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长江干流的中间位置,又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从南北方向看,武汉又是古代华夏地区的中心位置。可以说,武汉就是中国古代的地理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称。
中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了武汉的重要位置。1897年,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一都四京”的方案。他说“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武汉,西京,东京,南京,北京”,这里的西京是重庆,南京是广州,东京是南京,北京是北平。孙中山将武汉选择为中都,可见他对武汉的重视。
章太炎的《相宅》记载了孙中山在1902年关于定都的言论,其中有“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孙中山认为,如果选择在南方定都,那么最佳位置是武汉。孙中山的理由是:“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雄,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侯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
十分凑巧的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起义,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开始瓦解。然而,武昌并没有成为首都,之后南京和北京相继成为都城。到国民大革命期间,汪精卫迁都武汉,就有完成孙中山想法的意思,但是又被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取代了。
再纵观中国古代史,发现武汉从未成为过首都。在先秦时期,武汉一带还有大湖泊“云梦泽”,因此这里还没有城市,楚国的首都也选择在了郢(荆州)。之后,荆州长期成为长江中游的重镇。到了西汉时期,武汉一带终于出现了一座城市——夏口。三国时代又重新修建了夏口。在东吴时期流传着一句民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表现了当时武汉的落后。
到了隋唐时代,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武汉的地位逐渐重要了起来。唐朝时期的江夏和汉阳城逐渐形成了长江中游的商业重镇,被称为“江城”。李白曾经在此写下了多首诗篇,如“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不过当时武汉的地位依然不过荆州和襄阳,唐朝初期,东突厥南下,唐朝就考虑迁都襄阳。
到了元朝时期,武汉的地位上升,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地区的行政中心。明朝,武昌依然是湖广的省会。到了清朝,两湖分家,武汉成为湖北的省会。此时武汉的优势就显示了出来,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镇成为了四大名镇之一,号称“楚中第一繁盛处”,为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
但是从元朝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为农耕+游牧的二元制帝国,首都一般都选择在了农耕—游牧的过渡地带——北京。因而,武汉自始至终没有成为首都的机会。在早期,这里是湖泊、沼泽;在秦汉到隋唐,武汉逐渐从一个县发展到了大都市,但是比不上荆州和襄阳;在武汉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的时候,全国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外,古代王朝之所以没有选择定都武汉,还和武汉的地形有关。武汉处于江汉平原中间,四周无险可守,这在古代算是比较致命的。而他的对手南京至少还被称为“龙盘虎踞”“千古佳丽地”。另外,虽然武汉早已不是湖泊,但是依然受到洪水的威胁。在三峡工程没有修建的时候,武汉是很容易被大洪水淹没的。如果皇帝定都于此,估计每年都得重建皇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