得很吧？我说，不高，在十四层。表姐说，这还不高呀？都戳到半空去了，还是我舅舅最有福气，第一个跑那么远，现在又住上楼房了。我说，表姐空了，来上海玩玩吧。表姐说，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了，我昨天晚上做梦了，梦见我舅舅回村子了，不是自己回来的，是被人背回来的，背到村口的时候，背他的人变成了我舅妈，舅舅变成了我舅妈肚子里怀着的一个孩子。我说，那辈分不就乱了吗？我爸怎么可能变成我妈的孩子呢？表姐说，这是梦，梦都是乱的，也是反的，加上今天早上起来，院子里聚了一群老鸹，树上，地上，屋顶上，呱呱地叫了大半天，叫得我们心里慌慌的，所以想问问他有没有去医院？
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着急地问，为什么要去医院？表姐说，他生病了，大半年前就查出来了，而且是癌症晚期，这么大的事情，他是不是还瞒着你啊？我说，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表姐说，我中午去医院看病，无意中听医生说的，说他肯定活不长了，你姐素贞也赶回来了，你和她说话吧。
电话传到了我姐的手中。我姐哭着问，爸呢？我想爸了。父亲闭着眼睛嘟哝了一句，是素贞吧？我把电话放在父亲耳朵上，说你怎么明白是她？父亲轻轻地说，素贞出嫁了吧？我姐说，爸你糊涂了吗？我闺女都快出嫁了。父亲说，你也嫁到了上海？我姐说，爸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说，马上……
父亲嘴一张，两口血朝着西边的落日喷了出来。他的手同时从怀里滑了出来，手中无力地捏着那张发黄的被磨得油光发亮的塑料袋。
在太阳彻底落下去的时候，父亲也慢慢地倒在我的肩膀上，慢慢地倒在我的怀里。我搂着他，枕着自己的大腿，抓住他的手轻轻地呼唤着“爸”。他说，你叫我干什么？我说，我叫你醒醒呀。他说，你叫我什么？我说，我叫你爸呀。他断断续续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说，这是上海呀。父亲像吐丝一样说，上——海——真——好——
父亲吐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眼睛突然睁开了，像两只电压过大的灯泡子，越来越圆了，越来越亮了，恍惚了一会儿，就突然熄灭了，那淡淡的微笑像那炽烈的温度牢牢地挂在他的嘴边。
父亲合上眼睛，喉咙里咕嘟一声，像有一只鸽子飞走了。我曾经听到过一次鸽子飞走的声音，那是从母亲的身体里发出的。当鸽子的咕嘟声响过之后，父亲拿来一张火纸，盖在母亲的脸上，所有人都失去了控制，放声地大哭起来。那时候，我很小很小，就坐在母亲的床边上，而且还没有见过鸽子——村里永远都不会有鸽子，即使如此那咕嘟声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在城市里认识了鸽子，每次听到鸽子落在窗前或者广场上发出咕嘟声的时候，我的心都会为之一抖。
我真想告诉父亲，自己不是记者，那辆黑油油的奥迪不是单位派来的，那个靠近落地窗户的位子不是自己的，那个叫焦大业的人不是报社总编，小青不是自己的女朋友，这里更不是自己的家，他所看到的一切也许是我们精心布置的假象而已。但是，无论怎么呼唤，他已经听不见了。
我泪流满面地抱起父亲，顺着一级级台阶朝楼下扑去。父亲浑身完全松弛了下来，像一只轮胎被扎破了，也像失去浮力的一只鸟，身体越来越沉重地慢慢地滑向了地面。
小青和小叶正在着急地等待着我们。
天慢慢黑了，太阳进入地下模式继续旋转。
小青继续开着车子，从佘山下经过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教堂的尖顶，我不会在胸前画十字，更不会念一句“阿门”……这一切祈祷都失去了意义，我唯一的心思是尽快地赶到医院。上海的夜晚彻底来了，无处不在的灯都开着，释放出了各种奇异的光芒。天空似乎越来越蓝，中午比早晨蓝，比早晨轻，比早晨薄；晚上又比中午蓝，比中午轻，比中午薄。天空有云的时候，不干净的时候，不够蓝的时候，灯光照在什么地方都有反光，但是现在任何颜色的灯光照射在天上就失踪了。所以天空瓦蓝瓦蓝，蓝得有几分虚无，似乎不需要转化，直接就可以进入天堂。
