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号的《诗刊》上，丁玲发表《也频与革命》纪念胡也频，意外的是，文中怒斥了沈从文40多年前创作的《记丁玲》，称此书“胡言乱语”，并说作者“无知、无情”，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对此，沈从文未作回应，但在给好友徐迟的信中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
丁玲与沈从文都是从湘西走出来的文坛巨匠，交谊颇厚，年轻时还一度传出绯闻，究竟是什么让两位古稀老人反目成仇？其中曲折，令人唏嘘。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曾住一个公寓
丁玲与沈从文结识于1925年初的北京，丁只有20岁，沈22岁。
沈从文向《京报》投稿，胡也频是该报文艺编辑，当时丁玲与胡也频虽住在一起，但未同居，听说沈“长得好看”，又是老乡，就和胡去见他。沈对丁的第一印象是“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虽偏胖，却姓丁。
因房租便宜，三人均住在香山，丁玲与胡也频不善理财，生活靠丁母汇款接济，常为小事争吵，沈从文居间说和。为了谋生，丁玲曾给鲁迅写信求助，但她的字体极像沈从文，鲁迅误以为是沈从文冒充女性戏耍他，由此产生误会。
1928年，丁玲因《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而红，鉴于北京文坛日渐萧条，丁玲等也决定南下上海。但因丁玲爱上了冯雪峰，丁、胡此时爆发了感情危机。由于冯雪峰始终不向丁玲表白，再三犹豫后，丁玲还是选择了胡也频，两人从同住成为同居。
在上海，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住在一个公寓，被小报炒作为“三角恋爱”。不成功的创业埋下裂痕1929年1月，胡也频父亲来上海，准备入股一家菜馆，但在胡也频劝说下，胡父改为支持儿子创业，投资1000元，月息3分。红黑出版社因而诞生。
丁、胡、沈三人期望建立自己的事业，但他们都没有经营能力，且摊子铺得太大，一上来要出《红黑》、《人生》月刊，还有7本书。合作中，分歧渐渐显露出来，丁玲曾说：“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也频)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
《红黑》第8期组稿时，三人发生了冲突，因丁玲、胡也频坚持发《二月花》，这是一篇新人之作，反映了童工的惨况，沈从文坚决不同意，认为会“惹麻烦”。争执不下，只好散伙。其实散伙的真正原因是资金出了问题，杂志交书店发行，却收不回现金，《红黑》总共发过48篇文章，三人作品就占37篇，自然无法被读者认可。
公司倒了，债还要还，沈从文给了300多元，胡也频只好去山东教书，全部工资也只有300多元，还差350元，是丁玲母亲给补上的。
沈从文的仗义与“不仗义”
离开红黑出版社后，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在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里当上讲师，后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1931年寒假，沈从文回上海，与丁玲、胡也频重逢，丁玲曾劝他加入“左联”，但沈从文考虑到此前与鲁迅有误会，又与茅盾发生过争论，便拒绝了。
不久，胡也频入狱，沈从文立刻写信给胡适、徐志摩，请他们找蔡元培帮忙，并独自到南京找邵力子，求他给上海市长张群写信，并陪丁玲去南京找过陈立夫。后来，沈从文找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刘健群，刘说太迟了，胡也频已被秘密杀害。
当时丁玲分娩不久，孩子才4个月大，沈从文找徐志摩帮忙，但因徐和陆小曼结婚，家中停止给他寄钱，无力帮助丁玲。最后徐志摩出面，找邵洵美借了1000元，交给沈从文。
1931年3月，沈从文与丁玲假扮夫妻，将丁玲的孩子送回老家，交丁母抚养，为帮助丁玲，沈从文丢了武汉大学的工作。
1933年5月，丁玲在租界被秘密逮捕，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胡适都曾参与营救，罗曼·罗兰等世界著名作家亦给予声援，沈从文也写了《记丁玲》，长达10万字，不仅比《记胡也频》(3万字)长，而且也比《边城》(6万字)长。
《记丁玲》对营救丁玲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沈从文想和“左联”划清界限，他几次回湖南，均未去看丁玲母亲。冯雪峰曾想保释丁玲，由“左联”筹钱，请沈从文出面，但沈从文坚决不肯。
脱离国民党软禁后，丁玲成为第一个投向延安的名作家。丁玲在困难中帮过沈从文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丁玲知名度蹿升，但在此前后，丁玲与沈从文的交往基本正常。1949年初，沈从文陷入第一次精神危机，一是因北大学生翻出郭沫若的旧文，说沈从文是“桃红色的”反动文艺，二是沈从文怕张兆和离他而去。
早在1936年(与张兆和结婚不到3年)，沈从文便与高青子发生婚外恋，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沈与高维持了近十年来往。
了解沈从文的苦闷后，丁玲劝慰道：“不要再疑神疑
鬼，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的头上。你一样可以写你的文章。”还给了他200元钱。
1955年，沈从文对历史博物馆工作不满，觉得“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再度写信向丁玲求助，当时丁玲正受批判，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调沈到故宫去工作，但沈后来没去。一场恩怨至死未解
1979年8月中旬，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拜访丁玲，给了她港版《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丁玲刚开始没打算看，可一看便怒不可遏，据统计，她在书上前后标注了127处。
为什么丁玲如此愤怒？对此说法纷纭，但丁玲受挫折的恋父情结可能是一个原因。丁玲幼年丧父，靠顽强的母亲一手带大，这形成了她自强、独立的性格，但在她内心中，对父爱始终有一份特别的期待。
在当时的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多是冷酷、残忍、专制和麻木的，而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中的父亲都充满人性光辉，但他们却无力改变主人公的命运，这与丁玲当时处境不谋而合。
丁玲因冯雪峰的成熟、宽容、坚强而爱上他，因为他最符合丁玲对父亲的想象。爱情失败后，丁玲后两段婚姻都嫁给了温柔、忠诚的“小男人”，她将深藏的“对父爱的想象”投射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中，这是她走向革命的心理因素。
在历尽苦难之后，丁玲对人事沧桑已相当豁达，但对“革命”情有独钟，她无法忍受任何人居高临下地批判革命、嘲讽革命，这或者就是她无法接受沈从文《记丁玲》的根本原因。
对于丁玲的指责，沈从文亦怀恨在心，后丁玲曾请沈从文一起吃饭，沈躲开了，他说：“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
1986年，丁玲辞世，1988年，沈从文也乘鹤而去，两位老人的恩怨，至死也没解开。
