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梁思成，世人多是想起他与林徽因的纠葛爱情，和身为梁启超之子的独特身份，却把他的建筑成就放在最后。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若不是他拖着一双跛足，和林徽因深入人迹罕至之地寻找并记录古代建筑，那些文明的瑰宝或许就会在硝烟中消逝。
在国际上公认“中国没有建筑史”的时候，是他用流亡四川时艰难编写成的扛鼎之作《图像中国建筑史》驳斥了那些专家言论。
梁思成为建筑奉献了一生，他被铭记的，不应只有爱情。
梁思成（左四）
一切的源头，要从一本叫《营造法式》的书说起。
这是由宋人李诫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论著。里面用佶屈聱牙的词句，记载了当时建筑设计与施工的经验。因为极少有人能够读懂，也被称为“天书”。
《营造法式》内页
在梁思成24岁那年，远在美国读书的他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这本《营造法式》。当时立志于探索中国建筑史的梁思成，立刻意识到这便是破解中国建筑密码的钥匙。但因书中词汇极为晦涩，他迟迟没有着手进行研究。直到回国后加入了由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才有足够的资源和精力开始解读。
梁思成和林徽因
为了弄懂书中这些云里雾里的内容，梁思成先是虚心诚恳地向当年故宫的老匠师请教，并参照故宫实物进行一一指认，诸如“蚂蚱头”、“三福云”等。他将大略了解后的内容整理为《营造算例》，作为资料保存。
应县木塔手绘图
但梁思成深觉建筑不能仅限于纸面，要“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于是他与林徽因，又开始了近十年的深入全国各个人迹罕至之地的考察之旅。
从1932到1940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全中国200多个县，调查了2700多处古建筑。
独乐寺手绘图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野外调查是极为艰辛的。往往是以颠簸拥挤的长途汽车开始，两轮硬板的骡车告终。照相机、三脚架、皮尺和笔记本等要随身携带，谨慎保管。投宿到虱子成群的古庙和路边小店常有发生。更别提还有拦路的劫匪，流窜的军队。
并且梁思成曾因车祸脊椎受了到损伤，变成了跛足。这些都让他在考察途中吃尽了苦头。
不过苦是苦的，但梁思成也乐在其中，他说这是“先扬后抑的高兴”和“奢侈的幸福”。
梁思成和林徽因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探索中国古建筑，有部分原因是来自国际上的评价。
一方面，当时英国两个权威的建筑学者弗莱彻尔和弗格森，都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重视装饰和色彩的固定风格，称为“非历史建筑”。另一方面，有日本建筑学者断言，中国境内已经没有了唐代以前的古建筑。
不过这些看法，在梁思成他们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的那一天，就已成为了过去。
敦煌壁画中的佛光寺
梁思成曾在《清凉山志》上读到过五台山上建有两汉时期建筑的文字记载，也在《敦煌图录》中见过佛光寺的图片。他猜测这里或许还会有古建筑遗址，遂决定来此地调查一番。
因为路途崎岖难行，他们骑着毛驴，在路上缓缓前行了两天，终于在傍午，见到了佛光寺的真容。
那是怎样一种震撼呢，梁思成在笔记中这样写着，“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换言之，是一种被层层交叠的宏伟斗拱，支撑着寺庙千年骨骼的屋檐和雄浑的建筑轮廓所打动，朝圣一般的心情。
佛光寺的结构和设计，明显不是唐以后的建筑风格。但要想确认它是否属于唐建筑，最确凿的证据就是找到写在屋脊上的文字，上面会留下建造的年代。
为了找到这个证据，梁思成一行人早晚不歇地爬入建筑顶部，将屋顶的边边角角探索了个遍。这里面不仅有沉积了千年的灰尘，还盘踞着数以万计的蝙蝠，和数不清的爬虫。
直到三天后，远视眼的林徽因突然说她发现一个大梁上有字迹，他们才找到梦寐以求的证据。
文字的记载结果是，这座古寺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佛光寺的发现推翻了“中国已无唐建筑”的说法，成为了建筑史上的一个传奇。甚至有人说，在中国，如果只看一座古建筑，那就应当是佛光寺，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古建筑的最高成就。
证实了佛光寺年代的那一刻，也是梁思成人生最幸福的瞬间之一，多年来跋山涉水的艰苦都有了意义。他在日记里写道：
“当时夕阳西下，映得整个庭院都放出光芒。远看山景美极了，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卢沟桥事变后，文化机构纷纷躲避战火向西南迁移。