从延安路高架转向内环高架，因为是下班高峰时间所以就堵车了。往日低处的杂乱与石库门不见了，能看到的都是浮在半空中的浪漫的优雅的干净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在缓慢的车流之中，小叶不停地回头，继续介绍着沿途的一切。小叶说，伯伯呀，那是上海体操中心，周立波在里边说过海派清口，每次一高兴的时候，大家一起喊叫“耐伊做特”，你猜猜“耐伊做特”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对吧，那我告诉你，意思就是把他杀掉；小叶说，伯伯呀，那是万人体育馆，可以坐八万人，我们村里祖祖辈辈加起来，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恐怕也没有十分之一，如果加上大肥猪、小麻雀与小蚂蚁，勉强才能把这里的位子坐满。
小叶恨不得把每一盏明亮的灯，每一栋房子每一扇窗户每一条马路，甚至每一个匆匆而过的陌生人都一一指给父亲。
车子一不小心就开过了，在卢浦大桥下边掉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他穿着一件军大衣，左手捂着头，右手焦急地挥舞着。小青说，他好像受伤了。小叶说，最好别管闲事，我们哪里顾得了别人？军大衣说，你们是顺风车吧？赶紧送我去医院。小青说，正好我们也去那边，你快上车吧。车子重新开上卢浦大桥，有一栋圆柱形的大楼突然亮了，玻璃幕墙被装饰成了海洋的样子，远远地看上去像一个海洋立起来了，那蓝色的海水自下向上汹涌着，成群的鱼儿游来游去像游上了天空。小叶回头对父亲说，伯伯呀，你赶紧看吧。但是父亲双目紧闭，怎么能看得到呢？此时此刻，他那双眼睛如果能看到什么的话，或许可以看到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世界。而那个世界，根本没有办法与他以前的世界、与我们如今的世界重叠在一起。
军大衣果然受伤了，鲜血像蚯蚓一样向下流。他似乎并不痛苦，轻轻松松地一抹，就把半边脸抹花了，像表演川剧中的变脸。军大衣说，你们别误会了，我不是被人打伤的，我在旁边一个工地干活，喜欢站在卢浦大桥上边数一数从桥上通过的车子，今天刚刚数到一千三百二十九的时候，从天上突然掉下一个什么把我的头给砸破了，你们说会不会是流星？听说流星和钻石一样都非常值钱对吗？
车子很快停在瑞金医院的门口，救护车拉着警报不停地开来，有打架斗殴的，有喝醉酒的，有心脏病复发的，有不小心掉到河里的，有鱼刺卡了喉咙的……只有来到医院的人，才会明白这个世界并不安宁，有病的人那么多，生命那么不堪一击，有时候脆弱得只要一分钟一条命就消失了。
军大衣下车的时候，问多少钱？他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这个动作真像我的父亲。小青说，我们顺路的。军大衣说，我知道你们拼车，所以应该少收一点。小青说，我们顺路的，所以不收你的钱。军大衣有些意外地说，为什么呀？小叶说，看在我伯伯的面子上。军大衣问，你伯伯是谁？我认识吗？小叶说，别啰唆了，赶紧走吧。
这种经历显然超出了军大衣的想象，他并不急着去包扎伤口，而是静静地站在马路旁边和我们挥手告别。
8
带着父亲回去的那天，温暖晴朗的天气突然没有了，反而下了一场我和父亲都十分期待的大雪。雪花片子大得出奇，据说多年不遇，把上海打扮得一片洁白而又神圣。我提着黑色包袱走出火葬场的时候，小叶已经开着那辆黑油油的车子等在门口。他甩了一下长头发，依然小跑着绕到旁边替我们打开了后门，说了一句，“伯伯，您请。”
我下了车子，在进入虹桥火车站的时候，小叶说，伯伯他可以安心了，你就节哀顺变吧。我说，他能安心？一切都是假的！怎么让他安心？小叶甩了一下长头发笑了笑说，小青要来送行的，她妈感冒发烧了，她发微信告诉你了吧？还有焦大业焦总编，他接到紧急通知，临时要去市政府开会，让我把一封信交给你，他想告诉伯伯，我们都不是骗子。
我接过那封信看了个开头，已经禁不住泪流满面。我把黑色包袱紧紧地抱在怀里，望着飞舞的雪花说，爸呀，上海真的下雪了。
《上海反光》发表于《长江文艺》2019年第11期
《小说选刊》2019年第12期选载
陈仓，男，1971年生于陕西丹凤县。诗人、小说家。主要作品有《诗上海》《艾》等诗集，八本“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长篇四书《后土寺》《预言家》《地下三尺》《醒神》。2013年以来，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进入各类年度选本和中国小说学会等机构评定的年度排行榜。获第二届都市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