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婚，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
——《周礼·地官·大司徒》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国家管理者都把应对自然灾害和疫病的方法视为一项重要的国策，这项集救灾赈济的措施、流程、制度和法令于一体的政策被统称为“荒政”，这里的荒可不是荒废的意思，而是应对灾难。后世均在先秦“以荒政十二收聚万民”的基本格局上进行修改完善，到了清代时执行最为严格，立法最为完备。
历朝历代中，除了政府主导的各项“官赈”，是否存在强有力的民间力量呢？答案是肯定的。
以灾疫年最为常见的粮食赈济为例，让我们看看官方与民间是如何互为补充，通力合作的。
古代赈济所用的粮食，主要来源于常平仓、义仓与社仓三类：
- 常平仓
最早见于西汉宣帝时期，其设计理念是“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dí]以利农，谷贵时减其价而粜[tiào]以利民”，意思是丰收谷贱的时候，政府以比市价略高的价格买入用于储存，对农民有利；等灾年谷贵的时候再用合理低价流入市场，对消费者有利。这样，不但官家在一进一出中可获薄利充作建造管理运营常平仓的经费，也可以利好百姓，可谓双赢。唯一的缺憾是为了管理和运输便利，常平仓一般都设置在都城或者大城市，数量有限，所以最能享受到实惠的仅是大都市居民。
汉代陶仓模型，河南新乡出土
- 义仓
是地方上为了主动储备粮食避灾而设立的，希望“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在中央政府拨粮延迟，地方告急的时候可以使用。义仓的储备主要采取向广大百姓劝募的形式，一般“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有“富贫相恤”的互助意义，也像一个大型的公积粮仓。但后来，逐步归地方州或县政府管理，地方官员权力过大可以直接决定是否开仓、分给谁以及怎么分，可以想象，在实操层面会产生很多弊病。
陕西大荔县的丰图义仓，晚清修建
- 社仓
与官方常平仓和半官方的义仓不同，社仓完全由民间自营，所存谷粮也多是由当地富户乡绅或一般民家主动提供，官家无权征集调配。又或者在大灾之年，有的富人会直接开赈粮，施粥保一方百姓，这是最小规模的社仓，也是最为灵活的一种。
由于古代运输条件落后，无论走陆路由牲畜驮运或者水路行船，运输周期都比较长，而灾区不乏闭塞落后之地，等物资运抵灾区，受灾百姓很有可能已经死亡。相比之下，民间义赈往往源于当地，出于自发并且自下而上，可想而知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光绪二年(1876 年)，苏北大旱，“官赈勿给，而民气刚劲，饥则掠人食，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由于官府的救济没有给到，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江苏常州绅士李金镛在上海著名巨商胡光墉、徐润等人捐助下“集十余万金往赈，前往灾区散放”，“所济者博”，“全活无算”。后来，这些具有爱国情怀与民族责任感的富户名流甚至借助报纸等新兴渠道发布灾况，加大了人们对灾区的了解并由此举行募捐。
灾疫当前，是否真的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也并不是，在古代除了有地方官员对百姓死活漠不关心、赈济不力外，更有“胥吏每舞弊，有以熟作荒而规其利者，故有灾之岁，吏胥亦乐于办荒”。当腐败滋生时，赈灾就是贪官污吏捞取钱财的一场狂欢，不惜对受灾百姓“敲骨吸髓”、“虎噬狼贪”，在发放粮食时掺和糠秕、缺斤短两都是小儿科了，多的是直接侵吞赈灾钱粮大发国难财的混账。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等人与当地府、州、 县官员“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东窗事发后，乾隆降旨勒尔谨自尽，将前后两任布政使及兰州知府蒋全迪正法，后又把贪污白银一千两以上的官员共56人全部被处斩，其余涉案人员要么流放苦役，要么革职。此案共牵涉官员113人，追缴賍银近300万两（乾隆年间，平均年财政收入为5000万两左右），整个甘肃官场几乎全部落马。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智慧和毅力是无穷的。面对各种天灾，人们想出了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并且取得了卓越成效。然而在古代，由于信息和交通不够通畅，朝廷的救灾“荒政”未必能够很快见效，民间组织的自救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补充，甚至成为最重要的救灾手段。西汉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曾在书信中写道：“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对于古代的普通农民而言，一年到头都是辛勤劳动，如果能在年底吃点肉、喝点小酒，那真的就是神仙日子了。可惜，这点微小的愿望也往往被天灾人祸所击碎。翻阅史籍，“赤地千里”、“易子而食”不绝于书。而这种紧要时节还有如同勒尔谨之辈欺上瞒下，无怪乎张养浩要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