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是我的一位幼年时期女友作的。半夜，她打来长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何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习英文嘛！”
我想，女人千般百种，但在爱逛商店和爱作媒这两件事上，大多相似。此女友是我自幼儿园起的好友，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有了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六点半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叩门，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立在门口，颈上的细炼吊着一块牌子，上面书着“美国国务院”。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会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在我和lawrence的生命中埋伏了那样戏剧性的一笔。
lawerence的确操着一口标准国语，不时还带北方人的卷舌音，说“一会”，他是“一会儿”；说“花”，他必说“花儿”。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面的窘迫。我挂好他的外衣后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座一会！”
他笑着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于是一条臂斜支在厨房餐桌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谈了近一小时，我发现不是我拿他练英文，而是他拿我练了中文了。晚餐备好，女友回来，看着已谈得极熟的lawrence和我，打趣道：“我感觉自己是个陌生人，错闯到别人家里去了！”
不久，lawerence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他进每个博物馆都免费，因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个馆中去了。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台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匆然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么？”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于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
他支吾。
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于怀，半打趣问他：“怎么了，踉一个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
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皱眉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逗逗我。
“有那么严重？”
“我希望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义的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对他说：“你是猜？”
“不是，是也不会告诉你。”他睁着诚实的蓝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觉面上的笑容已狡黠起来。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话，我决不会答应去见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国在五十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又对着他看了一眼，才认定他不在开玩笑。“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我说，带一点挖苦。
“我想辞职。”他说。
我吃一惊：“值得吗？”
“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他说到此沉默了，似乎在品味这场牺牲的意味。对于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的lawerence，做外交官的职业，应该是种最合理的选择，甚至是仅有选择。他天性爱游走，着迷于全世界的各种人文，地理，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
“就没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吗？”我问，焦虑起来。
他笑笑：“我辞职，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
几天中，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难道我和他的结合必须以他失业做代偿吗？难道他在我和他的事业之间必须做一场哈姆雷特式的“tobeornottobe”的抉择吗？好在和我们并不在一个城市，我的学校在中部，距离可容我将这事冷静地思量。我俩都想安安稳稳相处一个阶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间的了解；一方面，他必须暗中联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发难，他不至于加入失业大军。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看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习惯了。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傍来：“你干了什么？”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
“上课前有个fbi的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你肯定自己什么也没干过？”他又问我，故意压低声，还机警地四处看看。虽然他们常在法律边缘挑衅，但真正让fbi操心的时候还不算多。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将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lawerence电话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关系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结婚”。
“你没必要现在就说实话！你不是在征取被派往罗马”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道。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我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兴奋地开始计画，他将带我去看那些建筑，那些博物馆；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但他仍找了位私人教师，个别辅导他的口语。我的心似乎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立的规章已名存实亡，我和lawerence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他，只要能保他保住外交官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扰。
“fbi？”他吃惊道：“他们找你干什么嘛？”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我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发的，fbi绝对没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到：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么快——我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当愿我听错了，还希望这是那些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人决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了，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lawerence，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很费些劲才听懂。他的话题渐渐转向他的小女儿——一个从南韩过继来的小女孩。整整一小时，他在与我探讨这个三岁的小姑娘的心理与行为。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来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与被审问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吓人。审问者倒是很客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是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利的回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特有的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个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lawerence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早就看透了这种事——我父亲在共产党那边一次次被审查，审讯；我从小到大的生活中，最多的是这种审问的记忆！我以为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度……”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严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lawerence在那边顿时沉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中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接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先察看是否处于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明白了“人权”这字眼，而明白之后，又必须对这种神的权利一再割让。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的践踏过来。
lawerence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的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以及他的职务安排，住房，津贴计等等。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嘴哈哈大笑，有种真的山东豪爽。当你看到他油滑的灰眼睛时，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么样，你和lawerence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有计画呢。”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可不容易精确地重复。
“这个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都问了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嘛？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
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么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一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有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的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卷案，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瞪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lawerence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是为了我！”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lawerence，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在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罪犯嫌疑才可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
“让他们测验好了。我反正句句是真话，怕什么？！”我也大起声，心更委屈，觉得自己忍让至此，他倒毫不领情。“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该答应你的求婚，不该到这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了。原来，我并没有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我仍在一片茫然中孤零零地漂。
lawerence第二天突然抵达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并且我也看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两个国家，两个为了各自莫名其妙的政治目的，势力范围而勾心斗角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lawerence回去后，打电话高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了，他已向上级做了通知：在赴任前期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改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与他讨论起罗马的日程来。电话刚搁下，门铃响了，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呆了：来者竟是那位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是发现你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lawerence的行动。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查了我房间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么？”我问道。“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我的坏的英文还是我的坏的教养。“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我也不看他，忙说：“好的。”心想，事情还能坏到哪儿去，坏到头，不就改好了？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人介绍到：“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交谈开始前，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FBI？”他大吃一惊：“这件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外交部内部的安全问题……FBI怎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他逐渐显得愤怒和困惑，“你有把握这些人是FBI的？”
“我去了他们在芝加哥的总部。”我说。“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睁圆眼睛，向我张开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他带推敲地说：“我接到上级通知，说你和lawerence宣布结婚，我才来对你们例行调查。完全是例行公事！FBI告诉对你审查的理由了吗？你不觉得这是很无理的？”
我摇头松耸肩，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了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么时间？”“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看上去很焦虑。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待客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子调查员满面春风的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着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看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我还是象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竟是lawerence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状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去。lawerence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讲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我立刻回忆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胸前带的那块牌子。“你交了吗？”我问。“我坚持要他们那收据来，我才交……”
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么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lawerence的处置了。为什么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沉默着，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国家是多么沈重，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性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无法相信美国竟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处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了：他所能做的，是在国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