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迁去了昆明组成西南联大，以梁思成等人带领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民间学术机构则搬去了四川李庄。
梁思成的《清代营造法式》手稿
但李庄毕竟是一个破旧村落，在这里，梁思成一家人忍受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他们住在低矮阴暗的土房子里，常有蛇鼠出没，没有自来水和电灯，必须要节约使用煤灯，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四川潮湿的天气，让梁思成本就羸病的身体更加不适，林徽因更是肺病复发，卧床不起。
李庄时的林徽因
但越是这样清苦，梁思成就越相信那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即将到来。他从不愁眉苦脸，总是哼哼唧唧边唱着歌，边画着建筑图纸。
在昏暗的菜油灯下，他完成了他的两个扛鼎之作：翻译“天书”《营造法式》，和撰写《中国建筑史》。
《中国建筑史》手稿
梁思成把他多年来测绘建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首次以“结构理性主义”的科学角度梳理了中国建筑的演化，提出了“以唐代为盛，到明代开始转衰”的建筑史观。
他还撰写了一份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在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帮助下，在海外出版发行。这给西方建筑学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有力驳斥了一直以来对“中国无建筑史”的偏见。
梁思成在书的一开篇便说道，“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
在日趋西化和战火连天的年代，他和林徽因奔走于山野间测绘建筑，蛰伏于小村落中埋头整理资料，若非对建筑的极度热爱，根本无以坚持下来。
梁思成曾说，如果他今生有机会去敦煌一次，就是“一步一磕头”也心甘情愿。可见建筑于梁思成，早已不只是热爱，更是信仰。
然而梁思成在李庄时所期待的“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只是短暂地临幸了一下他，便离去了。晚年的梁思成，是在不断的“退而求其次”的古建筑保卫战中度过的。
当时新中国成立，要建设新北京。梁思成便和陈占祥合作，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用科学的方式规划首都。
后来为了补充规划方案，已经疾病缠身的梁思成还彻夜不眠，以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长画卷，为这个25000字方案进行诠释。
但他失败了，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
梁思成的北京设想图
于是梁思成退而求其次，转而展开对被他称为“中华人民的璎珞”的北京城墙的保卫战。他还提出了一个将古城墙改造为全长达39.75公里的“环城花园”的经典构想，被视为一项世界绝无仅有的伟大设计。
但他这次又失败了。
“环城花园”构思图
再后来，为了保卫北京牌楼，梁思成在相关会议中做了激烈的倡议。
这次他算小有成果，保下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四座牌楼。
抱病设计国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保卫战节节败退后，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梁思成。随后不久，和他一同历经风雨的林徽因肺病加重，离他而去。临走之前，林徽因曾多次呼唤梁思成的名字，想见他最后一面。怎奈护士的一句“有事明天再说”，二人便是天人永隔。
再后来，梁思成本就孱弱的身体严重衰落下去。他曾对自己的家人说，“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这一关了。”
一语成谶。一场小小的感冒让他住进了北京医院，虚弱的身体再没有挺过来。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与世长辞。
有人说，梁思成是一世建筑，半世情缘。
半生颠簸追寻古建筑的痕迹，安于穷乡僻壤写下划时代的巨著，游说众人只为保住古城风采，除去爱情，这些也是梁思成的人生。
他被人敬仰和铭记的，不应只是一个丈夫的身份，更是他身为建筑宗师的那份执着、朴素和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