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上面这段文字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早的关于防治传染病的法律文书，它清楚记载着秦国公民“丙”被怀疑染有疫病时，知情者纷纷主动与他隔离，避免接触。而在不得不共同出席的场合上， 大家也不与他在一起饮食，更不共用食器、饮器等。

反观两千多年后，庚子年以大疫开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致的肺炎在神州肆虐，形势危急，但走亲访友、四处游玩、聚餐聚会等行为依然屡禁不止，让我们在怒其不争之余，不免惊叹古人在防疫意识上的先进性与现代化。

我们以汉代为例来看看。汉朝时，各类自然灾害频发，几乎是无年不灾，以至“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汉代的政府是如何应对这一切的呢？

来自温乐平：《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救灾举措》

一、 汉代从秦继承了隔离传染病患者的制度：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夏，疫病爆发，汉平帝下诏腾出一些住宅作为隔离区域， 集中对病人进行治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东汉桓帝延熹五年 (162)，中郎将皇甫规行军途中突发时疫，“军中大疫, 死者十三四”，军队里人员密集，发生瘟疫很容易传播，情况相当严峻。皇甫规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搭的庵庐中，使他们与健康的士兵隔离开，并“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后汉书·皇甫规传》)。可见，将传染病患隔离治疗并努力切断病毒传播渠道的方法在两汉应当是非常普遍的。

二、 汉代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均调用优质医疗资源：

《后汉书·孝安帝纪》记载元初六年发生了瘟疫，“夏四月，会稽大疫， 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 ，太医亲自到乡间为百姓治病；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也就是将医药分给身染疫病的百姓；汉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 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派使者巡视疫区，报告疫情, 分发医药（“二年春正月，大疫, 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除了朝廷之外，有良知的地方官员也以民命为重 ，如东汉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太守钟离意亲自接济医药， “所部多蒙全济”（《后汉书·钟离意传》）。虽然以当时医药水平的限制，很难药到病除，但由上至下积极推行医药治疗的做法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三、 汉政府主动削减开支，向灾区提供物资援助并减免赋税徭役 ：

抗疫防灾必然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于是汉代帝王带头缩减享乐型开支，用于救助疫区的灾民。如汉元帝初元元年， 令朝廷官员减少用膳,，削减乐府人员和宫苑马匹，“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汉书·元帝纪》)。《后汉书·孝桓帝纪》中写道：“八月庚子，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真的是能省则省，上下共克时艰。

此外，大疫之时如何保障疫区最基本的生活？汉元帝初元元年，关东发生了水灾疾疫，大量难民涌入关中，元帝诏令调运其他郡国的粮食救灾，并赐寒衣， 保证灾民的基本吃穿（“关东流民饥寒疾疫，已诏吏转漕，虚仓廪开府臧相振救，赐寒者衣，至春犹恐不赡”《汉书·于定国传》 ）。汉顺帝即位之初，面对“疫疠为灾”现象，赐 “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后汉书·孝顺帝纪》)。

汉代陶仓楼

最后，给遭受疫病折磨的百姓们减免赋税徭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汉宣帝元康二年夏五月，诏曰:“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汉书·宣帝纪》) 汉元帝初元元年，关东地区疫病流行，汉元帝“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汉书·翼奉传》)，也就是把朝廷直接管辖的土地和湖泊借给贫民开发，不收租税。想想如今因为疫情损失惨重的娱乐业、餐饮业和旅游业等，在经历了天灾人祸的沉重打击后，收入大减甚至破产的他们短期内再也没法承受更多的负担了。

疫情正在好转吗？疫情过去，等待我们的又会是怎样的生活？或许现在说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还有些早，但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都是写满苦难，坚韧和智慧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